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郭萍:“自由儒学”纲要

——现代自由诉求的儒学表达

更新时间:2017-07-13 10:40:38
作者: 郭萍  

  

   [内容摘要]:中国人对现代自由的诉求,亟需一种民族性的表达。然而,当代儒家往往错把前现代的“传统儒学”当作“儒学传统”,导致至今还存在着儒学与现代自由的紧张。事实上,“传统儒学”是复数的,包含着各种不同形态的前现代儒学理论,其中并没有现代自由观念,尤其是皇权时代的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存在着紧张;而“儒学传统”是单数的,是一以贯之、代代相传的一套儒学原理,其本身逻辑地蕴涵着现代自由。有鉴于此,“自由儒学”的路径选择是:批判地借鉴西方自由主义,同时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学理论。进而,“自由儒学”将通过追溯自由之源,重建儒家超越性的形上自由,建构儒家现代性的形下自由,由此呈现为“本源自由(自由之源)→良知自由(形上自由)→政治自由(形下自由)”的三层观念体系。

  

   [关键词]自由儒学;现代自由;传统儒学;儒学传统

  

   [作者简介] 郭萍,山东青岛人,哲学博士,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笔者提出了“自由儒学”[①]。所谓“自由儒学”,是以探讨现代自由问题为核心的儒学理论,旨在对现代自由的诉求提供一种儒学的阐释,也为进一步发展现代自由提供一种儒学的方案。

  

   之所以提出“自由儒学”并非出于个人的学术偏好,而是响应当今社会的感召,即中国人对现代自由的诉求,亟需一种民族性的表达,儒学作为与时偕行的入世之学,理应对此做出一种理论的解释。然而,当代儒家往往错把前现代的“传统儒学”当作“儒学传统”,导致至今还存在着儒学与现代自由的紧张。事实上,传统儒学是复数的,包含着各种不同形态的前现代儒学理论,其中并没有现代自由观念,尤其是皇权时代的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存在着巨大地紧张;而儒学传统却是单数的,是一以贯之、代代相传的一套儒学原理,其本身逻辑地蕴涵着现代自由。有鉴于此,当代儒家的一项重要的思想使命就是要创建真正的儒家现代自由理论,“自由儒学”就是本人为此进行的一种理论尝试。

  

   一、自由的呼唤: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中国人对自由的呼唤乃是以自身的民族话语表达了一种现代性的诉求。换句话说,自由的呼唤本身兼具现代性和民族性两方面的特质。

  

   之所以说,自由是一种现代性诉求,并不是简单否定古代中国也有某种自由观念,但现代自由至少在三方面与古代自由根本不同:第一,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在现代社会得到普遍认可和突出强调是以往所有时代不能比拟的,以至于自由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标签;第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自由”是一个名词概念,这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日语假借汉语对译英文“liberty”(或“freedom”)的回归词,而古代汉语典籍中,“自由”仅是一个复合性的动词,并不具有特定的涵义。第三,更根本地是,今天我们所谈及的自由虽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但它确实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即指向个体自由权利以及以此为目的的一系列制度建构的问题,这就根本不同于我们传统思想中的自由观念。例如,道家的自由是逃逸于人伦生活之外的自然自在,所以老子追求的是“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②]而庄子则向往“无何有之乡”;[③]传统的儒家自由,特别是宋明儒家,推崇的是通过修身涵养功夫得到的境界自由,其实质是一种自觉恪守家族伦理观念的道德自律,甚至这种道德自律被进一步抽象为天理、心性等本体观念而具有了绝对性意义。这些都是无法与现代自由等量齐观的。

  

   另外,自由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诉求,意味着自由本身不仅仅属于西方,也同样属于中国,尽管关于现代自由的理论学说最早是由西方近代思想家提出来的。这是因为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一般的时代特性,本身并无中西之分,自然地,现代性的诉求本身也就是一种中西共同的诉求。众所周知,1915年“新文化运动”[④]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正是中国人对自由的诉求的一种最直接的表达,其中要“民主”就是为了在人伦政治生活中获得自由,要“科学”就是为了在自然领域获得自由。这种对自由的诉求绝非当时自由主义一派的主张,而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共识。所以,我们看到,不仅自由主义者胡适认为自由是每个人的“必需品”[⑤],而且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也明确指出:“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⑥]此外,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现代新儒家对自由的诉求也与自由主义并无二致:既有张君劢为人权而奔走,为中国设计民主宪政方案,又有徐复观为创建自由社会而努力,牟宗三对健康自由主义的倡导。也就是说,自由乃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一种普遍性的价值诉求。

  

   不过,各个民族国家对于自由的理解方式、叙述形式等等有着各自的特殊性。也就是说,自由的诉求势必要诉诸于一种民族性的表达。历史地看,西方实现自由的诉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成功地将现代性的诉求融入自身的文化传统之中,最典型的就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他们的“两希”传统,所谓“复兴”首先是尊重、认可并传承自身的文化传统,并立足当下作出时代性的阐释,而不是简单照办古说的“复古”。通过对传统的“复兴”,西方对自由的诉求找到了自己民族化的表达,在学理上就体现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建构。

  

   而中国西化派自由主义者却简单地将儒学与封建专制思想绑定在一起,认为但凡儒学都与现代自由格格不入,要发展现代自由就必须拒斥儒学。于是,他们通过“反孔非儒”运动进行了全面地反传统,最终彻底抛弃了民族话语。时至今日,仍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缺乏保护个体权利不受集体利益和国家权力侵犯的自然权利传统。因而,儒教政治思想传统很难与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相容。”[⑦]然而,拒绝了民族性的表达,中国只能走向西方化的自由,而西化自由派也以屡屡失败的事实印证了西方化的自由在中国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根本无法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扎根,民族话语的丧失只能让中国的自由之路变得愈发曲折艰难。[⑧]

  

   因此,中国要发展现代自由就必定要对现代自由做出中国化的表达,正如有学者所说:“一个民族的哪怕是最‘现代’的自由理念,也必须从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精神当中引导出来”[⑨],就连早年反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也意识到需要“从自己的文化和道德出发向世界普遍的文化和道德整合(integration)”[⑩]。综观中国的思想传统,儒学向来具有关注人伦生活秩序、与时偕行的理论特质,其传统中已经具备引导出现代自由的思想基因,而且其作为中国的一大思想主流,本身也是中国人的一种民族话语。即如现代新儒家张君劢所说:

  

   我们发觉欧洲现代思想是希腊思想的延续,希腊哲学是现代思想的基础。在欧洲是如此的话,那么,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利用其旧有的基础呢?[11]

  

   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12]

  

   二、自由的困惑: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的紧张

  

   事实上,面对现代自由,近现代的儒家从未放弃自身作为民族话语的主体意识,而是一直在尝试从理论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但儒学内部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认为现代自由不利于中国社会,需要复活传统的儒学理论,特别是要复活传统的“三纲”礼法制度以此抵制现代自由;另一种则寄希望从传统儒学理论中发展出现代自由。前者是原教旨主义儒学的立场,其典型代表不仅有近代的“国粹派”,更有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兴起的“大陆新儒教”。后者是现代主义儒学的立场,其典型代表就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

  

   然而,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把现成化的传统儒学理论错当成了非现成化的儒学传统本身。于是,他们回应现代自由问题的方式不过是以历史上某种定型的儒学理论来取代现代自由(如原教旨主义儒学)或与现代自由进行嫁接(如现代新儒学)。因此,在这些儒学理论中依然存在着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不仅体现在“外王”层面的政治自由中,而且深层的体现在“内圣”层面的本体自由中,而其根源在于脱离了自由的本源和儒学传统本身。

  

   (一)外王的困惑

  

   儒家的“外王”是指向社会现实的伦理规范和政治制度的建构,相当于《大学》“八目”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形下学领域。因此,“外王”层面的自由乃是指政治自由,也即以维护个体自由权利为目的进行相应地政治制度建构。

  

   然而,传统的儒学理论中并不存在现代性的政治自由。对此,原教旨主义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方案。

  

   原教旨主义儒学有意无意地将现代自由等同于西方自由,将个体自由等同于恣意妄为,据此认为现代社会的诸多弊端都是由这种“现代”自由导致的。于是,他们借否定西方自由为由直接拒斥现代自由,否定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价值。而他们开出的救治“良方”却是要复活前现代的专制政治,例如当代的“大陆新儒教”极力鼓吹传统公羊家提出的“三纲”礼法制度,并设想通过“政教合一”的模式来保障落实。这种借中西之别否定古今之变,不仅危害儒学自身的发展,而且与当代中国人的自由诉求背道而驰,而其强烈而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更潜藏着助长极权主义的风险,特别值得警惕。

  

   与此相反,现代新儒学基于儒家立场对现代自由做出了肯定性的解释,这种价值立场无疑更具积极意义。现代新儒家首先从确立个体价值的立场上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特别是皇权专制进行了全面批判,进而通过对传统儒学,主要是宋明儒学的重新阐释,将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对接起来,而且基于儒家立场设计了发展民主政治的方案,如牟宗三专作“新外王三书”就是对儒学开出“民主与科学”的合理性和现实路径提供了一种学理上的解释,而张君劢通过对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价值立场的认同,直接提出了平衡个体权利与政府权力的“第三种民主”方案,并设计了以分权制衡为原则的“四六宪草”,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将政治自由纳入到现代儒学之中。

  

应该说,儒家思想确实与现代自由的确有诸多汇通之处。例如:现代政治自由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保障每个公民的私产不受侵害,这实与孟子“制民恒产”的思想相通;[13]而儒家所讲的“亲亲→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的推爱思想也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功利伦理极为相似,他们也讲求对他人的同情,并认为这种“同情”的情感是由近及远、逐步推展由人及物。然而,这二者之间的交叠、对应并不代表着完全等同,也就是说,汇通儒家思想与现代自由并不等同于以传统儒学理论附会现代自由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新儒学的诸多阐释难免牵强附会。例如他们直接用孔子的“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孟子的“大丈夫”人格等来附会现代性的个体自由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507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