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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靖如 郭萍:德性、自由与“有根的全球哲学”

——关于“进步儒学”与“自由儒学”的对话

更新时间:2020-07-19 21:01:10
作者: 安靖如   郭萍 (进入专栏)  

  

   摘要:2017年4月26日,美国著名儒家学者安靖如(Stephen C. Angle)教授应邀来到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与山东社会科学院青年儒家学者郭萍博士就“有根的全球哲学”、“进步儒学”和“自由儒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话。安靖如先生指出,他所创建的“进步儒学”是一种“有根的全球哲学”,与“综合儒学”在方法论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基于单一传统认可意义上“有根的”发展,后者是“双重认可”意义上“综合性的”发展。二者虽然表面近似,而且各有好处,但作为儒家学者必须对此加以区分,以便弄清各种儒学理论据以展开的价值立场和思路方法。对此,致力于创建“自由儒学”理论的郭萍博士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并且从“有根的”和“全球的”维度上介绍了“自由儒学”的理论特质。进而,双方基于各自的理论视角,就现代语境下的儒家德性观念以及自由平等与个体权利、美国儒学研究的转向等问题做了广泛地交流,由此在保持各自不同的理论思考的同时,体现出双方坚持立足儒学传统,发展现代价值的思想共识。

  

   关键词:有根的全球哲学;进步儒学;自由儒学;德性;自由

  

   作者简介:安靖如,男,哲学博士,美国维思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郭萍,女,哲学博士,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有根的全球哲学”:“进步儒学”的方法论

  

   郭萍:安教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与您交流!早前我就关注到了您所建构的“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1],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当代海外儒学理论中很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另一方面是由于“进步儒学”最突显的内容体现在政治哲学领域,比如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等等,这恰与我正在建构的“自由儒学”密切相关,而且据我理解“进步儒学”以“进步”为标识,这本身就体现着对现代性的价值观的认同,这让我感觉“进步儒学”与“自由儒学”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所以,我很想通过此次交流能进一步了解您的“进步儒学”,也希望能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推进“自由儒学”的发展。

  

   首先,您声明“进步儒学”是一种“有根的全球哲学”(rooted global philosophy),这一说法是基于您对各种“无本”的“综合性儒学”(Synthetic Confucianism)的批判而提出来的,其实主要是针对“综合儒学”立足各种不同的价值立场与儒学对接的思想方法,例如有的是基于实用主义吸纳儒学,如安乐哲(Roger Ames)、南乐山(Robert Neville)等,有的是从社会主义角度吸收儒学,如贝淡宁(Daniel Bell)。但同时您也强调儒学应该是全球哲学,所以不能仅仅局限于既有的传统儒学思想,而是要与非儒家的思想汇聚(convergence),例如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汇聚。那么,这是否与您对“综合儒学”的批评相矛盾?如果不是,那么从方法论上讲,“进步儒学”与各种“综合儒学”有什么根本不同?

  

   安靖如:要说清楚的是,我的目的不是批判“综合性儒学”,而是强调我的思考与“综合性儒学”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区分。其实,“综合性的儒学”和“有根的全球哲学”的做法各有好处,而且我之前还把黄玉顺老师也归结为“综合性的儒学”,现在发现那是不对的。由此表明,其实这种区分是比较微妙的。

  

   因为有关于“全球哲学”的做法还是要讨论到一些儒家之外的东西,所以在表面上可能很像,但是,我想这个区分还是有价值的。先展开一个区分,再去讨论价值的重要性怎样。那么,我想最简单的区分方法就是回答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讨论思想合法性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理由,你有什么样的价值。假如你所采取的基本理由和价值都是来自一个传统,即便你通过这些理由放进去一些新东西,也还是基于同一个传统,那就是有根的哲学。当然也可以说是,有根的地方性哲学。

  

   我觉得,如果看不到外来的思想、外来的资源、外来的挑战,也就看不到另外的可能性,看不到更多值得参考的东西,那样的做法太过保守。我也不懂这种方法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或许就是要保持现在的状况?比方说某些有权力的人就喜欢现在的情况,他们可能因为这个,而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但是这不是好理由。如果不局限于儒学,也有注意到其它的一些东西,那么至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综合性的;一个是有根的。综合性的前提是你同时对儒学有一种认可,但同时也对另外一种哲学思想有认可,可是你怎么得到这个认可呢?这可能跟你的背景有关系。对某一个新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采取了双重认可的做法,你会看得出他们一部分是来自儒学的理由和价值,而另一些则是来自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自由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价值。我想所谓的“左翼儒学”,至少可以说“左翼儒学”的某一些版本就是双重认可的,他们的做法是从两个方向找到一个综合。

  

   “有根的”方法与“综合的”方法表面上很像,但必须将二者区分开。首先就是哲学家自身要把这二者弄清楚,应该知道那个区分在哪里。当我们进行创造性思考的时候,才知道思路应该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才知道可以依靠什么价值来判断。另外,就是跟别人辩论的时候,尤其是跟其他儒者辩论的时候,如果采取的是“综合的”方法,那就意味着你依靠了一些儒学之外的基本价值,这也应该弄清楚。反过来说,如果采取的是“有根的”方法,那就等于说,你所依靠的都是儒学自身的理由和价值。这点在辩论的过程中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的辩论对象认为“你不是儒家”,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有力的回应,但是以“综合的”方法就只可能承认说:“对,‘这个’不是儒家的,‘这个’是我另外认可的一个东西。”

  

   郭萍:其实,您批判综合儒家所采用的“杂糅式”思考方法,在当前的儒学研究中的确不少。在我看来,这种方法可能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其价值立场上的“双轨制”,特别当我们分析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时会明显暴露出来。(安:对,总会有这种可能!)也就是说,他们同时持有两套价值标准,当然,这两套价值标准一致时,是不会暴露问题的,但两套标准不可能完全一致,否则也就不是“综合的”了。试想如果我们兼采两套标准,那么只能是一会儿“此是彼非”采取A标准,一会儿又“此非彼是”采取B标准,所以不可能有一个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分析不同问题时实际采取了不同的标准,在前一件事情上,综合儒家可能选择儒家的价值标准,而在后一件事情上,则可能选择实用主义的价值标准,或者在分析同一问题时也在两套标准之间游移、切转。我想,您之所以批判“综合的”方法就是因为它只能形成一种拼凑的东西,而无法形成有机的思想系统,为此,您提出“有根的全球哲学”就是为了能够超越综合杂糅的儒学理论,真正建构起一种有机的儒学理论。

  

   虽然与您的表达角度不同,但我在探索“自由儒学”[①]时所采取的理论态度与“进步儒学”是同调的。在我看来,每个人的价值立场最初都是在生活体验中产生的一种意识倾向,我认为自己最初对儒家产生的认可和亲近感也是如此,所以,我就自然会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去解释各种现实问题,乃至整个世界的意义。当然,现实中不可能人人都是儒学的信奉者,但不论大家各自所选择的价值立场是否一样,我们所面对的仍是同一个世界和共同的生活,而且现实生活的一切都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儒学或其他任何理论刻意设计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以各种既定的理论把活生生的世界和生活机械的切割开来,再把“世界”或“生活”东一块、西一块地装到不同的理论框框里,那么,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由各种“碎片”组成的“世界拼图”,而无法真正体验和投入当下的生活,更无法真正理解当下这个有机的活体的世界。对于儒学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以传统儒学理论为框框来裁剪当下生活,肯定是有问题的,例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以“三纲”为代表的传统儒学的政治伦理观念无法积极的解决现代的政治伦理问题,同样我们直接把西方的各种理论套用到中国,也肯定有问题。(安:对,没错。)这种思考方法行不通,于是我想为何我们不反过来思考,也就是面对现代生活的问题本身去思考相应的解决之道,创建符合生活本身的儒学理论呢?事实上,历代任何儒学理论都是为了其当时的生活而创建的,但是生活本身并不是为了儒学才存在的。真正面对生活本身、问题本身,就应该能理解生活并没有设置儒学与非儒学的隔阂,以这种态度进行儒学建构必然是一种敞开的态度,一定不会是封闭的,或武断的排斥非儒学内容的。而且这与我所坚持的儒家立场并不冲突,其实所谓儒家立场根本就是以仁爱作为解释一切的立足点,这是一贯不变的;而儒学理论则是基于儒家立场建构的各种理论形态,既有原始儒学,也有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这都是会随生活的演变而不断更新的。我们面对的生活变了,问题变了,那么相应的理论也就不同。“自由儒学”就是从解决当今现实问题的意义出发,必然与传统儒学理论不同,也自然会吸收非儒学的思想,但立场却始终都是儒家的。

  

   安靖如:你这样说很好,但不能零碎地把这个借来用,把那个借来用。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很可能遇到你所说的“双轨制”。所以,我想真正成熟的做法是,当看到一些可以借鉴的内容时,我们总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立场,基本的价值目标,所以在面对某一个全面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比较强调某一方面,始终可以保持自身的基本立场。“进步儒学”的立场就是强调内心德性的发挥。

  

   郭萍:您这是强调借鉴其他内容时要自觉保持儒家的主体意识,这当然没错,而我想说明的是为什么儒家可以在借鉴其他内容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特质。比如,我认为儒家要积极借鉴自由主义的思想,其意在借鉴其中蕴含的现代自由的共同性,也就是一般的“现代性”的成分,而并不是特殊的“西方性”的成分。所谓一般“现代性”是不分中西的、共同的时代特质,而“西方性”则是一种民族特殊性,是一般“现代性”在西方话语下的具体表现形态,它对应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对儒家来说,越充分的吸收现代自由的一般共同性,就越可以更好的发展自身的自由理论,而且现代自由的一般共同性通过儒学话语的表达也就获得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殊性,那么,发展了现代自由的儒学还是儒学,儒学在借鉴外来思想的同时也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特质[②]。所以,“自由儒学”绝不是现成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拼盘”。

  

   二、关于儒家的“德性”观念

  

安靖如:这很好。那么,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为什么“进步儒学”强调内心(德性)的发挥。我们可以从“内圣外王”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内王外王”指向两个领域:一个是内心的发展,或者说德性的发挥;另一个是个人对别人的影响,也就是个人在公共领域里的行为,两个方面具有连续性,这也是“内圣外王”的一个基本涵义。所以,“外王”领域(如社会秩序、政治安排)都会对“内圣”领域有间接的影响,但儒学最根本的东西并不在于社会秩序。虽然社会秩序也非常重要,但它是为了德性(内圣)而设立的。当然,这不代表我们特别重视德性就会马上变成圣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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