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贺桂梅:为什么很多人难以理解革命作家丁玲的逻辑

更新时间:2016-03-07 20:00:44
作者: 贺桂梅  

   一

   在20世纪中国的经典作家中,丁玲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与“革命”相始终的历史人物。这不仅指作家活跃程度和创作时间之长,也指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了一种信念式的执著。从初登文坛的1920年代后期,到“流放者归来”的1980年代,丁玲一生三起三落,都与20世纪中国革命及其文艺体制的曲折历史过程关联在一起。革命成就了她,革命也残酷地磨砺了她。丁玲生命中的荣衰毁誉,与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不分彼此、紧密纠缠。

   在她青春犹在的革命辉煌时代,她是革命的迷人化身。孙犁写道:“在30年代,丁玲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举国若狂的。不只因为她写小说,还因为她献身革命”;在她的晚年,革命衰落的年代,她是革命漫画式刻板面孔的化身。王蒙评价,她一生至死未解“革命”情意结,是一个“并未成功地政治化了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

   丁玲的一生,可以说活生生地演示20世纪中国不同的革命形态。1909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第二年,丁玲随湖湘“新女性”的母亲一同入读新式女校:31岁的母亲读预科,5岁的丁玲读幼稚班。那应是她革命生涯的开端。1984年,80岁高龄的丁玲雄心勃勃地创办了“新时期”第一份“民办公助”刊物《中国》。很多人对这一举动表示不解。李锐说:“总觉得像办刊物这样繁重的工作,绝不是一个八十老妪能够担当的了”。丁玲生命的最后两年,也耗尽在这份新式刊物上。其间的77年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而走向革命政党的“螺丝钉”,从延安边区的明星作家、新政权文艺机构的核心组建者、新中国的文艺官员和多次政治批判运动中的受难者,到“新时期”不合时宜的“老左派”作家,丁玲不止用手中的笔,更用她的生命书写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将20世纪称为“短促的”、“革命的”世纪。他的纪年法主要以欧洲为依据,这个世纪只有77年。事实上,中国革命的历史比霍布斯鲍姆所论述的,要更长、更广阔、更深刻,也更复杂和更酷烈,以至费正清说,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形态,在现代中国都发生了。而丁玲,是(这些)革命的一个活的化身: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

   二

   如何评价丁玲这样一个作家在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不仅是文学史的核心问题,无疑也是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的难题。

   一般研究著作,主要关注丁玲作为“文学家”的一面。人们记住的,是那个在20-30年代上海文坛“挂头牌”的先锋女作家丁玲。在“民国范儿”风靡一时的今天,《良友》杂志上排在“十大新女性”之首的年轻丁玲,成为那个被美化的时髦时代的象征。人们又或者愿意记住的,是那个延安时期的“明星作家”丁玲,一身戎装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由“昨日文小姐”而为“今日武将军”,满足了无数人的传奇想象。而丁玲最辉煌的时期,是她50年代初担当新中国文艺机构首席官员的时候。亲历者这样描述见到丁玲的场面:“先从大门口传来一串朗朗笑声,丁玲来了!只见一大群人簇拥着她,那情境,我毫不夸张,就像迎接一位女王……”(丁宁)。

   但是,仅仅从文学家的角度去理解丁玲,便会忽略她生命中许多更重要的时刻。

   1933至1936年,被国民党秘密囚禁的三年,是丁玲一生最幽暗的时段。一个风头正健的革命女作家的人间蒸发,曾使鲁迅慨叹“可怜无女耀高丘”,更是此后丁玲革命生涯最重要的历史“污点”,最要说清又难以说清的暧昧岁月。晚年丁玲曾以“魍魉世界”为题,记录这段历史。鬼魅一般的影子生存,对于一生以“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和决绝投身革命之光的丁玲,是多么不堪的记忆,恐怕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吧。

   1943年,是丁玲一生中“最难捱的一年”。她因批判性杂文《“三八节”有感》和小说《在医院中》,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被点名批评,因主动检讨和毛泽东的保护,未受大碍。但南京被捕的历史,却使她成为“抢救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亲历者描述,“丁玲当时精神负担很重”。那“可怕的两个月”对她是“恶梦似的日子”,“我已经向党承认我是复兴的特务了”(丁玲日记)。虽然不久“特务”问题得到澄清,但这个“历史的污点”此后伴随丁玲一生。“新时期”平反的作家中,丁玲是最晚的一个,仅次于胡风,关键原因就在这“污点”无法在一些革命同志那里过关。1984年拿到“恢复名誉”通知的丁玲感慨:“40年的沉冤终于大白了,这下我可以死了!”

   另一重要时期是1958年后,丁玲从辉煌的顶点跌落至另一幽谷,她珍惜的一切都被剥夺:政治名誉、文坛位置,特别是共产党员的党籍。她被从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了:“以后,没有人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54岁的丁玲,追随丈夫陈明去往北大荒,像一个传统妇女那样,靠丈夫的工资,在冰天雪地的世界生活了12年。在脸上刻着“右派”金印的岁月里,丁玲记住的仍旧是许多温馨情义和充满着劳动欢愉的时刻。她后来的北大荒回忆,题名“风雪人间”。虽有“风雪”,却还是“人间”的生活。但是,那些文字中留下的被文革造反派审讯、暴打和批斗的时刻,一脸血污的“老不死”,无疑也构成了革命历史中最难堪的记忆之一。

   真正的难题,其实不在丁玲那里,而在人们无法理解处于“新时期”的“丁玲的逻辑”。

   1979年,丁玲回到离开了21年的北京。这是王蒙慨叹“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期,是张贤亮从“灵”到“肉”地书写“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时期,是曾经的“右派”书写“伤痕”、“反思”历史的时期。但是,丁玲却说,她真正要写的作品,并不是记录伤痕的《“牛棚小品”》,而是歌颂共产党员模范的《杜晚香》。她对“新时期”引领风潮的年青作家发出批评之声,她猛烈抨击30年代的故交、不革命的沈从文,她与重掌文坛的周扬在许多场合针锋相对,她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强调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特别是她出访美国,当那些同情她的西方文人们希望听到她讲述自己的受难经历时,丁玲却很有兴味地说起北大荒的养鸡生活……。所有的这些“不合时宜”,使得曾经的“右派”丁玲,在“反思革命”的“新时期”,又变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左派”。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无疑也是一部知识分子与革命爱恨(怨)交织的心态史和精神史。亲历者的故事,常常有两种讲法。一种是“受难史”,在压迫/反抗的关系模式中,将革命体制的挤压、改造、批判和伤害,视为一部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者受难的历史;另一种讲法是“醒悟史”,在革命已不为人们所欲的年代,忘记了曾经的革命热情,而将自己的革命经历描述为一部充满怨恨的屈辱史。“往事并不如烟”,可是留下来的,都是“思痛录”,是受伤害被侮辱的记忆。但丁玲是例外。她的故事无法纳入其中。

   2014年热映电影《黄金时代》的编剧李樯,在访谈中称丁玲是“浓缩了百年中国意识形态的活化石”。在这部萧红传记电影中,丁玲也是怀旧目光中光彩照人的民国文人群中的一个。但那是革命的“风暴”未来之前的“黄金时代”。萧红和丁玲,同为左翼文坛最重要的女作家,在30年代战火中,她们对延安政权一去一留的不同选择,实在意味深长。《黄金时代》的宣传纪录片取名“她认出了风暴”,似乎萧红有历史的先见之明:她预先认出了“风暴”而选择避开,在南方战乱中的小岛寂寞地留下了传世之作。而丁玲则始终“飞蛾扑火”,在“风暴”的最中心燃烧自己,然后历经炼狱而成“活化石”。这是故事的第三种讲法了,是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异化史”。

   丁玲与革命不弃不离的这种紧密关系,也有深思者尝试别样的故事讲法。李陀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力图说明丁玲的“不简单”。他质疑那种“受难史”叙述,认为知识分子接受革命话语并非“仅仅靠政治压力”就可能,而是因为革命话语本身是“一种和西方现代性话语有着密切关系,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正因为这一话语解答现代中国问题的有效性,才使得像丁玲这样的无数知识分子被感召,“心甘情愿”地进入“毛话语体制”,并参与具体实践。因此,革命话语与知识分子之间,并非分离乃至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的历史关系:“如果说毛文体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正是千万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努力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

   经历“新时期”的话语转型之后,指认毛话语的历史失误和压迫性,成为一种新常识。这是“受难史”、“醒悟史”以及“认出风暴”的叙述成为可能的历史前提。但是,如果遗忘了知识分子与革命曾经的共生关系,遗忘了“知识分子都有过浪漫的、充满理想的‘参加革命’的经历……”,那就遗忘了历史的真实。特别是,“即使在他们一生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出卖和被出卖、迫害和被迫害、批判和被批判等尴尬困惑的时刻,许许多多的人仍然坚持毛文体的生产,并且把检讨、批判、迫害都变成毛文体再生产的特定形式”,这些记忆事实上构成了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的焦点问题。它们不应该被忘记,但也不应该在压迫/反抗的后见之明中轻易地遗弃。关键是,如果把知识分子与革命视为两个彼此分离的事物,那就失去了进入复杂纠缠的历史深处的契机,实则是一种后革命时代的金蝉脱壳之术。

   在这样的意义上,丁玲确实是“不简单”的。与其说她是一个“活化石”,莫如说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她用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展示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全部复杂性。

   三

   为丁玲作传,因此也是困难的。她的一生在荣辱毁誉之间的巨大落差,特别是她在后革命时代的“不合时宜”,使得要讲述她的故事,总是难免捉襟见肘、顾此而失彼。

   同情和热爱她的人,容易把故事讲成“辩诬史”。丁玲是复杂的,因此围绕着她的种种误解和传说,常使熟悉和理解她的人不平。特别是,作为革命体制内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丁玲的后半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写文学作品,而是在写“申辩书”。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丁玲”,总是要与复杂的历史人事关系相关的各种谣言、传说、误解和歪曲做斗争,总是难掩难抑辩护之情。但是,如果将丁玲的一生,固执在说明她之“不是”,反而使人无法看清她之所“是”。更重要的是,辩护式写法其实也使写作者停留在丁玲置身的历史关系结构中,而无法超越出来尽量“客观”地描述这个“结构”本身,由此重新理解丁玲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20世纪已然远去,曾经与丁玲爱恨纠葛的当事人和利益格局,今天也大都已成历史。在这样的情境下,客观地描述丁玲的一生,不止具备可能,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知丁玲和20世纪革命的必要步骤。

   讲一个完整的丁玲故事,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回到“丁玲的逻辑”。1941年在延安的时候,丁玲写了后来引起无数争议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关于小说的主人公陆萍,丁玲说,这是一个“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这固然是在谈小说创作,其实也是丁玲的现身说法。

   丁玲是一个个性和主体性极强的历史人物,对她喜者恶者大都因为此。喜欢者谓之“光彩照人”、“个性十足”,不喜欢者谓之“艺术气质浓厚”、“不成熟”、“明星意识”,批判者谓之“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个人主义”……所谓“丁玲的逻辑”,就是她始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面对、认知外在世界,并在行动和实践过程中重新构造自他、主客关系,以形成新的自我。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并不自恋;她有突出的主观诉求,但并不主观主义;她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并不封闭;她人情练达,但并不世故;她的生命历程是开放的,但不失性格的统一性……尽管一生大起大落,经历极其复杂,晚年丁玲对自己的评价却是“依然故我”。

   如何理解这种“丁玲的逻辑”,实则构成理解丁玲生命史的关键。

   四

在尝试以“丁玲的逻辑”完整地描述丁玲生命史的传记作品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763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