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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荣: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

更新时间:2006-08-06 12:10:28
作者: 胡荣 (进入专栏)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 网络 社会资源 社会转型

  社会网络理论是在对传统社会结构理论的补充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网络理论强调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但没有否定社会地位的作用。尽管西方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谈到社会经济地位对网络资源的影响,但多年来西方和中国的一些研究都把重点放在弱关系与强关系在人们求职过程中的作用,较少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关系资源。本文依据1999年在厦门市进行的就业调查资料,试图较为全面地从诸如性别、年龄、收入、单位所有制、单位主管部门、文化程度、个人政治面目等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标志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看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个人的网络资源的。

  

  一、理论背景

  

  自帕森斯以来,人们力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人的社会行为。这种地位结构观使我们看到的是,人都具有某些属性,人是按其属性而分类的的,人的社会行为就是用其所属的类别来解释的。社会网络理论是在反对传统的地位结构观的片面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理论强调关系的重要性,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是一种社会结构,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组织的影响。必须指出的是,社会网络理论虽然强调社会纽带关系的重要性,但它并没有否定地位因素的作用(参看边燕杰,1999)。

  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是社会网络理论中较具代表的一种观点。根据林南(Lin, 1982)的社会资源理论,资源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拥有的资源,另一种是社会资源。资源是被社会认为有价值的而且能够促进个人福利的东西,它既包括诸如性别、种族、年龄等先赋性的因素,也包括诸如声望、权力等成就性因素。林南把那些“嵌入”于个人的社会网络之中的资源叫做社会资源(Lin, 1982:132)。社会资源不是个人拥有的东西,而是个人通过其直接或间接的社会联系而从他人那里涉取的资源(参看Lin, 1982; Lin, Vaughn, and Ensel, 1981; Lin, 2001)。社会成员因其拥有的资源的多少的不同及其重要性的不同而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和层次。在这种根据成员拥有资源而排列的结构中,位置越高,占据这些地位的人数越少;位置越高,可供支配的资源也越多。位高权重者所能够支配的资源不仅包括个人自身拥有的那些资源,也包括通过社会关系从他人那里涉取(access)的资源。因此,根据社会资源理论,在个人的地位与其对其它位置较低者的影响力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位置越高,对其它位置较低者的影响力也越大,具有更多的渠道获得关于资源分布的信息,更有可能利用其他人的资源实现自己的工具性目标。尽管关于地位与社会关系的联系、个人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源理论的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林南以及其他人所进行的实证研究都把重点放在关系人的地位如何影响求职者的的地位获得上,强调关系人的地位如何使求职者获得较多的帮助,而较少关注个人的地位与其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参看Lin,1982, 1999, 2001)。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作为社会网络理论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更通过提出“弱关系假设”研究关系本身是如何使求职者获得较好的工作的(Granovetter, 1973)。他在波斯顿郊区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访者中57%的人在最近一次职业变动中是通过亲属和社会关系了解职业信息的,而不是通过所谓的正式市场渠道。由于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是联系不相似个体之间的纽带,因此弱关系作为沟通不同群体的信息桥在求职过程中起着更大的作用。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引发了市场经济中职业获得过程领域富有成效的研究,不少学者对其“弱关系假设”进行了理论上的扩展与修正(如Coleman, 1988; Burt, 1992)。而边燕杰在中国的研究却表明,在计划经济下强关系对于求职者更为重要:中间人与就业者的关系越熟,最终帮助者的资源背景越高,对就业者的工作安排也越有利(Bian, 1997)。

  尽管目前有关社会网络的研究更多是把注意力放在关系人的地位如何使行动者成功地实现工具性目标,但也有一些研究涉及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之间的关系。在英文文献中,有关教育、职业声望、收入等因素与社会网络的关系方面,有坎贝尔等人(Campbell, Marsden and Hurlbert, 1986)的文章。坎贝尔等人从网络的范围和构成两个方面测量社会资源,研究表明,个人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以及职业声望与个人的社会资源呈正相关。在性别与社会网络的关系方面,菲希尔(Fisher)等人的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具有规模相当的网络(Fisher, 1982; Marsden,1987)。不过,这些人的研究也发现,男性和女性的网络构成有很大的差异:女性与非亲属的联系较少,而与亲属的联系较多;而男性的网络中同事则占相当大的比例(Fisher and Oliver, 1983; Wellman, 1985; Marsden, 1987)。这些研究表明,女性较少能够运用网络资源达到工具性的目的,而男性则在求职和升迁的过程中受益于广泛而多元的网络资源。穆尔(Moore,1990)的研究则进一步探讨了造成男女个人网络差异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发现在控制了与就业状况、家庭以及年龄相关的变量之后,男女之间个人网络的大部分差异消失或减少,不过女性在交往对象中亲属居多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一些学者还对婚姻以及家庭状况对社会网络构成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Fisher, 1982:253; Wellman, 1985; Gerstel, 1988; Hurlbert and Acock, 1990)。这些研究者认为,家庭中有未成年的孩子显然限制了各种关系的建立,尤其是与既非亲属又非邻居的联系。已婚者与与亲属和邻居的联系较多,而未婚者与非亲属和非邻居的联系相对较多。在年龄与网络资源的关系方面,一些研究表明年龄与网络资源也有很大关联,在生命的不同周期社会网络的性质有很大不同(Antonucci and Akiyama, 1987; Morgan, 1988)。有的研究则发现非亲属网络在三十多岁时达到高峰,随后非亲属网络减少(Fisher, 1982:253; Fisher and Oliker, 1983; Marsden, 1987:128-129)。老年人不仅交往的圈子小、相互联系少,而且其交往对象多半限于亲属(Ajrouch, Antouncci, and Janevic, 2001)。另有一些是有关种族与网络资源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强调美国黑人内部网络的力量和相互依赖性(如Sack, 1974),而最近对黑人与白人的比较研究表明黑人之间支持交换的脆弱性(参看Hogan, Eggebeen, and Clogg, 1993; Silverstein and Waite, 1993)。与白人比较,黑人的网络较小,与网络成员的互动较频繁,而且网络成员中亲属的比例较大(Ajouch, Antonucci, and Janevic, 2001)。

  在中文文献中,目前主要有边燕杰和李煜(2000)根据上海、天津、武汉、深圳四个城市的调查资料,从社会阶层角度分析了不同家庭的网络资本。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专业人员、管理人员、行政文秘人员、私营业主、文化专业人员是具有网络优势的社会阶层。而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个体户却没有网络资本优势。另外,台湾学者熊瑞梅(1994,2001)也从性别的角度分析男女之间的网络资本的差异。

  鉴于目前有关社会地位与网络资源研究的现状,特别是中文文献在这方面的不足,本文打算从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社会地位与网络资源的关系:

  第一,把英文文献中得出的结论与我们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如前所述,英文文献的研究中已经发现教育、职业声望、收入与社会网络资源呈正相关,而年龄、婚姻因素则对个人的交往网络产生负面的影响,年龄的增大和婚姻都会减少与非亲属的交往。那么,在中国这些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又是如何对社会网络资源的累积产生作用的呢?是与西方社会一样,还是有所不同?

  第二,根据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些地位标志测量其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长期计划经济的结果造成了中国社会一些不同于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些特点。例如,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把社会成员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个等级,单位办社会的结果也使得单位所有制类型以及单位主管部门成为一种重要的地位标志,而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体制又使得社会成员的政治面目(是否中共党员)与个人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关联。因此,本文还试图从中国社会特有的一些地位标志,包括户口类型、单位主管部门、单位性质、政治面目等,来测量其对个人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试图弄清在转型时期这些独特的地位变量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个人的网络资源的。

  

  二、研究设计

  

  本文根据1999年10月至12月在厦门进行的“就业过程与社会网络”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厦门是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全市共辖七个区,1999年总人口117万人,外来人口36万。厦门市区共有四个行政区,即思明区、开元区、鼓浪屿区和湖里区。市区常住人口为41万人,外来人口约13万人。本项调查的范围为厦门市区的从事非农工作的就业人口,样本总数为1002人,其中常住人口的样本为700人,平均每586人抽1人/户,外来人口的样本数为302人,平均596人抽1人。抽样分厦门市区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两部分进行。厦门市区常住人口按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厦门市区的四个区共有13个街道,先根据每一街道人口数确定应抽样户/人数,而后从上述四个区的13个街道中随机抽取3至4个居委会(应抽样本数在40户以下的街道一般抽取3个居委会,应抽样本数在40户以上的街道适当增加抽取居委会的数量),共抽取54个居委会,最后从每个居委会中随机抽取所需调查户数(每个居委会约抽10户至15户)。外来人口样本也按随机原则抽取。先根据每一行政区外来人口的数量确定抽样数:思明区16人,开元区76人,湖里区210人。然后从每个区中抽取若干外来人口的聚居点,最后抽取所要调查的对象。样本的构成情况详见表1。

  

  本文分析的变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二是测量社会网络资源的变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包括性别、年龄、户口、受教育程度、收入、单位所有制、单位主管部门、政治面目等变量。西方学者已经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方面来测量社会地位,并对此作过研究(参看Campbell, Marsden and Hurlbert, 1986;Antonucci and Akiyama, 1987; Morgan, 1988)。在中国,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结果,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独特的地位标志。本文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从这些独特的地位变量来考察其对网络资源的影响,它们包括:

  第一,政治面目。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领导一切。因此,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是否中共党员对个人的地位升迁都有相当的影响。

  第二,户口。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的成员被户籍制度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两个截然不同的等级(参看林国光,1994)。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区别不象过去那么大,农民也可以进城打工,但户口仍是一个重要的身份标志,例如进城打工的农民不能把户口迁入城市,他们被称作“农民工”,以区别于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人。

  第三,单位所有制和单位主管部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制不仅对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而且也使单位所有制成为地位的一种重要标志(参看路风,1989;李路路、李汉林,2000;Bian, 1996; Walder, 1986)。因此本文把调查对象的单位所有制与单位主管部门也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重要变量。

  在社会网络资源的测量方面,把春节期间相互拜年的人数和对象特征作为测量社会网络资源的指标。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是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网络的一种重要方式。边燕杰、李煜(2000)曾从用春节拜年来测量家庭的网络资源,他们请调查户登录除夕到初五的拜年交往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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