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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荣:民主的阴谋——西方对苏遏制战略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意识形态陷阱

更新时间:2018-05-31 18:28:27
作者: 薛小荣  

  

   摘   要: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目的在于重新塑造苏联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态以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并通过改善苏维埃的国家形象以更好地肩负起超级大国的国际责任。不过,作为苏维埃的意识形态死敌和全球利益的竞争对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然在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下的改革进程中,看到了长久期待的政治机会——通过促进苏联内部的变化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事实上,在改革危机蔓延扩散并引起苏维埃国家崩溃的诸多因素中,西方国家奉行的遏制战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来自外部的革命”。

   关 键 词:苏联改革 西方国家 遏制战略

   作    者:薛小荣,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戈尔巴乔夫改革。

   基金来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党权、军权与政权: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苏军与改革”(2016M590304)。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被公正地认为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后果的事件”[①]的改革,其目的在于重新塑造苏联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态以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同时,在重新构建与西方国家的新关系中,改善苏维埃的国家形象以更好地肩负起超级大国的国际责任。简言之,改革最为关键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它将通过自身的成功实践为从十月革命后在苏联与西方之间产生的意识形态争论提供坚实的历史证据。“哪种制度更符合人们的利益,在这场历史性争论中改革的成功将提供决定性论据。清除了在非常条件下生产的积垢之后,苏联的形象将具有新的吸引力,将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将获得新的动力。”[②]但是在西方世界看来,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宏伟设想仍然是布尔什维克一贯的意识形态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和再现,苏联改革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强化其国家力量从而增强其全球战略霸权的竞争能力。不过,作为苏维埃的意识形态死敌和全球利益的竞争对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然在戈尔巴乔夫主导下的改革进程中,看到了长久期待的政治机会——通过促进苏联内部的变化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就像俄罗斯政治学者季诺维也夫指出的那样:“在苏联危机的成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内部原因(尽管不仅仅是这些原因);但是在危机的展开和随后的国家崩溃中,起决定作用的当属外部原因。在与优势的外部敌人的残酷斗争中,苏联和俄罗斯被摧毁了。这个敌人的名字就是:西方。”[③]

  

   一、民主的阴谋:西方世界的遏制战略

  

   作为“自由帝国”的美国,反对布尔什维克不仅是一种出于现实政治权力的需要,更是一种基于维护自由开放的意识形态使命。作为根据启蒙运动的“科学原则”创生出来的第一个国家,美国人对自己的新国家所具备的普世意义具有强烈的信念。1845年“天定命运”一词被首次运用于美国获得北美大陆的历史神话,“而这个神话无非是现实中一个实实在在的帝国主义计划的表达”。这种信念的表达伴随着19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集中体现在对建立全球自由市场的渴望,并因而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美国在19世纪晚期推进工业化时,资本主义市场成为所有美国人身处其中的现实,而以各种形式参与这种交换则成为美国身份的象征。当美国出口在19、20世纪之交迅速增长时,这种对市场的信念也转变为一种对开放的国际市场的自利信念;而在这个国际市场上,美国公司以其赚钱的本事和商业组织经常成为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虽然这种信念并不经常意味着外国人可以获得美国市场的准入,但自由市场依然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资本主义和普世自由相关优越性的一种观念和逻辑延伸。”[④]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出地表现为自由的制度、由代表组成的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和没有政治迫害。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础的。它所依靠的是恐惧和迫害、对报纸和广播的控制、指名的选举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杜鲁门强调:“极权制度的种子是靠灾难和匮乏发育滋长的。它们散布在贫穷和不和的秽土中,并在其中成长。当人们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破灭时,它们便大大茁壮起来了。我们必须使那种愿望永不息灭。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都在期待我们的支持,以维护他们的自由。倘若我们的领导表现出举棋不定,我们就会使全世界的和平受到危害——我们也必定使我国的幸福受到危害。”[⑤]杜鲁门宣誓:美国的政策在于维护每个国家对不同生活方式选择的权利。然而,华丽词藻的背后其实就是对世界霸权赤裸裸的追求。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尼古拉•诺维柯夫的现实主义表述就是:“杜鲁门总统及其美国统治圈内其他代表的许多陈述的真实用意,是美国有权领导世界。”[⑥]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其第二届总统就职演说中再次阐述了民主主义之于共产主义优越的自由精神:“共产主义是以这种信仰为基础的,即认为人类是懦弱低能的,是不能管理自己的,因此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者来统治他们。民主主义的信仰基础是,人类具有道德的和理智的能力,同时也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能够合理而公正地管理自己。共产主义逮捕一个人没有合法的理由,不按法律程序,惩处个人不经审讯,并将个人当作国家的工具,强迫他劳动。个人接受什么知识,进行什么艺术创作,追随什么样的领导人物和想些什么,共产主义都一一予以规定好了。民主主义主张,政府是为个人利益而建立的,并负责保护个人的权利和发挥个人才能的自由。”[⑦]然而,无论对自由的描述是多么美好,当美国决定要将自由传播给世界并企图以此来瓦解苏联的时候,它仍然选择了最为强硬的方式。杜鲁门表示:“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念和实力原原本本地向全世界表白清楚。”[⑧]继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更是一针见血地把冷战称为争取民众思想和意志的战争。事实上,在杜鲁门国会演说后,美国就开始积极制订针对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全面遏制战略,直到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彻底解体。就像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所怀疑的那样:即使戈尔巴乔夫把封闭的苏联社会带进一个创造性和多元主义相互依存的时代,但是,“苏联仍将受一个坚持政权垄断、独裁和使社会空气令人窒息的机构的摆布,仍将处于坚持列宁主义主张的政党的领导之下”[⑨]。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历史使命”就是:彻底摧毁共产主义制度,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堆”[⑩]。

  

   作为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政治美化,冷战从一开始就被美国从心理上塑造成为“自由”与“专制”的斗争。1950年4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第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NSC68)。NSC68号文件提出了美国与苏联冲突根源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处在法治政府管理下的自由观念,和在克里姆林宫的残酷极权统治之下的奴隶制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自由思想对奴隶制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破坏力,但是奴隶制思想无法破坏自由思想。奴隶制国家坚定不移的目的是力求消灭自由思想的挑战,进而使两大力量处于对立的两极地位。”[11]文件强调,“自由思想的持久存在是对奴隶制社会根基的永恒威胁,因此自由在世界上的长期存在是令专制无法容忍的。力量的两极化是新的现象,引起奴隶制社会与自由社会的不可避免的对立,并造成持续的危机”[12]。因此,“我们的自由社会不得不承认,苏联体制向我们提出了你死我活的挑战。从未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与我们本身固有的价值体系是如此对立;它破坏我们的价值体系的意图是如此难以改变;它是如此擅长于利用我们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最为危险和分裂的趋势;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如此有力地在世界各地唤起人类本性中的非理性成分;没有任何别的制度能够得到巨大的、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心的支持”[13]。对美国来说,在这场“自由”与“专制”的较量中,就是要通过运用除战争以外的其他遏制手段达成如下目标:(1)阻止苏联力量的进一步扩张;(2)揭露苏联意图的虚伪;(3)诱使克里姆林宫缩小其控制和影响;(4)培养苏联体系内破坏性的种子,迫使克里姆林宫至少要把它的行为限制在适合于国际准则的范围内。[14]这份被称之为“美国全球冷战蓝图”的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美国遏制战略的定型。

  

   二、隐秘的行动:中央情报局与美新署

  

   艾森豪威尔说,美国所持有的信仰“不单单属于我们,而且属于全世界自由的人们”[15]。事实上,冷战从开始到结束都显示了美国所肩负的意识形态传播使命:以自由民主之名抵制邪恶专制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全面扩张。于是,在作为“自由的帝国”的美国与作为“正义的帝国”的苏联全面对抗中,上演了一幕幕令人目眩神迷的意识形态操纵与反操纵的“人心之争”。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竞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苏联企图扩张共产主义,消灭自由;而美国则要阻止共产主义,扩大自由。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16]

  

   在这场争夺人心的斗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尤其注重在社会思想、精神和心理领域发起反击共产主义、有组织的政治战。由乔治•凯南负责的美国政策计划署在1948年5月4日名为《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战》的备忘录中,明确把对苏联的冷战看做是政治战:“政治战是和平时期克劳塞维茨学说的合理性应用。从广义上的定义看,政治战就是利用一切手段由国家指挥,但不会发生战争,从而来实现其国家目标。这些行动可以是秘密的,也可以是公开的。行动范围可以包括公开行动,如政治联盟、经济措施(如欧洲复兴计划)和‘善意的’宣传,以及秘密行动如秘密支持‘友好的’外国势力、‘恶意的’心理战,甚至鼓励在敌对国家进行秘密的抵抗运动。”[17]

  

中央情报局从其诞生后不久就被赋予实施包括心理战在内的隐蔽行动的主要任务,以弥补美国政府公开性外交活动的不足。“中央情报局的建立标志着对美国传统政治规范进行了一次彻底大翻修。中央情报局藉以建立的那些法律条文将‘必要的谎言’和‘说得过去的矢口否认’的概念制度化,确认其合法的和平时期战略,从长远来看,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政府层次,使任何责任感都无法阻止它在国内和国外滥用权力。”[18]1947年7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杜鲁门总统提交的《美国国家安全法》。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法》第102条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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