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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荣:改革与大众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及其政治后果

更新时间:2018-04-09 19:56:09
作者: 薛小荣  

  

   摘   要: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既是改革的民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改革进程中国家政治控制能力弱化乃至丧失的结果;既是苏联社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爆发的结果,又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刺激下社会过度反应后不满和怨气的情绪宣泄。但是最终社会民主运动发生政治方向变化的关键因素则是苏联政治压力集团的形成。在中央政府不断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后,这些政治压力集团迅速演变成为政治夺权势力。最终,曾经恢宏壮阔、威严肃穆的苏维埃政权在社会民主运动的激情狂欢中轰然倒塌。

   关 键 词:苏联共产党 改革 社会民主运动 知识分子

   作    者:薛小荣,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戈尔巴乔夫改革。

   基金来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党权、军权与政权: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苏军与改革”(2016M590304)。

  

*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丛书

  

   在74年的苏维埃政权史上,以1988年为分水岭,苏联社会民主运动突然爆发并迅速在社会上形成燎原之势,以其前所未有的破坏力量松动和摧毁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社会基础,最终在社会的冷漠中以至上的“人民”之名亲手结束了这一政权。为什么苏联社会民主运动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破坏能力呢?这是因为,从形成背景来看,苏联社会民主运动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的直接结果。从人员构成来看,苏联社会民主运动主要以对苏联现状不满的知识分子精英、部分党和苏维埃政治精英为主体,并在改革时期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从政治主张来看,苏联社会民主运动经历了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摇旗呐喊到要求修改宪法第六条、实现民主选举政治的根本转向。简言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既是改革民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改革进程中国家政治控制能力弱化乃至丧失的结果;既是苏联社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爆发的结果,又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刺激下社会过度反应后不满和怨气的情绪宣泄。但是最终社会民主运动发生政治方向变化的关键因素则是苏联政治压力集团的形成。在中央政府不断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后,这些政治压力集团迅速演变成为政治夺权势力。最终,在社会民主运动的激情狂欢中,曾经恢宏壮阔、威严肃穆的苏维埃政权轰然倒塌。戈尔巴乔夫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来自下面”的革命[①]。

  

   一、社会民主运动是人民参与改革的主要形式

  

   戈尔巴乔夫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和参与来为改革提供坚实的社会保障。这是改革民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以往的改革特别是赫鲁晓夫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功,原因就在于改革仅仅是苏共上层领导集团内部权力争夺和妥协的伴生结果。也就是说,改革本身并非政治权力对苏联社会内部危机的理性认知反应,而是政治权力进行重新洗牌过程中产生的政治附属品。一旦高层政治权力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之时,所谓的改革也就因为失去前进的政治动力而自然而然地消散了。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作为改革主体的社会大众实质上被排除在改革的决策之外,人民实质上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正因为改革的这种政治随意性和附属性,[A1]才使苏联改革表现出极强的政治机会主义和政治盲目性。“一切已知的‘来自上面的革命’之所以存在弱点和不彻底性,正是由于缺少来自下面的支持,缺少与群众协调一致的行动。既然缺少这些,那就必然需要自上而下的、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性的措施。结果就出现了改造过程中的不正常现象,因而也就付出了高度的社会政治和道德‘代价’。[A2]”[②]为了克服以往改革的上述缺陷,戈尔巴乔夫在推动改革时将来自社会大众的支持视为改革的另一场革命——“来自下面的革命”。这是改革成功和不可逆转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

  

   具体来说,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需要发起社会民主运动的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政治道义上讲,改革是人民的事业,理应允许人民参加这是“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民对改革的态度[A3]。”[③]戈尔巴乔夫认为,完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自发过程,它需要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依靠最广大的劳动者阶层积极参加实施既定的改造。简言之,需要全部社会生活的广泛的民主化。“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能实现。”[④]其次,从政治结构变化上讲,苏联社会构成的变化为“来自下面的革命”提供了社会基础。如果只是简单地认为社会民主运动就是改革进程中群众的自发性行为,或者是少数政治异议者和权力觊觎者煽动的结果,那就无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准确分析和把握社会民主运动发生的主要因素。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看,社会民主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改革时期犹如星火燎原般的滋生蔓延,除了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松绑外,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整个苏联社会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指出:“现在居住在苏联的每15个人中,就有14个是在革命后出生的。”[⑤]这个数字并不是单纯的人口学统计,而是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内涵。它表明,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作用下,随着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们的纷纷离世,已经成为苏联政治生活的革命底色在革命后一代人的成长中而不断褪色。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关键性转折作用的“60年代人”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60年代人”既包括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新生代领导力量,也包括经历过60、70年代苏联高速发展阶段的战后一代,还包括60年代后出生并经历了社会发展停滞后面临着个人发展挑战的青年人。总之,无论是苏共领导阶层还是社会芸芸众生,苏共二十大带来的思想风暴已经成为其观察苏联政治命运以及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决定自己立场的风向标。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正是在这一统称为“60年代人”的苏联新生代中间发生发展起来的。

  

   最后,从政治权力制衡上讲,以“下面的革命”发起的社会民主运动可以有效预防苏共官僚阶层的政治反动。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自然,要破就不可能没有冲突,有时甚至不能没有新旧事物之间的尖锐斗争。只不过是没有炸弹的轰鸣和枪弹的呼啸声而已。”[⑥]为了遏制官僚集团的反扑并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政治悲剧,大力发起和培育社会民主运动就成为戈尔巴乔夫稳固自身政治基础的权术选择。事实上,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赫鲁晓夫综合症”始终不断地被用来提醒戈尔巴乔夫并促使他对党和苏维埃机关采取排斥态度。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认为:“毕竟,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创议。但当改革开始触及特权分子的利益及赫鲁晓夫同僚们的舒适习惯时,他就被无情地抛弃了。[A4]这段历史在每一个想要进行改革的人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教训在于,除非苏联领导人能够避免被保守的共产党领导人赶下台,否则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⑦]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同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利加乔夫在总结改革失败的原因时也指出:“‘戈尔巴乔夫之谜’的答案之一是他被巧妙地有预谋地灌输进了‘赫鲁晓夫综合症’的思想。1964年十月中央全会上,改革的领袖被解职。[A5]这个痛苦的教训被戈尔巴乔夫周围的激进派所利用,他们创造怀疑气氛以加强对总书记的影响。”[⑧]而在戈尔巴乔夫自己看来:“只有两种办法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组织社会上大多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应对,已经形成总体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让出权力的。”[⑨]

  

   那么,戈尔巴乔夫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才能避免这种结局呢?在他看来,“公开性”是在各个生活领域进行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它就是一把粉碎顽固守旧分子阴谋的利器,是在改革初期支持改革进程的唯一机制。为此,他反复强调“我们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应该快速解冻,勇于触及一切新题目”,“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处还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纸报道的对象。”[⑩]就像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秘书格拉乔夫观察到的那样,“在那个时期,公开性的口号所唤醒的知识界和媒体,向作为自己所领导的党的人质的戈尔巴乔夫提供了更为切实的支持”[11]。

  

   二、用“公开性”“民主化”激发和培育社会民主运动

  

   苏联社会民主运动的兴起与蔓延,最大的动力就是戈尔巴乔夫倡导并始终加以维护的“公开性”。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公开性”就是改革的象征。“我们需要公开性就像需要空气一样。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扩大公开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并不是玩弄民主的把戏,而是党的原则立场。[A6]”[12]那么,在社会改革民主化进程中,又该如何体现“公开性”呢?集中起来讲,就是要真正保障人民的批评权利。戈尔巴乔夫始终认为,改革最大的障碍是保守的官僚机制关。“如果谈到阻碍机制的政治方面,那就不能不指出这样一种奇怪现象:有教养的、有才干的、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A7]经济中的障碍机制及其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13]为了破除这股政治上的强大阻力,只有通过“公开性”才能冲决官僚机制的障碍,使人民知道“在国家范围内正在解决什么问题,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做出了什么决定”[14][A8],才能培养人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保证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这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的现实政治考虑,也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民主理念的体现。

  

藉此,“公开性”被戈尔巴乔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公开性”对党和国家机关形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它成了党政机关激烈攻击的对象,因为党政机关既不想要客观信息,也不想要社会监督。”[15]戈尔巴乔夫批评党和苏维埃机关:“我们的这帮土皇帝,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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