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徐勇:实践创设并转换范式:村民自治研究回顾与反思

——写在第一个村委会诞生35周年之际

更新时间:2017-10-12 09:50:30
作者: 徐勇 (进入专栏)  

   【摘 要】学术研究的提升与创新,取决于研究范式的创设与转换。中国要创造以“中国话语”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必须形成自己的学术范式。而学术范式的创设与转换则需要植根于中国实践。通过对村民自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可以发现,村民自治实践将政治学等学科的视野拉回到了中国自身的政治实践中,根据实践创设了“价值—制度”范式,同时也根据实践实现了范式的转换,建构了“形式—条件”范式。因此,实践创设并转换范式具有一定的普遍价值。

   【关键词】实践创设;实践转换;村民自治

  

   2015年是中国第一个村委会诞生35周年。村民委员会从诞生于广西的偏远山寨,到以村民委员会为载体的村民自治成为国家法律制度,直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四根支柱之一、成为亿万农民群众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实践活动,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政治实践之一,也是前无古人的政治实验。正是这样一场以亿万农民为主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促使中国的政治学,也包括其他学科的研究视野投向了中国的大地,以中国的政治实践活动为依据,进行学术研究,形成并转换着其学术研究范式。

  

一、村民自治由产生到国家制度:价值—制度范式

  

   1980年,当村民委员会在广西宜山、罗城一带出现时,没有一个学者关注到它,并预见其政治影响。这种现象可以说一直延续达10年之久。因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正处于恢复之中,且处于体制改革的急剧变化之中。学界关注的是国家体制改革的宏大问题,重视的是引进的思想学说(如“走向未来”丛书的热销),对于自己脚下的农村基层变革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应该说,对于村民委员会给予极大关注的,是当时的国家主政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趋于解体,人民公社具有的组织生产功能为包产到户等家庭经营方式所替代,而人民公社具有的社会管理和国家组织的功能却存在替代问题,由此出现了一些地方的公共管理失序问题,这引起国家主政者的高度重视并努力寻求治理良方。广西宜山、罗城农民自发组织村民委员会进行自我管理的做法,很快引起主管中央政法工作的彭真同志的重视,并专门派人调查。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第一次载人村民委员会,并规定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自治是一种十分悠久的治理方式,早在国家未产生之前,人类主要依靠的是自我治理。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国家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皇权到县,乡绅治乡”。作为一种治理方式,自治必然会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在国家产生之后,它有可能成为国家管理的一种手段,也有可能成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权利。当村民委员会这一自治组织作为宪法规定的基层组织时,也面临着价值取向间题。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下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讨论通过此法之前和期间,就村民委员会的定位问题产生两种意见:一是将村民委员会作为政府管理的延伸机构,便于落实政府工作;一是将村民委员会确定为村民自治机构,保障村民依法享有本村事务的权利,体现着民主价值的导向。当时推动此法制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就为什么实行村民自治专门作出了说明,在他看来:“十亿人民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当家作主,这是一个很大的根本的问题。我看最基本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十亿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管理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群众自己的事情由群众依法去办,由群众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他们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

   很显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目的是着眼于亿万农民的民主权利及其民主实践,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创设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路线图。为了贯彻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地方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并进一步赋予了村民自治以民主价值。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在吉林省梨树县产生的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主任的“海选”。因为,民主从选举开始。在过往,中国农村基层也有过农民参与的选举,但更多的是由上级领导确定候选人再进行投票的“指选”或者“派选”。由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并进行选举,在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中具有划时代和标志性意义。当时有文章表示这是中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尽管村民自治发生于乡村田野,但还是为学界所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主要是形成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经济改革,参与并关注这一改革的知识分子中的相当多数后来成为政界和学界有影响的人物。而村民自治属于政治领域的变革。当时,中国的政治学刚恢复不久,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宏观体制。湖北省政治学会是中国最早建立的政治学会。其政治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地方和基层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张厚安教授等人承担了有关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的项目,并建立了相关的学术共同体,特别是参与了由国家民政部主持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落实的实践,从书本走向田野。在此基础上,随着一系列研究成果产出,逐步形成村民自治研究的“价值—制度”范式。

   “价值—制度”范式的标志性成果是由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于1997年推出的“村治书系”。该书系的总序表示:“如果说我们于80年代中期开始的乡村政治研究尚带有一些不自觉色彩的话,那么,进人90年代后,我们的研究便步人到自觉状态。”总序强调:“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政治,而应该从中国政治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作为该书系推出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则充分体现了“价值—制度”的研究范式。该书将村民自治置于民主的价值取向中考察,认为“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是农村居民依照法律自主管理本村事务的基层民主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该书甚至认为“村民自治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之一。”从民主的价值取向着手,该书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基本框架和地方实践,对村民自治制度进行了整体性研究,形成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村民自治研究的“价值—制度”范式初步形成。

   当然,与村民自治实践还只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样,1998年之前的村民自治研究尚处于悄无声息状态。当时,主管村民自治事务的民政部基层政治司一位官员为此感叹,全国九亿农民从事村民自治实践活动,却不到九个人进行研究!

   村民自治及其相关研究的命运大转折发生于1998年。如果说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还处于探索之中,那么,到90年代,其方向和路径就更为清晰。1992年中国开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框架,加快对外开放的速度。在对外开放中,一方面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另一方面是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不仅引起世界关注,体现着民主价值的村民自治也引起世界关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过10年试行,已基本形成制度框架并成为亿万农村群众的民主实践活动。这一实践大大增强了中国领导人的信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取消了“试行”二字,成为一项正式的国家法律制度,与此同时,明确该项制度的民主价值,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997年试行法在“三个自我”基础上增加了“四个民主”。之后,执政党和政府又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制度,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都将村民自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要求加快推进。中共十八大报告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在有利的环境下,地方也有许多突破性实践创造,最突出的标志就是1998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进行了“乡长直选”,成为中国“乡长直选第一乡”。

   1998年开始的以民主选举为导向的村民自治,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迅速成为学界的热点。不仅政治学,而且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参与进来开展研究,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不计其数,学术热度时间长达10年之久。其主线是围绕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展开,被称为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和看法。

   一是寄予厚望者。1998年,村民自治被认为是具有民主理念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迅速为人们所重视,对于村民自治寄予更多的民主厚望,有很高的民主期待和想象空间。

   二是提出质疑者。尽管村民自治成为学术热点,但也有人提出质疑,甚至持完全否定态度。其中,最有代表的论著是沈延生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的5万多字的长篇论文《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论文具有宽广的历史视野,对于村民自治包含的大众民主价值和选举持高度警惕态度,甚至认为希特勒也是选举出来的。在作者看来,村民自治是一个“理论怪胎”,因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没有提到过。另外一位代表者是党国英先生,认为村民自治不是民主的起点。沈、党两位学者在当时的气候下,有此种见解殊为难得。但其研究范式却是基于文本和历史经验,缺乏实践依据,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实缺乏充分的了解和分析,也就无法对村民自治作出进一步的拓展性研究。

   三是表示怀疑者。这部分学者注意社会实地调查,并从实地调查经验发现村民自治实际运行状态与制度设计有相当大的差距,村民自治远远无法涵盖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由此产生了对村民自治效能的怀疑。他们试图沿用乡村治理的概念看待和分析农村社会,由此拓展了乡村治理的研究领域。也正因如此,这部分学者远离了村民自治的研究,导致村民自治从乡村治理中消失了。由于过于重视地方和个体经验,这部分学者没有能够建立起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范式。

   四是努力反思者。当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逐步淡出村民自治研究领域之时,作为村民自治研究主要学科的政治学者仍然在坚持村民自治研究,并开始对村民自治进行反思性研究。这部分学者对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给与制度绩效的反差进行描述,提出了问题,但因为他们仍然沿用的是“价值—制度”范式,因此没有能够对村民自治为何发生“内卷化”给予更深的解释。

   五是极度悲观者。当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在全国推行之时,相当多数的人寄予厚望,对民主由村到乡到县再往上提升的路径充满了乐观的态度。但事实并不如所料,特别是当乡长直接选举因为与现行法律不相符合而被叫停,村民自治也因为各种原因进展困难时,部分学者对村民自治表示失望。与此同时,1998年之后,正是中国的“三农问题”特别突出的时期,对于村民自治给予更多功利性关注的人也对村民自治表示失望,认为村民自治并没有能够解决“三农问题”,反而在推行村民自治之时,“三农问题”更为严重了。因为只是出于一种理念、理想和热情关注村民自治,由于村民自治实际过程距预期太远,导致这部分学者不再讨论这一课题了。

六是持续探讨者。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者对于村民自治既充满理想期待,同时也有足够的审慎。早在1987年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彭真就警告说:“办好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容易,决不是作一个决定,国家发一个号令,就能短期搞好的。”当时的法律规定是“试行”,“至于哪一年完成,法律没有规定,没有限制。这是一个在实践过程中才能解决的问题,要在试行中逐步总结经验,探索解决。”十年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6408.html
文章来源:中国农村学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