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樊崇义 徐歌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异同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18-02-27 01:40:39
作者: 樊崇义   徐歌旋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既有异又有同,“同”可借鉴,“异”可反思。两者都为保障快速审判权而兴起、设立,都是被害人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实施前提都是被告人自愿,量刑决定权主体都是法院。所不同的是:后者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前者不可;后者可以商榷罪名,前者不可;后者对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心态进行了明确区分,前者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后者有明显的合同效力,前者不具有。通过比较,可以对我国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得出七点启发:保障快速审判权不能以贬损基本诉权为代价;应根据不同动机区别对待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不得强迫任何人认罪认罚;在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法院对是否从宽拥有决定权;证明标准不可降低,但质证程序可适当简略;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态度的不同应在从宽幅度上有所体现;检察机关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的效力作充分说明,不可剥夺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和上诉权。

   【中文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辩诉交易;审判中心主义;快速审判权;证明标准

   【全文】

   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正式明确在北京、天津、上海、郑州、西安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相关文献随之大量增加。由于“认罪认罚”与“从宽”之间存在某种“对价”意味,所以很多学者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联系到了一起,但并未对此展开深人论述。[1]笔者认为,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之“异”能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运行边界,归纳二者之“同”能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提供理念上或操作技术上的启发。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相同点


   1.保障被告人的快速审判权是相同目的得到快速、及时的审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悬而未决的等待会“给犯人带来无益而残酷的折磨”[2],而快速审判符合司法认知规律且有助于增强刑罚的警戒作用。正如波斯纳所说,“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能无视代价”[3],司法机关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不可能也不应当像自然科学研究者那样为了探索真相而皓首穷经,因为即使司法系统等得起,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社会也耗不起。刑事审判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给被害人、被告人和社会一个明确的结果。被害人渴求救济和心灵安抚,被告人渴求“尘埃落定”的宣判,社会公众渴求对恶行予以及时惩戒,推迟刑罚“造成的印象不像是惩罚,更像是表演”[4]。但问题是,如何在案件多、司法资源少的情况下保证快速审判权的实现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辩诉交易制度应运而生。通过辩诉交易,被告人可以避免因案件调查而必须接受额外的对人身自由予以限制的审前程序,也可以避免等待审判结果的焦虑和不确定性。[5]与美国实施辩诉交易制度的背景相似,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也面临巨大的案件压力。根据2007—2016年《中国法律年鉴》,2006—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收件数、积案数都大幅增长,2011—2015年增速尤其显著。在案件增加迅速、司法资源又相对紧张的形势下,如何提升司法效率、保证被追诉人的快速审判权,已成为必须回应的问题。这就是今天为何要强调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被害人利益表达制度化是相同缘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谈及刑事司法,很多学者的反应都是如何保护被告人,却忘了在绝大多数犯罪案件中(除了那些没有直接被害人的犯罪案件)必然存在犯罪人、被害人及其相互关系,忽视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必然忽略很多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因素。[6]随着西方刑罚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理论界开始重新审视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地位。[7]从形成过程来看,辩诉交易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都是被害人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就辩诉交易制度而言,在制度发展之初,被害人之所以愿意接受辩诉交易至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经济方面,通常情况下被害人必须承担比较昂贵的作证费用,尽管法院在案结后会支付这些费用,但对于很多被害人来说,短期内承担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压力;二是时间方面,即使庭审本身耗时不长,往返法院也耗时较多,被害人因此要承担额外的误工成本;三是如果不接受辩诉交易,被害人就要承受很大的败诉风险。[8]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是如此,该制度表面看来是自上而下的刑事政策改革的结果,实际上是国家对民情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吸纳。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定了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但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还是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公诉案件中被害人除了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地位几乎等同于证人。为了满足被害人利益表达的需求,刑事和解制度逐渐兴起。认罪认罚从宽作为总领刑事和解等刑事程序的制度,自然而然地吸纳了刑事和解程序的合理性,关注被害人的利益诉求。

   3.实施前提都是被告人自愿

   被告人自愿原则被视为辩诉交易的“帝王条款”“合法性源泉”,防范辩诉交易中国家权力滥用的根本性条款,公正、平等地进行辩诉交易的前提和基础。[9]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下文中的《刑事诉讼法》均指该法)50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该条位于《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对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都有约束力,认罪认罚从觅制度也不例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第1条从正面强调了自愿性原则,第2条从反面罗列了因不具有自愿性而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情形。据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既不能通过暴力、威胁、欺骗等方式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也不能通过不认罪认罚就从严的方式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

   4.量刑决定权主体都是法院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中,法院对是否接受控辩双方关于罪名的协商以及如何量刑拥有最终决定权,法官对接受还是拒绝辩诉双方提交的答辩协议拥有决定权:如果接受,就应当通知被告人其协议中商定的处置意见将在判决和量刑中予以体现;如果拒绝,则应当通知辩诉双方其协议被拒绝并将此情况记录在案。[10]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中的相关表述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认罪认罚是否从宽由法院决定,这既是对我国《宪法》126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尊重,也是对目前“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理念的贯彻。人民法院是我国唯一拥有审判权的国家机关,定罪量刑是审判权的组成部分,因此,是否从宽的决定主体只能是人民法院,其他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干涉人民法院的量刑工作。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明显差异


   1.证明标准能否降低不同

   2002年“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11]引起轩然大波,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笔者对司法机关敢于尝试通过妥协来解决疑难案件的勇气和智慧表示欣赏,但仍然认为,辩诉交易制度不适合我国现实情况。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体制转型尚未彻底完成,政治体制尚不完善,腐败现象仍然多发,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度仍有待提升的情势下,辩诉交易制度所采用的“合意真实”规则是明显不合时宜的。域外辩诉交易中关于“事实”的交易,会给我国社会公众带来“以钱买刑”“司法不公”等负面感受,从而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12]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能够发展壮大,并不代表其关于“事实”的妥协在我国也能收效良好。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侦查终结、审查起诉、审理宣判等都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但司法实践中还是出现了个别虚置法律条文并最终酿成冤假错案的现象,以致“亡者归来”“真凶再现”时,司法机关在民意面前显得非常被动。在此背景下,如果还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就等于认可“认罪从轻”的错误做法。[13]从实践应用的角度看,降低证明标准固然有助于缓解公检法机关的办案压力,但有违追求真实的司法精神,一旦证明标准降低,必将撼动我国刑事司法的正当性。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案件都需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该法虽对和解程序未作明确规定,但根据该法6条的统领性规定以及第168条、第195条的规定,可以认为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任何有罪案件,包括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均需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2.罪名定性可否商榷不同

   在美国,辩诉交易包括控罪交易和判刑交易,在控罪交易中,检察官可以撤销起诉书记载的多项罪状中的一项或多项,控罪和判刑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同时进行。[14]在对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展开讨论之前,需要先介绍国内外立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的不同。罪刑法定在拉丁文中的表述是nulluam crimen,nulla poena sine lege,据此,很多国家的立法只从消极的方面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譬如,日本《宪法》第31条规定:“任何人,如果不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其生命或者自由不被剥夺、或者不被科处其他的刑罚。”德国、法国、韩国的立法中也有类似规定。与此不同,我国高度重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消极、积极两方面内容。我国《刑法》3条除了规定罪刑法定的消极内涵,还格外强调“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换言之,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应当判处什么样的刑罚,都必须严格遵循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即使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或者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精神,也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范围之内。“宽不是要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15]

   强调罪刑法定原则的积极内涵还是消极内涵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区别,实则不然。从消极内涵来看,罪刑法定原则的功能是去罪化,旨在防止国家在欠缺法律根据时刑罚擅断、任意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其服务于刑法的自由保障功能。从积极内涵来看,罪刑法定原则强调刑法惩罚犯罪的积极扩张功能,强调必须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来惩罚犯罪,是对国家本位思想的强化。[16]可见,罪刑法定原则的积极内涵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罪名进行商榷的余地,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至少在理论上是不能像美国那样秉持实用主义原则来商榷罪名的。至于罪名交易会不会随着人们对“罪刑法定”含义理解的变化而合法化,只能交给时间回答。

   3.从宽标准是否明确不同

域外辩诉交易制度对认罪认罚的时间点和内容、认罪态度对定罪量刑的影响,都有明确规定。譬如,英国实行逐级折扣制度,通过区分认罪时间对量刑折扣力度的影响来督促那些明知自己有罪的被告人及早作出有罪答辩,从而节省司法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8567.html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