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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晗:重新反思“义和团运动”

更新时间:2017-08-14 14:43:35
作者: 韩晗  

  

   韩晗,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深圳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文化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

  

   如果将晚清七十年(1840-1911)作为一个整体的时间段来加以分析的话,其主潮无疑是“西学东渐”。这场由早期侵略战争而兴起、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并被改良、洋务派官员与新式知识分子所推动的文化全球化运动,几乎贯穿了整个晚清。从当年“师夷长技以制夷”、“求富自强”到最后的“预备立宪”,终以武昌城内共和民主的辛亥枪声而告终。七十年里,“西学”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步步推进,可见其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影响之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动摇之大,前所未有。可以这样说,在整个晚清时期,“西学”的温床“开放性”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潮。无论是官方主导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预备立宪,抑或是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都带有强烈的社会革新、以欧西为师的历史特色。

  

   但在这七十年中,发生于庚子年(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及其延续性事件“庚子事变”却是一次与“西学东渐”相悖的倒退。由保守派官员发起的“义和团运动”,极大地渲染了当时国内的民粹民族主义风潮,参与者多以“民族主义”为武器,用粗暴的手段、从各个层面否定、打击并驱逐了在中国建立起的“洋务”事业与“西学”思潮,并引发了西方世界的联合反击。这一事变几乎完全阻拦了西方现代科学、工程技术乃至政治文化向中国的传入,它不但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更减缓了中国加入全球化的速度,且其负面影响持续至今,未能消退。

  

   因此,历史地看,这是一场毋庸置疑的倒行逆施。重新从现代科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来审理“义和团运动”诸问题,显然有着较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本文拟从具体的史料、史实为出发点,试图审理如下三个问题:一,“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根源证明了民族主义思潮在晚清呈现出何样的嬗变特征?二,表面上反对现代科学的“义和团运动”,反映了何种社会本质?三,站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理应用什么样的态度与立场来反思这段历史?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拟以克里斯托娃(JuliaKristeva,1941-)、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与帕金斯(WendyParkins,1955-)的“身体政治”(bodypolitics)理论为具体方法,拟立足于“身体”与“政治”双重关系这一角度,审理“庚子事变”中所表现出的各种冲突背后所隐藏的本质,进而尝试厘清现代科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义和团运动”的本质

  

   这个陆镜若,却有些怪状,虽然穿了一身西装,却戴了一顶土耳其帽子,那帽子是深红色的,有一缕黑缨,垂在右边。上海这个地方,虽然华洋杂处,各国的人都有。除了印度人头上包有红布之外,像戴这样帽子的人很少,所以走进《时报》馆来,大家不免怔而目之,他却显得神气十足,了不为怪。他的年纪不过二十二三岁,到底是世家子弟,又是文科大学生,温文英俊兼而有之。(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402页)

  

   包天笑笔下的陆镜若,虽然样式古怪,但在1900年前后的上海、天津、汉口等租界区域,并不鲜见。随着口岸文化的繁盛,留学生的日益增加以及工人阶级、买办阶层的壮大,类似于陆镜若这种穿着的人,几乎屡见不鲜。一些社会中下等人士热衷于“紧身窄袖半洋装”和“马夹密门绸纽扣”;(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M].不详.1918年.44页)而新兴的工人阶级开始踊跃地将“西装旧服广搜罗,如帽如衣各式多”;(卧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卷四[M].不详.1906年.13页)至于知识分子与买办阶层则青睐于“金丝眼镜雕毛扇,窄袖衣衫阔领头。品海香烟龙角嘴,包车钻戒诩风流。”(佚名:滑头开篇[A].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下册)[M].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231页)一位传教士对于上海地区的一位女子的穿着曾作如是描述:“如同天仙一般的中国女子坐了马车,不断在这条路上走过。她们所穿的衣服都是五颜六色,非常之悦目,上海似乎成了时髦的中心。”(乐正:—个商业社会的消费心态——晚清上海人消费取向的变迁[J].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一辑).1992年.161页)这种“新派服装”的风气更波及到了年轻学生们的身上,“沪上私设各学堂诸生之浮躁飞扬者,亦往往去辫改装,以示矫同之异,甚至有身衣华衣而头戴西帽者,足穿西履蹀踱于洋场十里中。”(佚名:无题[N].申报.1903年1月19日)

  

   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服饰的衣着打扮,从外表上看,很容易让人想到同时代的法国巴黎与英国伦敦。此时,早期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波及到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因此上述“新派服装”的风气决非上海一地所独有。在偏僻的湘西南的靖州(今靖县),洋布和“绸缎、大呢、羽毛各货由汉口及常德、洪江等外运至本境,每岁销数约值银四千两”,(金蓉镜:靖州乡土志·卷四[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99页)而更为偏僻的云南昭通山区,当地的商店里竟陈列着不少“洋货”尤其是“洋装”,“从各种哈刺呢、法兰绒,到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甚至纽扣也是伯明翰的产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107页)

  

   笔者之所以赘述1900年前后中国社会服饰变迁,乃是为了证明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口岸通商、租界开放而导致的早期全球化市场,已经在中国呈现。许多与服饰有关的流行风尚已非欧美所独有,而是已经波及到中国各地(当然也包括印度、日本与交趾支那等亚洲其它地区)。这一现象暗含着一个潜在的社会性本质:被服装所包裹着的身体开始逐渐与传统相割裂,他们在享受西方服饰所带来的现代性快感的同时,也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逻辑与政治思想。

  

   当然,这与无数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密不可分,在1900年前后,中国各地“洋教士”已经达到3833人。(徐伟民.方晓珍:安庆与中国近代化[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150页)这些传教士兴办新式学堂、出版期刊杂志,翻译《圣经》及其他西方科学、文化著述,在通商口岸城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新派知识分子一改其前辈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中体西用”的主张,开始筹划将西方政治制度引入中国,并制造了名震中外的“百日维新”与“戊戌变法”,正是这一系列的思想革命,导致了1900年的中国呈现出了早期全球化的热闹场面。

  

   但是这个局面很快被一场席卷半个中国、声势浩大、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起义运动所打破。实际上,当维新派不断推行“西化”的路径时,以皇族势力为中心的统治阶层已经逐渐感受到了外来的压力。尤其是康梁的变法,更是让以慈禧太后、载勋等保守派觉察自身的权力已受制约。在慈禧的首肯下,以毓贤、载勋与刚毅为代表的皇族官员开始在山东、河北等地以“招安”的形式,将当地练习“梅花拳”的农民“招安”为“义和拳”,尔后赋予体制内称呼:义和团。[1]

  

   义和团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我们通过对其成员组成与日常装束的分析便可见一斑:

  

   团员多是十八岁以上的男子,贫苦农民占多数(约占70%以上),其余为小市民、手工业者、车夫、船夫,商贩,艺人,兼有少量富人、文士、兵弁、杂役等……坎字门红衣、红头巾、红褡膊、红裹腿……分别在头巾上标有三(乾)、三(坎)、三(艮)、三(震)、三(巽)、三离三(坤)、三(兑)的标志,也有的直写该字……(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现代天津斗争诗篇[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116页)

  

   与前文“陆镜若”等租界居民相比,义和团的装扮明显格格不入,他们“红衣、红头巾、红褡膊、红裹腿”的装扮,不但有别于晚清民间传统服饰,更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穿着完全不同。从服饰的角度看,义和团与汉末黄巾军、唐末黄巢起义以及明末李自成起义的穿着,基本一致,属于原始的颜色崇拜,认为红色可以辟邪、化“煞物”。而事实上,义和团也正是利用这一点而宣扬自己“刀枪不入”、“善念法术”,甚至每次“习武战阵,都要敬神。”而且“各坛所供神灵繁杂不一,如鸿钧老祖、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老子、孔子、达摩、观世音、关公、岳飞、孙倍空、猪八戒、济公、武松、杨香武……分别有坛口供奉。出征作战有专人背负神像。”(同上.116页)因此,在1900年6月15日攻打西什库教堂的战斗中,保守派大臣刚毅作为主要指挥官,也“头裹红布,骑白马”(王建吉等:中华百年·近代卷[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年.276页)指挥。

  

   纵观义和团的所有暴力活动,不外乎两种:一方面,他们与来华的西方势力做斗争,采取撬铁路、烧教堂、抢租界、殴打外交人员与围攻使馆区等方式试图抹杀西方势力在中国留下的印记;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与西学(包括西方文化、科技乃至日常生活用品)有交集的中国人,亦采取残酷屠杀的镇压方式,其行为之无理、手段之残酷,使其双方形成了匪夷所思的身体冲突:

  

   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者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佚名:拳事杂记[A].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2000年.289页)

  

   从这点来看,义和团的敌人并非完全是西方侵略者,同时也包括了国内的维新派(包括洋务派、立宪派、改良派,下文统称“维新派”)以及热衷西学者。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应证了“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佚名:义和团与新旧两党之相斗[N].中外日报.1900年12月8日)

  

   从身体政治的角度看,义和团与晚清中国社会的主流背道而驰。前者热衷迷信、崇尚保守、敌视西学,而以维新派为主潮的当时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却对于舶来的新生事物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追崇,使得两者从穿戴到行为上完全毫无相似之处,乃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性身体。因此,整个“庚子事变”所酿成的对抗,本质上是不同政治身体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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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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