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实践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由苏联提出并在冷战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施行的一种世界性创作和批评方法。这一理论方案的提出，有一个明确的历史动因，即伴随苏维埃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无产阶级文学”开始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性左翼文学实践的起点和动因。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方案与现实主义文学实践的综合性构想，事实上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理论直接进入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在1932年提出、1934年由苏联作家协会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之前，有关“革命文学”、“新写实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等提法中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基本内容，只不过“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做了更明确和具体的界定，并将之作为全苏作家必须遵循的最高原则[1]。1933年周扬首先把这一创作方法介绍到中国，毛泽东、周扬、冯雪峰、胡风等重要文艺理论家在他们的阐释实践中，对之做了不同程度的推进和发挥[2]。到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原则”[3]，为中国作家普遍遵循和实践。1950-1960年代中国出现的重要文学作品，大都笼罩在这一创作与批评方法的影响之下，被誉为当代文学八大经典的“三红一创，山青保林”[4]，也被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

　　 在这些经典作品中，柳青的《创业史》往往被认为是最成功地实践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之一。《创业史》第一部于1959年在《延河》杂志刊出（初名《稻地风波》），继而在《收获》杂志重刊，196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很快即引起评论界的高度关注。1963年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在列举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成果时，将其排在第一位，路遥因此称之为当时文学的“领跑者”[4]。从小说文本与创作理论的关系来看，柳青的《创业史》也确可说是更吻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构想的作品。它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的形象，在人物的“典型性”和叙事的“史诗性”等方面，也比稍早赵树理、周立波等的创作达到了更成熟境界[5]。这部作品的典范性，使其可以成为探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转换与实践的一个代表性个案。如果说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诸多讨论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理论方案”（即创作批评和文学理论原则），那么柳青和《创业史》的更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一个作家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完成的文学创作。它将理论界长期争论和倡导的议题具体地实践于文学文本的构建与书写中，一方面与理论家（如毛泽东、周扬、冯雪峰等）构成或隐或显的对话关系，同时又以文学的方式对这一理论方案作了创造性的具体呈现。在理论与实践、批评与创作、理念与文本等之间，柳青和他的《创业史》都具有格外值得重视的意义。

　　 《创业史》是柳青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生活14年，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解而力图“全景性”地呈现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史诗”。这是一部内在地包含着“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乌托邦远景与社会现实、普遍性的现代化诉求与独特性的中国经验等一系列二元分裂与融合的小说。这既源自小说所借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内在二元性，也是作家柳青综合政治与文学、社会实践与文化想象、社会主义普遍性与国家政治的民族性等互动、冲突而进行创造性融合的产物。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创业史》不仅是中国当代同类小说中的佼佼者，也表现出了与苏联作家如高尔基、肖洛霍夫等相关作品不同的创作特点。柳青是1940-1970年代少有的具有世界视野（对英语文学和俄国文学的了解）、自觉的理论眼光（超越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而创造一种融汇政治、文学与历史叙述的创作方法）和长期创作实践摸索（从《种谷记》、《铜墙铁壁》、《皇甫村三年》、《狠透铁》到《创业史》）的成熟作家。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创业史》，并非对当时社会运动和国家政策的简单附庸之作，而在如何理解作家的位置、政治构想与文学实践的关系，特别是文学叙事的具体方法等方面，都做了许多独创性的探索，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创作方法的中国化实践。

　　 但这种文学探索的历史意义和成败经验没有得到很好的学理性探讨，往往被政治（理论）与文学（创作）的二元对立研究框架所消解。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般研究和评价，往往强调其政治性或二元性，即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政治观念与文学实践、历史远景与现实问题之间的矛盾性张力。其典型如佛克玛和易布斯，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一种“折衷主义方案”，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观察者”与“教育者或宣传家”之间两面摇摆而缺少确定性[7]。但事实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包含了马克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融合，其二元性并非必然是分裂的，而可以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达到一种“总体性”的统一。这里并非要去肯定作为一种官方教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具体说法，而是强调，从理论层面上探讨这一文学方案的历史构成性，与从实践层面上探讨这一方案的成败经验，需要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辩证法的内部逻辑中加以分析。在这一意义上，重新探讨《创业史》的创作实践、具体的文本构成及其文学叙事形式，不仅对于讨论作家柳青与50-60年代当代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实践）是必要的课题，也可更深入地触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构想和文学实践所包含的内在问题及可能蕴含的历史经验。

书写“社会主义革命”

　　 作为一部表现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创业史》在主题的设定上有其独特之处。它并不像此前的《三里湾》（赵树理，1955）、《山乡巨变》（周立波，1958-1960）那样，就事论事地描述运动的展开过程，也不像此后的《艳阳天》（浩然，1963）、《金光大道》（浩然，1972）那样，突出“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性。柳青在多次论及小说主题时，反复强调他要表现的是“社会主义革命”。1963年在与严家炎论辩的文章《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他如此概括：“《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8]。在小说第一部单行本的出版说明中，他这样写：“《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着重表现这一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9]。在文革后期的几次座谈中，他反复说明“我写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 [10]。

　　 1、主题的政治元叙事

　　 《创业史》从“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来理解和表现农村合作化运动，意味着柳青不仅仅将农村合作化运动视为一场经济运动，即如赵树理的《三里湾》那样从经济、技术、管理的社会化角度强调合作化的必要性，也不仅仅将其视为一场社会运动，即如《山乡巨变》或《艳阳天》那样强调阶级群体的关系变动和矛盾冲突，而更强调其同时作为一场文化运动（革命）的意义，更注重人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它将经济、社会和文化这三个层面融合起来，试图表现的是“这个制度的新生活”，一种新的“世界”形态。梁生宝带领蛤蟆滩的村民们走合作化道路，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场经济运动或社会运动，而被柳青更自觉地看作是一个创造“新世界”的过程。

　　 在这一点上，蛤蟆滩的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的斗争与转变过程，具有了“世界史”意义，因为它逼近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核心理论命题。小说对这场运动的描述，也因此具有了“政治元叙事”的高度。它不是对国家政策的简单转述，也不是对社会变动的旁观写照，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命题出发，用文学形式来书写和论证这场运动的合法性、动力形态和可能的展开过程。

　　 “政治元叙事”的基本含义在于，它提供的是对基本政治理论命题的创造性阐释。尽管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对于为何发动农村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做过具体的理论和政策表述，如《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编者按》等，但应该说，这些论述并非确定的政策解说，更不用说提供具体的实践方案，而是一种基本理念和政策的导向性要求。在这一意义上，合作化运动的发动始终包含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过程[11]。当文学家对这一社会运动做出历史描述时，并非仅仅作为“转述文学”，从政策-文本解说-批评阐释形成一个“封闭的语意大循环”[12]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而包含了不同的政治化叙事的态度和策略。相比而言，柳青的《创业史》更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元理论命题出发来组织小说叙事，比如“写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13]，比如“公有制战胜私有制”，比如“新旧事物的斗争”等。

　　 柳青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界定，总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格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集体与个人、新与旧）描述其内涵。事实上，在1950-1970年代的冷战格局中，“社会主义”一方面作为最大的能指而存在，另一方面其内涵又常常缺少更明确的理论阐释。可以说，这个时期诸种政治批判运动特别是“文革”的发生，都表明“社会主义”内涵的不确定性及其始终处在建构过程中的特性。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解，源自斯大林的一些规定性论述，不过正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尤其是以中苏理论大论战的形式，形成了更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述与实践。因此，与其说“社会主义”是确定的范例或方案，不如说它更主要是一个探索性的理论和社会实践过程，其理论性内涵总是需要同时从社会实践的层面加以把握。柳青事实上是以小说叙事的方式，参与到相关的理论实践过程中。在这样的意义上，《创业史》正是透过作家的想象性书写，在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农村社会的合作化运动实践、乡村社会“公”的传统和乌托邦愿景的不断角力过程中呈现其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解。

　　 具体到《创业史》的写作，由于这是与国家建构同步展开的文学实践过程，因此柳青始终需要面临着国家政策与文学书写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曾这样写道：“由于写作上的需要，我对党的方针、政策总是努力体会的。有些是我很容易理解的，我就很愉快地把它体现在我的工作中。有些是我很难理解的，我不轻易写文章、发表意见或随便谈论。到了后来，实践表明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党就改变了这些方针、政策；实践表明是自己水平低，长期住在一个地方，观察问题有局限性，我就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水平”[14]。这既是柳青作为一个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表态，也可以说是他写作《创业史》这一文学作品的基本态度。但实际上，关于“政策”和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关系，柳青有着远为复杂的理解。

合作化运动在中国的展开并非一种纯粹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它是在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的具体语境和地缘政治场域中展开的，也是新国家完成“现代化”任务的重要环节。所谓“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15]，内在地包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工业化体系的配备以及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重构等历史要求。因此，小说文本如何处理村庄与国家、农民愿景与国家制约、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等关系，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书写的重要内容。《创业史》的文学叙事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对当时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解说，而包含了既呼应又偏离的特殊内涵。柳青从“政治元叙事”的高度来表现这场社会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