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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贤君:社会国义务的宪法内涵

更新时间:2017-11-30 13:56:29
作者: 郑贤君  

   摘要:  社会国义务并非是纯粹的道德义务,而是兼具司法强制性。作为现代宪法义务,社会国义务是一种积极义务,不同于自由主义宪法消极义务对个人能力的削弱与对基本权利的侵害,而是对个人能力的增强和基本权利保护,是基于享有福利为防止道德公害必须履行的责任。在哲学上,这类义务并非以社会契约论为前提,而是奉行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并重,以人性尊严为前提,兼顾社会团结。在法律上,社会国义务属于宪法委托和立法裁量,由立法机关具体化其内涵,实现义务法定,具有福利性、接受性、同构性、以及不完全司法强制性四种宪法内涵。深入分析社会国义务的内涵,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社会权,对促进国家积极保障社会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积极义务 消极义务 宪法恩惠 权利义务一体 不完全司法强制

  

引言


   以怀疑和仇恨为前提,自由主义认为强制义务是对个人能力的削弱,基本权利侵害成为与防御性自由权相对应的古典消极义务。作为现代宪法义务,社会国义务不同于古典自由义务的侵害性,而是享受“宪法恩惠”的积极义务。以团体主义、社会连带主义、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为重,现代宪法突出体现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征,形成了以尊严和团结并重的现代义务体系,目的在于平衡人格实现与满足国家要求之双重价值。

   在形式法律上,传统观点持论亦有不当之处。认为社会国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或伦理义务不仅忽略宪法委托理论,而且轻视立法机关在义务法律关系形成方面的努力。一则,社会国义务的道德性是指其弱规范性,但其价值指引功能不言而喻,作为宪法委托的法规范力应予重视;二则,特定义务已通过立法机关具体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具有强制性,如义务教育法;三则,道德义务观放松了个体对国家的警惕,过分打扰可能构成对基本权利的侵害。四则,道德义务观仅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忽视了个体对自己及国家的责任。

  

一、尊严与团结


   不同于自由义务的消极属性,社会国义务是一种积极义务,伴随着积极国家观而产生,其理论前提并非社会契约论,而是多种思想混合的产物,尤以社会连带主义、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为特征。在自由法治国时期,出于维持秩序的需要,夜警国家强制公民支付财产和生命,以维护共同体的安宁。社会法治国与之不同,国家为了进一步体现平等,修复因财富和教育不均等产生的社会裂痕,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并重,在加强税收的同时通过给付维护团结,弥合差距,形成了以尊严为核心的现代宪法义务体系。

   消极义务的理念是自由,确认原子式的个人存在,认为义务是国家对个体能力的削弱。社会国义务在“社会联结体”中寻求个人价值,认为义务是对个体能力的增强,目的是增进容忍与团结。《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3条确立了初等义务教育的尊严属性,教育的目的是尊重人权与个人基本自由,参与社会,促进民族、宗教之间的容忍,维护和平。《公约》第1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劳动的义务是指:“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劳动。”义务职责说赋予个体以主人翁地位,是公民的尊荣所在。

   秉承尊严理念和社会团结,社会国义务是在国家的帮助、引导、鼓励和监督之下完成的,目的是在个人实现的同时满足国家的需要。以教育义务为例,教育理念的变迁彰显了平衡人格实现与社会安定的双重需要。古典教育理念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分别以柏拉图、卢梭和康德为代表,其共同特征是兼具个人实现与社会需要双重目标。柏拉图认为,教育的任务在于发现一个人的禀赋、循序渐进地加以训练,应用于社会。理想的教育应将个性的实现与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同等对待。卢梭的教育观体现了十八世纪个人主义的特征,立基于自然和社会二分的社会契约论,认为教育应有助于个人才能的多样化和个性的自由发展,社会组织的目的是使自然的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幸福,即社会的目的是提供人类无限完善的机会。康德代表了十九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国家主义试图调和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之间的关系,教育的目的是“把人变成人的过程”。“一是有教养的个性的自由和完全的发展;一是社会的训练与政治上的服从”。[①]自然只给人以胚芽,必须由教育使他发展和完善。“真正的人类必须通过他自己的自愿努力,创造他自己;他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有理性的、自由的人”。劳动义务亦为人格实现创造条件,目的是在国家的帮助下,通过自食其力,自立的个体摆脱依赖和奴役状态,实现经济上的自我负责和精神完整,满足个人自治与社会对合格劳动力的双重需要。

   虽然社会国义务带有明显的福利特征,但其在本质上从属于社会主义,是为了修复因过度竞争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加强社会团结和社会正义,提升人的尊严与自我实现而设立。基于实质平等信念,福利主义认为社会有责任支援弱势群体,提倡政府透过征收高税款,平衡市场机制,为人民提供完善生活保障。《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认为:“社会福利是国家和社会为增进与完善社会成员尤其是困难者的社会生活的一种社会制度。旨在通过提供资金和服务保证社会成员一定的生活水平并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符合《公约》阐释的精神,带有明显的多元性与包容性,力图平衡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达至和谐共存。其中既包含了作为国家所要求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也包含作为社会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包含了作为公民所要求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立国信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再是激发活力的手段,一定程度上将“大同世界”的普遍平等作为民族信念。价值多元性意味着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义务观不再具有解释力,“社会联结体”中的个人需在国家帮助之下,寻求尊严实现、人格塑造与道德完善,并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伴随着这一认知,当代许多国家宪法宣称其社会性,奉行权利义务一体,围绕人的尊严实现展开。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20条明确德国是一个“民主的、联邦的社会国家”。法国1958年宪法第2条规定:“法兰西是不可分的、世俗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德国基本法第一章名为“基本权利”,第1条规定:“一、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第20条规定:“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民主、社会之联邦国家。”《基本法》的这一规定,意味着明确了社会国义务的两方面特征:一是对于尊严的强调;二是对于社会性的强调。1993年联合国第2次世界人权大会发布《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2007年欧盟成员国签署《里斯本条约》。这些国际性文件不仅重申《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国际人权文件对尊严和基本自由的尊重,[③]且进一步明确两类权利相互依存的属性。社会国义务的尊严属性可从以下五方面得到肯定:一、确认两类权利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一切人权来源于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④]二是自由权与社会权不再用两个文件分别阐述;三是所有基本权利服从共同价值,它们分别是“尊严”、“自由权”、“平等”、“团结”和“公民权”;四是新的权利文件不再单独规定义务,而是权利义务一体化,尊严位于诸项价值之首,构成权利义务体系的核心;五是明确所有权利具有可司法性。[⑤]

   社会国家将社会正义作为抱负,不再坚持绝对的不干预政策,社会权或作为国家的政策指导原则,或作为国家目标,或作为抽象权利,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具体化社会权的宪法内涵。同时,为避免道德公害,防止人民沉湎于安逸中不能自拔,须对福利享受者施加义务。这种基于宪法上的“恩惠”而产生的义务就成为积极的社会国义务。

  

二、宪法恩惠

  

   以自由主义观点来看,自由义务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它以削弱个体为前提维系国家的存续与安全,在增强共同体能力的同时构成了对个人的伤害和能力削弱。基于尊严和团结的法理,社会国义务并非是对个体能力的削弱与剥夺,而是对个体能力的增强。

   1.个人能力增进。社会契约论认为,自由义务是个人对共同体的让渡,目的是保家卫国。对个体生命财产的剥夺成为古典基本义务的基本特征,即消极属性。无论是纳税义务还是服兵役义务,其实质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无论是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还是美国1787年《宪法》,以及法官1789年的《人权宣言》,都通过赋予国家征税权和征兵权间接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和服兵役义务,明确义务法定。1689年的《权利法案》第4条国家的税收权:“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第6条规定征兵权:“除经国会同意外,平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属违法。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规定:“国会有权:规定和征收直接税、进口税、捐税和其他税,以偿付国债、提供合众国共同防务和公共福利,但一切进口税、捐税和其他税应全国统一;国会有权......招募陆军和供给军需。”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赋税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做平等分摊。”虽然在共和主义看来,这种对个体能力削弱的本质是为维护自身安全而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但在形式上,自由义务依然是个体对自己生命和财产的让渡,故而其在作为个体义务的同时成为宪法权力,即征税权与征兵权。

   社会国义务呈现完全相反的特征,它并非是对个体能力的削弱,而是增强。自由权的价值追求从属于自由,追求形式平等,且属于消极自由,社会权的价值追求偏重于实质平等和个人尊严,是一种积极自由。但是,这种积极自由不同于贡斯当口中积极的参与自由即政治自由,而是一种“社会自由”。共和主义作家雄辩地论证了参与自由依然是一种消极自由,免于国家支配和强制,“社会自由”则需要国家帮助。[⑥]社会权要求国家扩大政府职责,积极制定法律,促成行政机关的给付作为,满足个人要求。考虑到国家的财力,对市场竞争机制的保护以及不劳而获等道德公害等情况,接受国家救济的公民,须尽力通过履行积极义务摆脱对国家的过分依赖。早在1795,法国宪法就规定了受教育权,但明确该类权利以人的尊严实现为核心则是晚近二战之后的事情,以1945年《联合国宪章》为肇端,开启了以尊严为中心的基本权利新时代。作为社会权伴生物的社会国义务,不可避免地从属于社会权的积极自由属性,以国家积极责任为前提,个人接受为辅助。

2.国家促进责任。社会权以国家的促进责任为前提,与之相伴的是个人接受“馈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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