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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中国自由观念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关于“自由儒学”理论建构的准备性思考

更新时间:2020-07-18 21:30:54
作者: 郭萍 (进入专栏)  

  

   (原载《国际儒学论丛》第三期,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6月)

  

   [内容摘要]:近代以来,中国自由问题的争执表明要恰当理解中国自由观念必须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两个基本维度。一方面,中国自由观念乃是德性自由而根本不同于西方的理性自由,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另一方面,中国自由观念经历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历史变迁,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由于其民族性与时代性皆源于生活本身,因此,唯有立足当下生活才能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自由观念。

  

   [关键词]:中国自由观念;民族性;时代性;生活本身

  

   自近代至今,中国思想界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争论,即当代中国究竟该接纳西方的自由观念,还是继承中国的自由观念。这种选择“西方”还是“中国”的纠结似乎表明,只要处理好中西之别就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的自由问题。殊不知,争论双方错将现代等同于西方,传统等同于中国,进而以中西之别掩盖了古今之变。于是,我们看到一方是以发展中国现代化为名,企图与传统决裂,依靠移植西方自由来发展中国的现代自由;另一方则以拒绝西方为名,拒绝中国发展现代自由,主张复活前现代的价值。

  

   事实上,中西之别与古今之变乃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中西之别属于民族性的问题,古今之变则属于时代性的问题。如若将二者混为一谈,又如何能恰当的理解中国的自由观念呢?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自由观念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做一番澄清。

  

   一、理解中国自由观念的基本维度:时代性和民族性

  

   自由作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是超越时代与民族的,但这种超越并不是空洞、抽象的超越,而总是真实的呈现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是因为任何自由总是属于某个具体民族和某个具体时代,而绝不会是任何民族或任何时代之外的自由。所以,我们对自由的言说也无法摆脱身处其中的民族和时代,就如同我们无法跳出自己的皮肤。也正是因为这样,各民族对自由的理解与领悟不尽相同,于是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自由观念;同时各时代对自由的理解也总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形成了前现代与现代不同的自由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是非超越性的,因此,自由观念也都有其民族性和时代性。

  

   当然,自由的非超越性并不妨碍其超越性。因为每个民族、每个时代的自由观念虽各不相同,但都是试图对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问题做出解答,同时自由的超越性也只有通过民族性与时代性才能被“召唤”出来,才能在各民族、各时代的生活中以不同的形态“现身”。据此而言,时代性与民族性恰恰是我们解读一切自由观念的两个基本维度。

  

   自然地,理解中国的自由观念也离不开这两个维度。要知道,所谓“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兼具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概念。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性概念(当然不是人种学意义,或地域意义上的民族性,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性),代表着中国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的特有的对自由问题的观念形态和言说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变迁的时代性概念,呈现为从前现代的王权时代、皇权时代,到现代的民权时代的历史变迁,故而,中国不同时期的自由观念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质。

  

   在此,笔者首先要从民族性和时代性维度上对中国自由观念的特质做一番澄清,进而探究其民族性与时代性是如何可能的,以期找到恰当理解中国自由观念的思想途径。

  

   二、中国自由观念的民族性

  

   鲍桑葵曾说哲学“如果失掉了它的民族性格就会失掉它的某些本质”,[①]具体到自由观念也是如此。我们说中国自由观念之所以是中国的,而非西方的,就在于中国人对自由问题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发问方式,论说系统和解决思路、言说方式。在此,为了更突显中国自由观念的民族性,笔者对照着西方自由观念的民族性来论述。[②]

  

   虽然我们不能对中西思想传统中的自由观念笼统的一概而论,但无法否认地是,中西自由观念确实呈现出各自一以贯之的民族特质。总体说来,西方具有鲜明的理性自由特质,而中国一直体现出德性自由的特质。

  

   众所周知,在西方古希腊哲学时期就体现出以求真向善为自由的思想,柏拉图就是这一思想的首要奠定者。他以“善”为最高理念并认为“善”必须通过洞见真理方能获得。据此,他对自由做了这样的定义:“人之本性追求善,只有当人能够追求并终于达到善时,人才是自由的。”[③]照此说法,自由显然是存在于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中。继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努力以抽象的概念和逻辑接近真理,让这种以求真为自由的观念进一步突显出来。从此也确立了西方自由观念的理性主义基调。

  

   近代以来,西方的理性自由得到了最为充分体现。笛卡尔就将“自由观念重新被建立在理性主体的认知功能和求善本性之上,柏拉图主义的求善原则和自主性自由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④]康德虽然提出不同于纯粹理性的实践理性(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作为普遍立法意志的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⑤]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理性公设,所以他才说:“善良意志只有为有理性的东西所独具。”[⑥]而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的辩证展开将理性自由推至巅峰。当然,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唯意志主义可说是理性自由的一个反动,但应当看到,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是寄托在理性主义身上的,是理性主义自身的一个环节,虽然是最高的环节,但它实现的仍然是理性预定的目的,即把握绝对的真理。”[⑦] 即便在神学盛行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上帝的论证和言说也依然是以抽象概念和确定性逻辑推导展开的,同样保存着理性自由的基因,最典型的就是托马斯·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的论证正是依靠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才得以完成的。当代西方盛行的分析哲学、现象学运动虽然是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哲学,却也依然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言说,例如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逻辑实证主义和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所具有理性的内核,这实际上是以一种拒斥和解构的方式延续着理性自由的传统。

  

   这种由理性确证的最高自由作为政治自由的根本依据,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哲学基础。可以说,现代西方的自由人权、民主平等等政治自由的内容实质都是这种理性自由的具体展开。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哲学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一个理论典型。

  

   相较之下,以儒道释为主流的中国自由观念却少有理性自由的特质。儒家虽然不否认理性的价值,但始终未把它置于根本地位。宋儒张载就明确指出:“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⑧])其中“见闻之知”就是感官经验的理性认知,张载认为它偏狭而有限,只是“小知”,而唯有“德性之知”才是“大知”。另外,佛家主张“去执”、道家强调“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主张“绝圣弃智”则认为理性认知不但得不到自由,而且根本是一种自我束缚。可以说,儒道释三家都不主张通过理性获得自由,也不认同理性自由的根本价值。

  

   中国的自由观念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德性自由,这源于中国人对“德”的重视。虽然儒道释三家所言之“德”不尽相同,但在三家合流的过程中,对于“德”的理解也逐步融通合一。我们知道,儒家之“德”是仁爱之德,如孔子就以“仁”为总德,孟子在“性善论”中延伸性提出仁、义、礼、智“四德”;道家之“德”是真、朴的自然之德,即老子所说:“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老子》第五十五章)[⑨]。随着儒道合流发展,“德”已成为至仁至真的统一体,这在魏晋玄学中就有突出的体现。佛教也通过与儒道的融通,实现了佛教之“德”与儒道之“德”的合一,特别是禅宗所讲的心性本觉,佛性本有,就是通过发挥先验心性的领悟作用而成佛,而成佛也就实现了“德”的圆融。借鉴佛老思想而形成的宋明新儒学所体现的“德”正是儒道释三家之“德”融通的成果。如张载的《西铭》提倡:“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⑩],阳明在《大学问》中主张:“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11],这些与其说是儒家仁爱之德的展现,不如说是儒道释三家之“德”的共同内核的凝聚。

  

   由于“德”的本义与作为动词的“得”相通,如《说文》所言:“德者,得也。”[12]因此,所谓“德性”首先是一种得其本性的实践过程,然而本性之得与不得全在于自己,所以说“德性”本身就是一种自由。我们看到,佛禅讲“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13]自己执迷不悟,就是凡夫;而自己幡然醒悟,即立地成佛,至于到底能否得到佛性,是众生还是成佛,根本无系他人而全在于“自性”。在儒家,孔子讲“为仁由己,岂由人乎哉?”(《论语·颜渊》[14])孟子明言“四德”(即仁义礼智)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尽心上》[15])。显然,求舍、得失全在自己,而非由他人主宰。这都表明,“德性”乃是主体的自主自觉,如荀子所说:“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荀子·解蔽》[16])总之,这种主动自觉的“得”,“能”行动,在确证主体的同时也让自由得以直观。所以,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德性的呈现就是主体的自由,德性自由也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的自由。

  

   不仅如此,德性自由还是一切具体自由的根本依据。例如儒家特别讲求自觉的道德践履,这种道德自由之所以可能根本在于人是德性的存在者。人作为主体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践履具体的“德行”,而且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德性”,也就是本体论上的普遍主体性。“德性”作为形上的绝对主体性乃是现实的制定社会政治制度、伦理规范(“德目”)和言行(“德行”)的本体依据,它为形下自由的实现奠定了形上学的基础。这一传统也被近现代儒学所继承,维新儒学“照着”传统德性自由观念来讲,为现代政治自由正名;现代新儒学则“接着”传统德性自由观念讲,通过建构现代形态的德性形上学(如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为现代政治自由提供本体依据。

  

   当然,中西自由观念虽具有不同的民族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彼此隔绝、相互排斥。恰恰相反,不同的民族性总是在相互借鉴、融通才能得到保持和发展。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当今西方的理性自由观念不仅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而且面对由其导致的现代社会弊病也无能为力。所以,一些西方学者,如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安乐哲(Roger T.Ames)、安靖如(Stephen C. Angle)等开始积极从中国汲取思想资源补充发展西方自由。另一方面,我们意识到由于西方率先为现代自由的合理性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这同样值得我们借鉴。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家已经开始借鉴西方自由理论重新阐释传统的德性自由,也正是发展德性自由的一种努力。

  

   三、中国自由观念的时代性

  

中国自由观念的时代性是要考察中国自由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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