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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荣:信息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更新时间:2014-07-08 14:37:14
作者: 薛小荣  

  
内容摘要:信息时代需要执政党必须具备新的社会治理能力。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体系中新的生长点,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克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治理“本领恐慌”的需要,更成为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组成。应该从媒介交流能力、组织凝聚能力和网络舆情引导能力三个方面着力培育提升。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推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深刻影响,对植根于传统工业社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随着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这一现实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保持战略清醒,在探索加强与新群体、新组织的联系时,要着眼新的社会发展需求,培育新的社会治理能力。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体系中新的生长点,不仅成为执政党克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治理“本领恐慌”的需要,更成为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组成。

    

   信息时代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的挑战

   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组织结构、工作习惯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具体体现,是党在处理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对象时表现出来的态度、作风和情感的总和。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又是在中国社会形态(尤其是在信息化技术引起的)发生深刻变迁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实践形式,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信息时代的内在变革性,打破了建构于工业化时代基础之上的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稳定性,加剧了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动态调适程度,对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现实挑战。具体来说,这一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环境的挑战。信息时代的基石是信息化的社会环境。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对物质和精神的社会环境的不断适应的产物,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会产生和塑造不同的党的社会治理方式,信息化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有着不同的要求。

   在工业化社会环境中,以集中化、权威性、系统性为主要特征的自上而下的运行要求,是保证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组织范式,也是工业化社会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一社会环境对政党社会治理方式(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直接影响,就集中体现为政党内部组织运行的集中性和外部社会联系的中心性两个鲜明特征。无论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都表现出了党内组织权力的高度集中性,党的领袖(列宁、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享有崇高的威望;都表现出了党在整个社会运动中的政治、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党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可以说,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是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性、权威式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分不开的。然而,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一系列通讯技术革命发明和广泛运用,西方发达社会开始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开放,促使适应于工业化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结构日益向多样化、去中心的离散形态发展。政党作为传统政治生态的主要政治力量,在社会结构分散化的趋势下,也愈来愈难以维系其政治“独角戏”,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权力和工作方式也被迫进行改革和转型。

   中国共产党作为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之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中国式社会治理。即,集中性、封闭性与运动性。所谓集中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自上而下的垄断性;所谓封闭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内部运行的秘密性;所谓运动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外部动员的社会性。应该承认,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上述特征有效地保证了党成为中国社会团结进步的核心和纽带,有效地保证了党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成熟稳定,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关键历史时期,信息化社会迥异于工业化社会的内涵必然会对党的现有社会治理方式提出新的变革要求。即,党如何改革、完善和提高社会治理方式,以主动适应已经呈现出碎片化、个体化和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新环境?这是信息化社会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的第一个严峻挑战。面对信息化社会环境的挑战,需要加强党对新本领的学习。只有不断学习,增强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应对这一挑战。

   其次,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群体的挑战。信息时代的活动主体是信息化的人。无论是作为群体的社会大众还是作为个体的人,其信息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信息化的思维方式。所谓信息化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指人们认识问题时的非线式、共域性、系统化的思维过程,表现出横向平面的思维偏好。也就是说,由于信息的开放与流通,对个体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往往受到更多外界相关因素的影响,或者说得益于更多外部信息的支撑,从而在认识上表现为多种而非单个的观念集合。与工业化社会线式的、二元化的思维方式相比,信息化思维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外部相关性和观念动机的复杂性。由此,个人或大众的信息化思维方式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现实挑战。即,严格奉行自上而下的单一线性思维的各级党组织,究竟应该如何采取及时有效的方法,来应对充满了丰富可变思维的信息化大众?又应该如何规制党组织内部的关于及时性沟通时的话语授权,并以此来平衡上下级的组织关系?

   二是信息化的行为方式。信息化社会对大众或个体的另一影响就是信息化的行为方式。所谓信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日益开放和社会参与机会的日渐增多,大众或个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抉择的选择行为。在传统的机械工业时代,由于劳动分工高度的集约化、组织化,大众个体依附于各种类型的组织体系之中,个体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批量产品一样,泯然于众而鲜有特性。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没有相应的组织帮助,个体的力量往往是有限的。与这一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思想反映就是大众个体政治理念尚未有脱离组织的冲动。但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在促进经济政治全球化的同时,渺小的个体力量通过发达的信息网络实现了瞬时联结,个体的力量通过网络实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影响社会的能力不断得到加强。在这一由于信息网络技术促成的深刻社会变动下,政党所提供的组织力量开始受到削弱,大众自身的政治选择需求得到大大提升。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深刻变化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带来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社会大众的理性化、差异化与传统组织动员的情绪化、均质化之间的矛盾?作为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模式显示了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共济时艰之时的巨大威力和社会有效性。但是,应该指出一点的是,大规模群众动员的社会有效性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的均质化、大众利益的一致性和社会环境的道德性的基础之上的。而在不断深化的改革的推动下,当下中国正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转型:既存的社会结构由于不断重组而呈现出碎片化的格局;大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无法遮蔽个体利益的日益彰显;革命化的社会道德情境由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而不断消解。当产生形成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社会基础已经开始痛苦的变革之时,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又岂能因循守旧、执著于昔日的荣光呢?

   最后,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技术的挑战。信息化社会技术是支撑和维系信息化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同的社会是由不同的技术维持运转的。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工业化社会是建立在以报纸、电台、电视等为主要代表的机械化社会技术之上的。机械化社会技术在信息传播上属于单向传输,即从一个中心信息源出发,向多个末端接收传递相关信息。这种信息单向传递方式,是与机械工业时代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相适应的。由此决定了工业化社会中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即,政党可以通过对报纸、电台和电视等媒介信息载体的把持或共谋,扩大党作为社会政治中心的覆盖面。不过,机械化社会技术最大的缺点就是:无论是主动抑或被动的接收者都无法有效传递反馈信息,以便通过信息的交流沟通来提升信息的使用效能。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社会技术则在根本上克服了机械化社会技术的这一缺陷,使得信息的自由流通成为可能。与机械化大工业社会相比,信息网络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的自由流通。这是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的新基础。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1]。可以说,信息的自由流通构成了信息网络社会的核心要素,成为信息网络社会的根本基石,促进了信息网络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开放。信息网络社会的这一发展趋势,对于政党政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党与政治信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即政党从垄断政治信息开始被迫转向适应政治信息的分散流转。造成政党信息垄断权分离的原因很多,比如政治环境的日益透明、民主诉求的不断高涨、法律法规的逐渐完善,等等。从信息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传统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由于政治信息的收集整理所需的成本投入远远超出常人所能承担的能力,所以此类工作通常是依靠社会组织力量来完成的。政党作为社会组织力量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政治信息的加工整理一般是由政党来负责完成。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党对政治信息的垄断,以及为此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但是随着电子通讯技术、特别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社会信息的流动不仅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而且速度不断加快,从而大大降低了信息采集、编码、传递的成本,使得社会民众对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快捷方便,政党再也无法独享信息垄断所带来的政治权力。正如现实生活中网络反腐之所以会对制度性反腐造成有力冲击,其原因就在于:信息化社会技术与生俱来的共享性带来了公众对社会信息的共有性,并由此提升了公众的社会参与能力。因此,信息化社会技术带给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挑战就是:当党和群众共处同一信息网络平台之时,党如何改善社会治理方式以实现对群众的有效引领呢?

    

   信息时代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基本原则

   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变,就当代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较长时段的过渡时期。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必将是新旧并存,思想激荡,规范重组的复杂时期。党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将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反对与坚持、对立与融合的矛盾心态中完成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嬗变之路。着眼于信息化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应该坚持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开放灵活的原则。党的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开放灵活的原则,主要是由信息化社会的开放性决定的。社会结构的日益开放和公众参与能力的不断提升,要求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在工作内容、工作流程等方面进一步增加公开透明的程度。

党的传统工作方式遵循的是组织保密原则。这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环境决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惨痛教训就是:要加强组织工作的秘密纪律和组织形式的保密原则。陈云指出:“今后党的组织形式,切忌呆板一律,必须‘杂乱无章’,以免被敌一网打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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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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