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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丁玲的逻辑

更新时间:2015-05-15 01:26:39
作者: 贺桂梅  

   一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经典作家中,丁玲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与“革命”相始终的历史人物。这不仅指作家活跃程度和创作时间之长,也指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了一种信念式的执著。从初登文坛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流放者归来 ”的八十年代,丁玲一生三起三落,都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及其文艺体制的曲折历史过程关联在一起。革命成就了她,革命也磨砺了她。丁玲生命中的荣衰毁誉,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不分彼此、紧密纠缠。

   在她青春犹在的革命辉煌时代,她是革命的迷人化身。在她的晚年,革命衰落的年代,她是革命漫画式刻板面孔的化身。其一生,可以说活生生地演示出二十世纪中国不同的革命形态。一九〇九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第二年,丁玲随湖湘 “新女性 ”的母亲一同入读新式女校:三十一岁的母亲读预科,五岁的丁玲读幼稚班。那应是她革命生涯的开端。

   一九八四年,八十岁高龄的丁玲雄心勃勃地创办了 “新时期 ”第一份 “民办公助 ”刊物《中国》。很多人对这一举动表示不解。李锐说:“总觉得像办刊物这样繁重的工作,绝不是一个八十老妪能够担当的了。”丁玲生命的最后两年,也耗尽在这份新式刊物上。其间的七十七年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无政府主义革命的 “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 ”而走向革命政党的 “螺丝钉 ”,从延安边区的明星作家、新政权文艺机构的核心组建者、新中国的文艺官员和多次政治批判运动中的受难者,到 “新时期 ”不合时宜的 “老左派 ”作家,丁玲不只用手中的笔,更用她的生命书写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将二十世纪称为“短促的”、“革命的”世纪。他的纪年法主要以欧洲为依据,这个世纪只有七十七年。事实上,中国革命的历史比霍布斯鲍姆所论述的要更长、更广阔、更深刻,也更复杂,以至于费正清说,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形态,在现代中国都发生了。而丁玲,是(这些)革命的一个活的化身: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

   二

   如何评价丁玲这样一个作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存在,不仅是文学史的核心问题,无疑也是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的难题。

   一般研究著作,主要关注丁玲作为 “文学家 ”的一面。但是,仅仅从文学家的角度去理解丁玲,便会忽略她生命中许多更重要的时刻。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秘密囚禁的三年,是丁玲一生最幽暗的时段。一个风头正健的革命女作家的人间蒸发,曾使鲁迅慨叹 “可怜无女耀高丘 ”,更是此后丁玲革命生涯最重要的历史 “污点”,最要说清又难以说清的暧昧岁月。晚年丁玲曾以“魍魉世界”为题,记录这段历史。鬼魅一般的影子生存,对于一生以 “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和决绝投身革命之光的丁玲,是多么不堪的记忆,恐怕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吧。

   一九四三年,是丁玲一生中 “最难挨的一年 ”。她因批判性杂文《“三八节 ”有感》和小说《在医院中》,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中被点名批评,因主动检讨和毛泽东的保护,未受大碍。但南京被捕的历史,却使她成为 “抢救运动 ”中的重点审查对象。亲历者描述 “丁玲当时精神负担很重 ”。那“可怕的两个月 ”对她是 “噩梦似的日子 ”, “我已经向党承认我是复兴的特务了 ”(丁玲日记)。虽然不久 “特务 ”问题得到澄清,但这个 “历史的污点 ”此后伴随丁玲一生。“新时期”平反的作家中,丁玲是最晚的一个,仅次于胡风,关键原因就在这 “污点 ”无法在一些革命同志那里过关。一九八四年拿到 “恢复名誉 ”通知的丁玲感慨:“四十年的沉冤终于大白了,这下我可以死了!”

   另一重要时期是一九五八年,丁玲从辉煌的顶点跌落至另一幽谷,她珍惜的一切都被剥夺:政治名誉、文坛位置,特别是共产党员的党籍。她被从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了:“以后,没有人叫你 ‘同志’了。你该怎么想?”五十四岁的丁玲,追随丈夫陈明去往北大荒,像一个传统妇女那样,靠丈夫的工资,在冰天雪地的世界生活了十二年。在脸上刻着 “右派 ”印记的岁月里,丁玲记住的仍旧是许多温馨情义和充满着劳动欢愉的时刻。她后来的北大荒回忆,题名“风雪人间 ”。虽有 “风雪 ”,却还是 “人间 ”的生活。但是,那些文字中留下的被 “文革 ”造反派审讯、暴打和批斗的时刻,一脸血污的 “老不死 ”,无疑也构成了革命历史中最难堪的记忆之一。

   真正的难题,其实不在丁玲那里,而在人们无法理解处于 “新时期 ”的“丁玲的逻辑 ”。

   一九七九年,丁玲回到离开了二十一年的北京。这是王蒙慨叹 “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 ”的时期,是张贤亮从 “灵”到“肉”地书写 “一个唯物论者的启示录 ”的时期,是曾经的 “右派 ”书写 “伤痕 ”、“反思”历史的时期。但是,丁玲却说,她真正要写的作品,并不是记录伤痕的《牛棚小品》,而是歌颂共产党员模范的《杜晚香》。她对 “新时期 ”引领风潮的年青作家发出批评之声,她猛烈抨击三十年代的故交、不革命的沈从文,她与重掌文坛的周扬在许多场合针锋相对,她在 “清除精神污染 ”运动中强调作家是 “政治化了的人 ”,特别是她出访美国,当那些同情她的西方文人们希望听到她讲述自己的受难经历时,丁玲却很有兴味地说起北大荒的养鸡生活 ……所有的这些“不合时宜 ”,使得曾经的 “右派 ”丁玲,在“反思革命 ”的“新时期 ”,又变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 “左派 ”。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无疑也是一部知识分子与革命爱恨(怨)交织的心态史和精神史。亲历者的故事,常常有两种讲法。一种是 “受难史 ”,在压迫 /反抗的关系模式中,将革命体制的挤压、改造、批判和伤害,视为一部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者受难的历史;另一种讲法是 “醒悟史 ”,在革命已不为人们所欲的年代,忘记了曾经的革命热情,而将自己的革命经历描述为一部充满怨恨的屈辱史。“往事并不如烟 ”,可是留下来的,都是 “思痛录 ”,是受伤害被侮辱的记忆。但丁玲是例外。她的故事,无法纳入其中。

   丁玲确实是 “不简单 ”的。与其说她是一个 “活化石 ”,莫如说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她用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全部复杂性。

   三

   为丁玲作传,因此也是困难的。她的一生在荣辱毁誉之间的巨大落差,特别是她在后革命时代的 “不合时宜 ”,使得要讲述她的故事,总是难免捉襟见肘、顾此而失彼。

   同情和热爱她的人,容易把故事讲成 “辩诬史 ”。丁玲是复杂的,因此围绕着她的种种误解和传说,常使熟悉和理解她的人不平。特别是,作为革命体制内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丁玲的后半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写文学作品,而是在写 “申辩书 ”。要告诉人们一个 “真实的丁玲 ”,总是要与复杂的历史人事关系相关的各种谣言、传说、误解和歪曲做斗争,总是难掩难抑辩护之情。但是,如果将丁玲的一生,固执在说明她之 “不是 ”,反而使人无法看清她之所 “是”。

   更重要的是,辩护式写法其实也使写作者停留在丁玲置身的历史关系结构中,而无法超越出来尽量 “客观 ”地描述这个“结构 ”本身,由此重新理解丁玲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二十世纪已然远去,曾经与丁玲爱恨纠葛的当事人和利益格局,今天也大都已成历史。在这样的情境下,客观地描述丁玲的一生,不只具备可能,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知丁玲和二十世纪革命的必要步骤。  

   讲一个完整的丁玲故事,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回到 “丁玲的逻辑”。一九四一年在延安的时候,丁玲写了后来引起无数争议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关于小说的主人公陆萍,丁玲说,这是一个 “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 ”。这固然是在谈小说创作,其实也是丁玲的现身说法。

   丁玲是一个个性和主体性极强的历史人物,对她喜者恶者大都因为此。喜欢者谓之 “光彩照人 ”、“个性十足 ”,不喜欢者谓之 “艺术气质浓厚 ”、“不成熟 ”、“明星意识 ”,批判者谓之 “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 ”、“个人主义 ”……所谓 “丁玲的逻辑 ”,就是她始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面对、认知外在世界,并在行动和实践过程中重新构造自他、主客关系,以形成新的自我。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并不自恋;她有突出的主观诉求,但并不主观主义;她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并不封闭;她人情练达,但并不世故;她的生命历程是开放的,但不失性格的统一性 ……尽管一生大起大落,经历极其复杂,晚年丁玲对自己的评价却是 “依然故我 ”。

   如何理解这种 “丁玲的逻辑 ”,实则构成理解丁玲生命史的关键。

   四

   在尝试以 “丁玲的逻辑 ”完整地描述丁玲生命史的传记作品中,新近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丁玲传》,做出了特别值得称道的努力。

   这本传记的作者李向东和王增如,多年从事丁玲研究,而且成果斐然。他们具备其他研究者所没有的一大优势:王增如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在她身边工作四年,耳濡目染丁玲的风采,并参与采集、整理了许多丁玲的第一手史料。这些史料,有的是对丁玲的录音采访,有的是丁玲的书信、日记与文件,还有一些以前未曾披露或未受到关注的创作手稿。

   与此同时,他们也细致阅读了丁玲的全部作品、丁玲研究的多种史料和学术成果,以及与丁玲相关的文学与历史事件的研究著作。在写作这部传记之前,关于 “丁玲最后的日子 ”、“丁陈反党集团 ”及丁玲办《中国》的过程,他们都有专著出版。特别是二〇〇六年出版的六十万字的《丁玲年谱长编》,综合各种史料,对丁玲的一生做了详细梳理,是目前丁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充分的文献和研究准备基础上,他们写作了这部传记,力图探索丁玲 “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 ”。应当说,《丁玲传》颇为完满地达成了这一诉求。这是目前丁玲传记中,史料最详实、丰富,生平经历梳理清晰、准确,叙述语言生动流畅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评价方式也中肯而平实的一部传记。可以说,它写出了一个 “活生生 ”而又 “完整 ”的丁玲。

   传记掌握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因而对许多此前丁玲生平中模糊不清的人生经历、人际关系和历史事件过程,都做了清晰明确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它体认丁玲的角度,是颇为 “平民化 ”的。书中记录和描述丁玲一生经历的详细过程,既包括人际关系和重要事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行止,以及主要活动场所的历史氛围,从而颇为生动地还原出了某种历史现场感。丁玲当年住在什么地方、居所的格局、吃些什么用些什么等等,都在传记中做了细致的呈现。缺乏对丁玲当年生活的详细勘察,缺少对历史现场中的人物的深入体认,这些日常生活细节恐怕也很难 “还原 ”。这就把丁玲从历史的 “抽象 ”中,拉回到作为一个普通 “人”的生活状态中。

   这部尝试写丁玲 “心路历程 ”的传记,在丁玲所作所为的基础上,更关心她之所以如此作为的 “所思所想 ”与“思想和情感 ”。对于后者,传记作者很少做介入式评价,而主要借助丁玲自己的作品、回忆录、书信和文件等,描述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思想活动。事实上,像丁玲这样极善书写自己内心活动的作家,这样的史料并不难得到,真正需要的,是仔细阅读作品和深入体察丁玲的内心世界。

例一是一九二四年初到北京的丁玲。不体认此时丁玲对已故好友王剑虹的思念,就难以理解她之写出《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内在情绪底蕴。传记将此时丁玲人际交往的基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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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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