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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许瑞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宪法界限

更新时间:2020-03-29 00:37:44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许瑞超  

   内容提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与保障人权、体现国家保护义务等宪法意义。同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与个人罪责原则相冲突,自愿性保护不足等问题。为此有必要把人权保障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宪性控制的基础,并将法治原则作为自愿性的判断标准,从而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在保障辩护权、知情权的基础上进行。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人民检察院的协商过程中,应确保协商双方的对等性、协商程序的正当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展开,应符合宪法关于法检公三机关相互制约原则,合理协调法检公三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不同功能。

   关 键 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宪法界限/人权保障/法治原则

   作者简介: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瑞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关系到宪法上法检公三机关的功能分配与相互关系。因此,有必要追溯到制度设计的本源,回归到宪法原则与立场,从宪法精神和具体制度出发,以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宪法基础。本文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宪法意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宪性控制的必要性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宪性控制等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制度设计与运行中的宪法问题。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宪法意义

   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公诉。由于司法资源有限,国家仅能用有限的手段来追诉犯罪。因此,无论是从比例原则还是以诉讼经济的考虑出发,国家对于犯罪的追诉不可能使用完全相当的追诉方式,不同犯罪的追诉方式应加以区别。①基于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应运而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是缓解诉累,从而优化司法资源,避免刑事司法制度的僵化。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升为具体的法律制度,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从宪法角度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如下宪法意义:

   (一)具有秩序维护与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

   就人权保障而言,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可以获得从宽的实体效果,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给诉讼结构带来新的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成为量刑程序的共同参与者。为此,刑事诉讼法在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时,也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程序性权利。比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侦查环节中,犯罪嫌疑人应被告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并决定是否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从而影响后续诉讼过程的展开。在提起公诉环节,犯罪嫌疑人可以就认罪问题与人民检察院展开协商,从而决定是否接受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及是否适用简易、速裁程序。在审判环节,被告人除了可以通过认罪认罚获得从宽的裁判结果外,人民法院也必须对认罪认罚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以保障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实现。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认罪认罚制度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体权利的保护,体现协商性司法、司法宽容等理念。

   就司法资源优化方面来看,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速裁程序等刑事制度的导向下,司法程序的正义与效率得以进一步细化。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不仅可以从宽处理,还可以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之一。由此可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集实体权利保障和诉讼程序优化的综合性法律制度,为刑事实体处理和刑事程序适用之间的优化衔接搭建了桥梁。在某种程度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刑事速裁程序改革,都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价值取向。与此同时,基于检察院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协商合致以适用速裁程序的司法资源优化方法,不仅可以提高司法效率,减少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保持法安定性,使司法资源更加优化,有利于法律秩序的统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实体层面,即认罪认罚可以减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罚,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二是程序层面,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基础上,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等得以适用,是司法资源得以优化配置的体现。此外,以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作为速裁程序的条件,也体现了国家的人道主义关怀。

   (二)宪法利益平衡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化

   从刑事实体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来看,刑事诉讼法有关国家刑罚权的规定是实体刑法刑罚体系得以实现的保障。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也在于实现一个依照实体刑法刑罚权体系的正确裁判。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刑法的原则和罪刑体系为基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刑法的罪责体系提出了指导性的处理意见,如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于认罪认罚从宽的条件、程序、罪责结果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二是对刑法较为原则性的规定加以明确,如对《刑法》第5条对罪责刑相适应的规定进行分殊化处理。在此,若以宪法的利益衡量为考察基准,刑事诉讼法细化刑法量刑体系的正当化前提,在于国家利用认罪认罚的目的及其所获致的利益,必须高于因此对被告人所造成的不利益。③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运行来看,宪法利益平衡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化体现在:

   首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针对的是司法机关办案压力大增的严峻形势,在现有司法资源难以负荷的背景下提出的,有改革的必要性。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并保障被告权利的双重取向,蕴含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理念。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其社会危险性就会明显降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予逮捕或变更强制措施的概率将会增大,公民人身自由被限制或者剥夺的可能性减少,具有宪法上正当化事由。再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会加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额外的不利益,不涉及基本权利过度限制的问题。最后,就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层面来看,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确保刑罚的轻重与被告人所犯罪行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情况下,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情形做了细化规定,手段和目的之间具有均衡性,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均衡性,在实体层面体现在被告人被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在程序上体现在强制措施的变更、诉讼程序的从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又体现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的,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利益平衡。

   (三)国家保护义务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化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而言,刑事诉讼法是宪法的施行法和测震器,在合宪法秩序下,刑事诉讼法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宪章”。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际上包含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保障,是国家保护义务的具体实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刑事实体、刑事程序的展开都具有一定的导向和调节的功能:就刑事实体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形式,减轻了被告人的刑罚;就刑事诉讼程序的展开来看,也改变了以往既定的刑事程序,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量刑程序的参与等。在基本权利的最高价值决定与价值辐射下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补充了刑法规定,并赋予被告人对话协商的程序性权利。

   在诉讼当事人与法检公的关系纬度,宪法赋予个人的诉讼权利、辩护权等体现国家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积极保护的义务。在某种程度上,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赋予了宪法权利保护的内容和逻辑结构。⑥《宪法》第130条规定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同样也有权获得保护。《刑事诉讼法》第173条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确保其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自愿认罪认罚。这规定中所使用的词是“应当”,简而言之就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必须听取值班律师或者辩护人的意见,实际上是《宪法》第130条中规定的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具体化。另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被告人个案处境,赋予被告人对实体权利、诉讼程序充分的处分权与选择权,符合国家保护义务对基本权利具体化的要求。

  

   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宪性控制的必要性

   基于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宪法基本原则及其价值对法律秩序具有辐射效力,立法者须将宪法规范的具体内涵导入到法律的形成过程中,实现立法者的立法具体化义务。在宪法的影响下,刑事诉讼法演化出了诉权妥善保护、正当法律程序、辩护权及司法公正等宪法性原则。⑦这构成了刑事诉讼程序宪法化的基础。此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宪性控制还需结合具体的法律事由和个案情境来展开,阐明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合宪性控制的必要性。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宪性控制的具体事由

   如上所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秩序维护与人权保障、践行宪法利益平衡和体现国家保护义务的宪法意义,但也会面临一些宪法问题:

   第一,基于实质真实主义,人民法院关于犯罪事实与证据的认定,不受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所陈述的事实、证据之拘束,有探明实体真实的义务。⑧个人罪责原则以权利保障为本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就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基于实质真实主义和个人罪责原则,被告人只就人民法院所认定的实体真实的行为承担责任。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中,如过于追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愿认罪,忽视有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的事实基础是实体真实还是形式意义上真实。此外,基于犯罪嫌疑人的自愿认罪,人民检察院可以与犯罪嫌疑人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人民法院也仅就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再追问被告人与人民检察院形成具结书内容的背后事实如何。这些规定一定程度上与国家追诉原则、职权探知主义等形成冲突,有必要进行合宪性控制。

   第二,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问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真实性,是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最基本底线。⑨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要建立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和就指控的犯罪事实接受从宽处罚之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自己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认罪认罚与对于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认罪认罚之间的差异并没有规定。由此可能导致的问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自己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认罪认罚可能会倾向于强调犯罪事实的主观认定,而忽视了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经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之间的联系。从宪法的视角看,如何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应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重点关注的领域。⑩另外,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内涵与外延未有明确的定义;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以及基于认罪认罚的诉讼权利处分、程序选择及具结书内容形成,是否可能存在表意瑕疵与表意瑕疵的类型及其处理等问题,亦未有明确规定。为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宪性,要明确国家在诉讼上的保护义务。

第三,从法检公的关系来看,如果不能正确定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可能影响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如人民法院对认罪认罚具结书的采纳、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弱化等。这当中也蕴含了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冲突协调问题,即在认罪认罚过程当中,协商双方是否能摆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形成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11)事实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具结书的形成和使用本身就缺乏双方协议当中的对等协商。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结书签署的基础在于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和同意量刑建议与程序适用两个要件,犯罪嫌疑人对于认罪的基础、量刑的种类与幅度的选择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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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京)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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