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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米塞斯否定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米塞斯自由观的悖论解析

更新时间:2017-07-20 20:08:58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米塞斯一方面通过阐发他在行为逻辑学方面的某些原创性洞见,在实然性的维度上为他认同的自由意志主义提供了自发的观念支撑,另一方面又在西方主流学界固守的自由与必然二元对立架构的积淀性影响下,断然否定了“自由意志”这个先决前提的存在,结果掏空了他认同的自由意志主义得以立足的自觉理论根基,最终在深度悖论中陷入了自败的泥潭。

  

   20世纪的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在哲学上往往被贴上了“libertarianism”的标签,在中文语境里通常被译读成“自由意志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但有点反讽的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米塞斯却断然否定了“自由意志”这个立足点的存在,以致让人怀疑他如何才能证成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达成的“交换自由”及其拥有的“至上”地位。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学理性的分析,揭示米塞斯自由观的内在悖论。

  

   一、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二元对立

  

   米塞斯虽然主要是一位经济学家,但在阐发“行为逻辑学(praxeology)”的理论时,却试图从笔者所谓“元价值学”的特定哲学视角出发,探究某种对于古往今来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都普遍适用的“逻辑”结构。笔者在《找寻经济学原理中的“人性逻辑”——米塞斯行为逻辑学批判》一文里谈到,他的这个原创性学说尽管做出了某些意义重大的理论贡献,但同时又潜藏着至少三个乍一看是自相矛盾、实际上却意蕴深刻、甚至还相互纠结的哲理悖论;除了“怎样如其所‘是’地描述充满着‘应当’诉求的人的行为模式”和“怎样在实现‘一己利益’的个体行为中达成‘社会合作’”之外,另一个就涉及到本文的主题:如果说因果必然链条从根本上决定了“自由意志”不存在,我们又该怎样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市场交换行为中所能达成的种种“现实自由”呢?或者更简洁地说,在否定了“意志自由”的前提下,如何才能肯定人的“行为自由”?[1]

  

   在《人的行动》里谈到自由意志与因果必然的关系时,米塞斯先后指出:

  

   人必须屈服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在命运面前低头。[2](P20)?

  

   为了从事行为,人必须知晓事件、过程、事态之间的因果联系。也只有知晓了这种因果联系,人的行为才能达成所追求的目的。[2](P30)

  

   生物遗传和后天生活的影响使人成为人生历程中每时每刻所是的样子。它们是人的命运和造化。在这个词的形而上意义上说,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取决于人的成长背景,人及其祖先受到的一切影响。[2](PP55-56)

  

   我们无法断言人在选择和行为中是“自由”的。我们只能确认下面的事实:人做出选择和从事行为,而我们无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答为什么人以这种而非那种方式从事行为的问题。 [2](PP117-118)

  

   人的自由受到了自然规律以及行为逻辑学法则的严厉限制。[2](P306)

  

   正如米塞斯自己暗示的那样,这些论述明显是围绕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兼容的哲学问题展开的。众所周知,“兼容论”与“不兼容论”两大阵营在这一点上各执一端激烈交锋,到现在还是没能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以致包括斯宾诺莎和康德在内的某些大师级人物,也倾向于在承认人们的行为自由的同时,又依据因果必然规律怀疑乃至否定意志自由的存在。米塞斯虽然在哲学领域内很富于原创性,但面对这个千古之谜同样是一筹莫展,所以才不惜以闪烁其词的弯弯绕方式,给出了模棱两可的含混答案,一方面像不兼容论者那样,凭借因果必然链条的决定性作用,否定了“自由意志”乃至“自由选择和行为”在形而上意义上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像兼容论者那样承认:如果人们认识了因果必然规律,就能自由地达成行为的目的,结果陷入了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

  

   倘若我们再将这种自相矛盾嵌入到米塞斯行为逻辑学的整体框架内,其中潜含的悖论性意味就更浓郁了:一方面,他反复强调人的行为也像自然界一样遵循着因果必然的链条,不但声称“人的行为是由逻辑必然性决定的”,而且宣布“我们必须像物理学家研究自然规律那样,研究人的行为和社会合作的规律”[2](P4、P32)——毕竟,否认了这一点,他试图探讨人的行为逻辑的理论努力也就无从谈起了。另一方面,他不但明确肯定了“形而下”的“自由交换”“自由企业”“免于奴役的个体自由”等等的存在,而且还针对“自由”概念给出了某种一般性的哲理界定:“自由是指行为个体能够在可供替代的行为方式中做出选择的范围。人只有在可以选择其行为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手段时才是自由的” [2](P306)——毕竟,否认了这一点,他努力坚持的自由意志主义立场也就不复存在了。

  

   于是,无论我们把“libertarianism”译读成“自由意志主义”还是“自由至上主义”,它在米塞斯的语境里都将陷入某种相当难堪的尴尬局面:第一,假如“形而上”的“意志自由”根本不存在,“形而下”的“交换自由”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第二,假如因果必然链条会否定“形而上”的“意志自由”,它们为什么没有也一并否定了“形而下”的“交换自由”啊?第三,更重要的是,倘若“自由意志”这个立足点被掏空了,把“自由”奉为“至上”的“自由意志主义”岂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吗?毕竟,按照西方哲学的传统理念,某种在“形而上”意义上不存在的东西,即便在“形而下”的意义上勉强能够存在,也注定了是等而下之的,根本不可能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就此而言,米塞斯的自由至上主义似乎可以说是一种在自相矛盾中落入了自败泥潭的自由至上主义。

  

   二、事实与价值的复杂纠结

  

   当然,考虑到米塞斯毕竟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我们与其把这种尴尬的局面归咎于他本人,倒不如归咎于西方主流学界两千年来一贯坚持的“自由”与“必然”正相对立的二元架构。虽然米塞斯已经在某些要点上察觉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这种理论架构的深层积淀性影响,还是误导着他在徒劳的挣扎中卷入了一场笔者称之为关公战秦琼式的荒诞论争,不惜把“事实(描述性之是)”与“价值(诉求性应当)”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混为一谈,硬赶着应然性维度的“自由”与实然性维度的“必然”穿越性地一决雌雄分出高下[3]。

  

   本来,从其核心语义看,所谓“必然”是在认知层面上与“偶然”直接对立的,主要涉及人们对于各种事实的实然性存在的指认描述:在认知所及的范围内,某个东西到底是具有“一定是这样,不可能是那样”的确定性状态呢,还是具有“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的不确定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决定论”才主张世界万物受到了因果必然规律的决定,人们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非决定论”则主张世界万物包含着种种随机偶然的因素,人们很难做出准确的预测。米塞斯也指出:“如果我们对某个东西的知识不充分,有关它的命题就是或然性的” [2](P119),同样将“或然性概率”与“知识不充分”直接联系了起来。

  

   相比之下,所谓“自由”则是在意志层面上与“不自由”直接对立的,主要涉及人们对于各种价值的应然性效应的意愿诉求:人们可不可以(能不能够、应不应当)“从心所欲”地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种种目的,达成“心满意足”的结果?倘若答案是肯定的,人们就处于“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自由”状态,否则便落入了“想要怎样却没法怎样,不想怎样却不得不怎样”的“不自由”境地。米塞斯针对自由概念的界定虽然主要围绕着“选择”展开,但也明显包含着这层原初的意思,所以他才明确指出:“行为逻辑学的基本观念是:人们宁愿获得更满意的东西,并且以其效用为基础来评判各种事物的价值。”[2](P146)

  

   从这些语义辨析中,我们已经不难看出西方学界的二元对立架构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了:它将原本属于“是”与“应当”的不同维度、同时也不存在直接冲突的两个东西硬拉到一块,强逼着二者展开了一场无中生有的比武较量,然后再凭空得出“一方能否打败另一方”的荒唐推论。像米塞斯有关“意志不自由”的说法,就等于站在不兼容论的立场上宣布:必然规律在对垒中总是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能够迫使人的意志亦步亦趋,剥夺它从心所欲的自由空间;而他有关“知晓因果联系就能达成目的”的观点,则更接近于“双方武功不相上下,所以握手言和了”的兼容论立场,主张人的自由意志还是勉强能够在因果链条的夹缝里求生存的。

  

   然而,深入考察会发现,一方面,必然和偶然作为外界事实在认知层面呈现出来的或者确定或者不确定的实然性状态,在尚未与人们的“需要”形成关联之前,根本不可能直接干预人们在意志层面展开的应然性诉求,更不可能限制或扩展人们的行为自由。原因很简单:就像关公与秦琼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朝代那样,事实与价值也分别属于“描述性之是”与“诉求性应当”这两个不同的维度——用米塞斯的话说就是:“价值不是内在于事物的;它存在于我们之中,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环境条件做出反应的方式。” [2](P107)另一方面,当我们从实然性视角考察应然性的自由意志时,后者作为认知性描述的对象(事实)恰恰又遵循着自己的必然规律,所以我们才能够从理论上“确定”地说明它的本质特征。换言之,自由与必然既不是“不兼容”的,也谈不上是“兼容”的。毋宁说,一方面,非价值的外界必然与自由意志就像风马牛那样不相及;另一方面,自由意志又直接包含着自己的价值性因果链条,以致自由与必然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两位一体的。

  

   反讽的是,一方面,在休谟提出了“是”与“应当”的质疑后,恰恰是经济学家米塞斯才在哲学上做出了最有深度的理论贡献,在解释行为逻辑学应当如何从实然性认知视角描述应然性诉求行为的理论使命时,将“事实”与“价值”这两个不同的维度相当清晰地区分开来了。所以,他在勾勒行为逻辑的普适性模式时阐发的那些连哲学家们都望尘莫及的深刻洞见,原本足以帮助他走出二元对立的悠久迷宫,率先揭开自由意志的千古之谜。但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彻底摆脱西方主流话语的深层积淀,以及拒绝在元价值学维度上引入“善恶是非”的价值术语,米塞斯在讨论自由意志的问题时却重蹈以往西方哲人的覆辙,将他原本已经分开的“描述性之是”与“诉求性应当”又混为一谈了。由此生成了某种“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在从总体上探究“行为逻辑”的时候,米塞斯的许多论述更接近于“自由意志”的真相;而在专门探究“自由意志”的问题时,他的有关见解却反倒误入了“意志不自由”的歧途。下面我们就从元价值学的学理性视角出发,结合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的相关论述,通过分析他的自由观深陷其中的内在悖论,如其所“是”地还原人的应然性诉求行为的“自由”特征,揭示人们是怎样基于“意志自由”在市场交换行为中达成“现实自由”的基本机制。

  

   三、自由意志本身的因果必然链条

  

首先,米塞斯行为逻辑学的两个基本命题——“行为是付诸实施并转化成某种机能的意志”“人的行为的终极目的是满足行为者的意欲”[2](P17、P2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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