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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晗:社会变革、科学精神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更新时间:2018-07-08 10:23:35
作者: 韩晗  

   学界公认,191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十年。这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两次非常重要的变革,一次是政治革命,辛亥革命武昌城一声枪响,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帝王制度,民主共和成为了触手可及的政治实践;另一次则是文化革命,从《科学》到《新青年》上的论战与笔谈,伴随着蔓延全国的学生运动,让白话文与平民文学深入人心,成就了“新文学运动”的大势。粗略地看,整个1910年代自“三民主义”始,以“马克思主义”终。是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的重要节点。

   这十年里的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与教育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复杂景观,体现出了全球化时代的影响。“一战”与“十月革命”同时发生在这十年里。而且在这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建国、朝鲜独立运动、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墨西哥革命相继爆发,对中国产生了深远、深厚的影响,同时也推动着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从历史细节来说,这十年里中国现代文化开始具备了“现代性”因素,社团、杂志、学校开始成为宣传现代文化的重要阵地,而这些因素恰由现代科学所推动、促成。现代科学由外而内地促进着中国文化的变革,构成了191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若要分析中国文化在1910年代的现代化转型,那么就无法忽视现代科学所起到的助力作用。笔者认为,这种助力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影响下,“中国科学社”特别是其社刊《科学》杂志为新式知识分子奠定了话语传播的场域基础,二是“科学精神”恰在1910年代形成雏形,使得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真正地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为“新文化运动”乃至“改造国民性”提供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依据;三是现代科学促使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对于“国故”、“国粹”等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演进提供了重要范式。

   因此,谈到1910年代中国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不只是形态样式的现代,也不只是内容的现代,而是整个系统的现代。这个系统囊括了1910年代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决定了今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

   后世评述1910年代的中国文化,多以“新”字作状语。如新式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新文学、新诗、文明新戏与新派小说等等。诸多之“新”意味着思潮之新,若无新思潮,一切也都只是如晚明的“现代性”一般新瓶装旧酒。而1910年代之“新”,则是以“现代科学”为内核、并以改造传统、弘扬理性、强调逻辑、彰显人性为手段的“现代化”。若无现代科学,则一切都不复存在。

  

一、社团与杂志:现代科学的衍生物


   “新式知识分子”是1910年代中国文化的重要推手。社团、期刊等新产物,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体制的主要组成。“新潮社”与《新青年》、《新潮》杂志,堪称“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但实际上,社团与杂志这两个在1910年代风生水起的新生事物,恰由现代科学所助推。

   1910年代之初,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欧美,其中主流又在美国,在新式知识分子中,办刊、社团成为了宣传新思想、讨论新问题的主要手段,[1]其中代表就是《科学》杂志与“中国科学社”。历史地看,这“一刊一社”为日后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结社、办刊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并培养了以胡适、陈衡哲、蔡元培、赵元任与丁文江等新文化运动先驱。

   1914年夏,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一群中国留学生,集股筹办《科学》杂志,胡适交钱入股,成为创刊人之一。1915年,首期《科学》杂志在上海出版,创刊的目的在于“鉴于祖国科学知识之缺乏,决意先从编辑科学杂志入手,以传播科学提倡实业为职志。”[2]这就决定了“中国科学社”与《科学》杂志主要的阵地并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同年10月,《科学》杂志的编委会仿效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模式,成立中国科学社,以任鸿隽为社长,胡适是第一批社员。

   “中国科学社”是任鸿隽个人所创立的科学社团,是学术同好们自发形成的一个共同体。与中国古代文人结社有相似之处,学界一般将中国古代文人社团分为“侍从文人集团、学术派别、政治朋党、文人结社和文学流派”[3]几大类,“中国科学社”明显属于“文人结社”这一种。只是该社创立时,以理工农医学科的知识分子为主,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4]而不是一般性质的文人唱酬。

   《科学》杂志创刊伊始,主要谈论与自然科学有关的问题,从内容上看,这与杜亚泉创办的《亚泉杂志》(1900)、上海科学仪器馆主办的《科学世界》(1903)等刊物有相似之处。但与上述刊物不同之处在于,《科学》杂志并非创立于晚清而是民国。《大清报律》里的诸多禁忌荡然无存,“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5]于1912年载入《中国民国临时约法》,出版与言论自由,成为了宪法所赋予给中国人的天然权力。

   在这样的语境下,兼之《科学》杂志又是一群留美学生所管理,因此办刊主旨不可能只停留在对声光电热或人体医学的讨论上,尽管其定位为“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以传播世界最新知识为职志”,[6]但“科学救国”又是其创刊的主要意图。因此,诸多作者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则难免会言此既彼、臧否时局。随着民国建立,民智渐开,单纯的科学杂志并不受民众欢迎,而抨击政局国事、谈论道德文化的期刊则益有销路。《科学》杂志创刊伊始,就在发刊词中将“科学”与“民权”并列,并提出“科学与道德,又有不可离之关系”,即将自身定位为“科学文化”期刊而非研究科学技术的学术期刊。因此,在1910年代的《科学》杂志中,几乎每期都有对科学与道德、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政治乃至科学与革命等问题的探讨。

   值得说明的是,当《科学》提出这些观点后不久的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主办的政论期刊《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7]

   结合《科学》与《青年杂志》对比来看,“人权”与“民权”应是同义词,也是日后“新文化运动”高擎的“民主”大旗。可见《科学》杂志甫一创刊,就将自身定位于政论期刊的高度,而非芸芸科普期刊。因此,亦不难理解《科学》杂志的创办者如胡适等人最终也成为了《新青年》的主力撰稿人。在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科学精神”在1910年代后半叶最终汇聚为文化现代化乃至国家改良、政治进步的核心动力。

   诚然,随着中华民国建立,科学救国、科学建国等理念成为了政府治国理政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分子阵营已然呈现出分化的特征。一部分人如胡明复、竺可桢、过探先等人开始投身于政府的科学技术事业,专攻于某一项科学研究,而另一部分人如杨杏佛、任鸿隽、丁文江、胡适、赵元任等人开始走向了科普文化的实践乃至文化、社会政治与国家民族的改良与建设。

   历史地看,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科学》杂志早已认识到了“科学救国”首当其冲是对“科学”的定义,“致用”的技术固然重要,“求真”的精神也必不可少,因此在发刊词当中就已经表态:“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8]随着“一战”的爆发、“联省自治”的地方主义与中央政治的冲突,以及全国关于共和制的讨论等社会政治议题的深入,就当时中国社会而言,“求真”精神愈发显得重要,如何站在民族国家的高度,将“科学”应用于中国社会乃至国民性的改造,成为了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因此,《科学》杂志的思想史意义,就在于其创刊之后直至“五四”运动所刊发的一系列论稿,这些论稿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新生知识界的凝聚、分裂以及共同思考的问题。若是细说,《科学》杂志之于1910年代的意义,恰是通过几篇代表性文章如任鸿隽的《科学精神论》、梅加夫(Maynard M.Metcalf,1868-1940)的《科学与近世文明》等等来表现的。它们将“求真”的“科学精神”单列,以彰显其与“致用”的“科学技术”之差异,相对于晚清以来混沌不清的“科学”概念来说,这为与之同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标志着中国知识界的启蒙先声。无怪乎美国科学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1847-1931)在看到该刊后,发出“伟大中华民族在觉醒”的惊世感慨。[9]

  

二、“科学精神”与新文化运动

  

   1910年代是一个复杂的年代,它上承晚清,下赓民国。一方面,它有传统、保守的一面,另一方面,它亦体现出革命、激进的特点,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凝聚、分化,再凝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人文景观。它既是推翻帝制、群情激奋的大时代,也是属于案头书斋、结社唱酬的小时代。但无论如何,“科学精神”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潮,奏响了20世纪中国第二个十年的主旋律。

   因此,分析1910年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则无法僭越“科学精神”这一关键性因素。《科学》杂志初步厘清了“科学精神”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差异,使得“科学”一词从晚清的“格致之学”走向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但有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科学精神”又何以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赛先生”大旗?

   客观来看,1910年代是属于民国的年代,十年间仅有两年是大厦将倾、风雨飘摇的晚清,八年是国是混乱但却百废待兴的民国。尽管期间有过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与“府院之争”这样的政治闹剧,但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保障来讲,要远远好过1900年代的晚清。知识界已经不再对于民主、民权等问题噤若寒蝉,晚清一浪高过一浪的“《苏报》案”、“沈荩案”之类文字狱在民国初肇的1910年代基本没有再发生。[10]

   因此,“科学精神”如何能够在知识界乃至中国现代社会各阶层形成主流的影响。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1910年代的中国文化变革是全球性现代化的变革的组成,而“科学精神”恰是当时世界思想界的主潮,导致海外留学的中国文科新式知识分子的增加,科学逐渐被看做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生产工具;二是1910年代波谲云诡的民国政治特别是“两次复辟”让新式知识分子越发认识到启蒙的重要意义,而启蒙则非要现代科学精神不可。

   首先,在晚清以前,中国并无理工科知识分子,即使有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也被归为“下九流”的“匠人”,举凡科举入仕者,皆为传统经学即文史哲学科的知识分子。及至晚清以降,西方现代科学逐渐东传至中国,“格致之学”开始受到朝廷与知识分子关注与认可,[11]甚至借“庚子赔款”之机举国上下形成一股负笈留洋学习科学技术的潮流。但到了1910年前后,已经开始有一批在海外的留学生主动弃理从文,从科学主义走向了人文主义,如胡适在康奈尔大学从农科改至文科,周作人从土木工程转为希腊语,鲁迅、郭沫若则直接放弃了在日本学医的机会,而稍晚些的汤用彤、梅光迪等人,在留学选择专业时则直接选择了文科。

这种流变实际上暗含了“科学”一词逐渐在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心中的转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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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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