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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跃宁 刘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上诉程序研究

更新时间:2020-11-26 23:18:15
作者: 卫跃宁   刘鎏  

   摘 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上诉程序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上诉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可能基于多种原因,但是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与技术性上诉。为了达到正确定罪量刑的目的,需要对两者进行准确区分并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属于被告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则应当予以保障;而对于技术性上诉,则可对此进行惩罚。在实践中,为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应注意检察院抗诉权的正当行使以及二审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正确适用。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建议设置上诉审查程序、特殊的二审程序,明确量刑从宽幅度、保障被告人知悉权等。

  

  

   認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试点、立法再到全面铺开已经近四年时间,在有效配置资源、及时惩罚犯罪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在制度运行的实践中也衍生出了一些未曾考量的问题,需要从理论层面寻找出路,其中包括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上诉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诉程序的存废之争。其次,由于我国立法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上诉问题并没有特别的规定,因此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也出现了一些争议,例如对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与技术性上诉的正确理解与区分,以及与此相关的检察院抗诉权的行使、二审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等。另外,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上诉程序本身,未来也有进一步完善的需要。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现实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以及未来的完善提供建议,以最终实现刑事效率与公平正义的统一。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诉程序的存与废

  

   有学者认为应当废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二审程序,特别是速裁程序应当采用一审终审制。[1]869-879根据有些调研结果显示,理论界支持一审终审制的比例是相当高的。[2]此外,实务界中也出现了要求一审终审制的倾向性态度。例如,部分地区在签署速裁程序的具结书中明确要求被告人放弃上诉。[3]本文对此持反对意见。

   (一)对废除论的证伪

   当前,支持废除论的观点主要有三,但其论证逻辑均存在较大问题。

   首先,有学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只有小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1]依据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刑事速裁案件的统计数据,郑州市2014年至2016年试点期间共审结3 289案,其中仅10案上诉,上诉率为0.3%;[4]而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整体看,上诉案件仅占3.6%。[5]可以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上诉率极低,尤其是速裁程序。这充分显示了被告人对该制度的极高满意度。但是,极低的上诉率并不意味着被告人完全没有提起上诉的意愿,尤其在认罪认罚后认为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害时。

   其次,有些学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被告人上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对立关系,被告人上诉违背了司法诚信原则。[6]允许被告人上诉,则意味着允许被告人悔罪悔罚。在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认同,对刑事处罚不接受,这是对制度适用前提的违反。[7]这种观点混淆了被告人技术性上诉与正当行使辩护权利上诉的区别。不区分上诉的类型,全部禁止上诉,势必会导致被告人正当的上诉权利受到损害。关于这一点,下文将详细论述。

   最后,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设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最初宗旨就是节约司法资源,可是如果被告人提起上诉,二审的法院与检察院又必须重复投入资源与精力对案件重新进行处理,这不仅无法节省司法资源,甚至存在浪费司法资源的风险。[8]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上诉程序违背了该制度设置的最初宗旨即提高诉讼效率,因此需要予以取消。我们认为这种理由同样无法成立,尽管效率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价值追求,但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同样珍视公正与人权对于刑事诉讼的意义。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效率而牺牲刑事公平与当事人正当诉讼权利显然是不合理的。

   (二)对存续论的证实

   尽管争议颇多,但我们认为留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上诉程序确实具有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尤其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尚不成熟的现阶段,坚持维护上诉程序的正当性尤具意义。

   首先,尽管被告人上诉的比例不高,但是被告人仍然存在上诉的需求。除了被告人为了获得优惠利益违心认罪认罚外,司法机关也可能存在威胁、引诱被告人等情况,这可能致使不应有罪之人被迫认罪,极大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被告人提起上诉绝大部分是因为其主观预期与一审认罪认罚的判决存在偏差,因此,被告人希望通过二审再次审查其判决,这本身也应当受到法律保障。所以,保留上诉程序具有现实需求,也是合理的。

   其次,诉讼效率并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唯一宗旨,应当在秉承司法公正理念的基础上追求诉讼效率,促使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的平衡。一方面,通过上诉,可使得二审法院对案件再次進行审查,再设置一道防错机制;另一方面,从程序正义来说,通过二审也可以减轻被告人由于其自身期望与一审判决不一致而给其带来的一审判决不公正的心理,以“看得见的方式”使被告人真诚接受判决的正当性,即便该判决对其不利。

   最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诉程序也是确保被告人获得合法救济的重要途径。“凡权利皆应有救济”,因此确保被告人获得有效的救济渠道是十分重要的。考虑到我国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仍然处于进一步完善的阶段,因此,更有必要继续保持被告人重要的合法救济途径即上诉程序。具体而言,这些救济包括:其一,对被告人非自愿认罪认罚的救济。由于我国控辩双方的力量具有较大的悬殊,法律援助长期无法落实到位,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对口供的依赖程度较高的现实状况,无法保证被告人认罪认罚是出于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一旦被告人作出认罪认罚的决定,就意味着被告人彻底丧失了无罪判决的可能性,无论最终如何从宽处罚,都势必会给被告人带来人身自由或财产权利的减损。其二,对被告人基于认识错误而作出认罪认罚的救济。由于我国辩护权对司法权的有效介入程度不高,律师在认罪认罚中发挥的作用有限,被告人知悉权难以得到保障,控辩双方在信息的获取和认知上存在较大的不对等性,很可能导致被告人错误选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提供的优惠利益,而放弃为自己进行进一步从轻、减轻甚至无罪辩护的权利。其三,对被告人正常的合理期待的救济。保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上诉程序可以再次审查被告人所期望的处罚,从而最终达到息讼服判的法律效果。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告人上诉的类型化界定及区别化对待

  

   在实践中,被追诉人多在获得认罪认罚从宽的一审判决后自愿接受惩罚,不再提起上诉,这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执行中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如上文所述,尽管被告人的上诉率不高,在一些案件中,被告人确实存在着上诉的愿望和需求。从表面看,被告人上诉的理由千差万别,但是总体而言,被告人上诉只存在两种类型: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与技术性上诉。对被告人上诉进行类型化区分在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司法机关正确理解与处理案件的前提。

   (一)被告人上诉的理由

   被告人上诉的理由主要包括不认同罪名、不认同量刑。具体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实证角度看,上诉理由包括:[9]第一,以不承认犯罪为由提起上诉。被告人虽然一审程序中同意认罪认罚,在一审后仍然以自己不构成犯罪而提起上诉的情况。第二,以对罪名有异议为由提起上诉。由于我国不能协商罪名,因此容易出现被告人对罪名有异议的情况。比如被告人由于法律专业知识不健全,或者由于主观意图的倾向性,在签署具结书后认为其所犯罪名并非具结书罪名。第三,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可能提出新的量刑证据或理由,又或者仅认为量刑过重并没有相应的证据和理由,从而提起上诉。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享受从宽处罚的优惠利益,因此,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是最普遍的情况。考虑到我国目前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量刑并不明确,这很容易导致被告人对量刑结果持更高的预期,一旦最终判决结果没有达到其预期,被告人很可能会提起上诉,希望二审法院重新审查其量刑问题。第四,原审未使用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例如未采纳检察院的缓刑建议。通常情况下,量刑建议可以认为是检察院对被告人的一种允诺,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0条的规定,法院认为量刑建议不适当的时候,可以不予采纳。这就可能导致被告人先前的预期落空,引起被告人不满,因此,被告人希望通过二审使法院能够考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以上的上诉理由大致囊括了实践中被告人上诉的基本情况。

   (二)被告人上诉的类型

   从表面看,被告人上诉的理由包括以上几种情况。但是深入来看,被告人上诉只存在以下两种类型: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与技术性上诉。

   1.被告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

   除了下文论述的技术性上诉外,被告人的其他上诉应都属于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方式之一。此处本文对被告人正当行使辩护权利的上诉作进一步区分,便于在实践中探明被告人真实的上诉意图,从而正确区分技术性上诉。

   (1)被告人认为其非自愿作出认罪认罚

   被告人应当具有自主选择的独立意识,如果在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认为其不是基于自由意志作出认罪认罚的决定,那么很可能会提起上诉。造成被告人认为其认罪认罚为非自愿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首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天然与被告人自愿性存在着矛盾的关系。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就会享受量刑从宽的优惠利益。被告人不选择认罪认罚就不会享受量刑从宽的优惠。[10]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从宽的优惠利益是一种激励机制。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看,不从宽处罚则是一种胁迫机制。因此,一旦从宽处罚并未达到被告人的预期,那么被告人就更倾向于认为其是出于胁迫或欺骗而作出认罪认罚的决定。

其次,从我国整个刑事诉讼实践来看,造成自愿性保障不足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过于依赖口供。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仍然呈现出口供中心主义的特点,80%的案件依赖口供。[11]尤其是侦查机关善于以供找证。[12]为了获得口供,监察、公安司法机关存在强迫供述和刑讯逼供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律师辩护制度并不健全。从理论上,控辩审的结构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的公平与正义。[13]但是由于被告人无法获得律师有效的帮助或辩护,可能导致辩方地位偏弱,影响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不健全表现为:第一,律师权利在侦查阶段就被限制。一方面,律师不能侦查讯问期间在场,而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时更是禁止律师介入;另一方面,律师在侦查阶段未被赋予阅卷权。因此,在侦查阶段,律师的作用会被限制,倘若出现威胁、引诱或者刑讯逼供的情况,被追诉人很难维护自身的权利,并且由于律师在侦查阶段无阅卷权,无法掌握真实案件情况,很难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第二,辩护律师参与度不高,并且值班律师制度并不完善。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参与的程度不高,多数情况下,一般仅是值班律师参与。尽管《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31条、第39条要求在作出认罪认罚从宽判决时,法院需要审核值班律师与检察院的沟通情况并要求值班律师见证具结书签署。但是,由于我国值班律师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经济性刺激也不足,值班律师权利形式化,从而导致值班律师呈现出见证人化的趋势。在实践中,值班律师有时成为办案机关的合作者,甚至充当办案机关的“说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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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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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2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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