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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人生意义”的元价值学分析

——兼答“我是谁”的哲理问题

更新时间:2017-06-07 00:30:55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从元价值学的实然性视角看,“人生意义”首先取决于人们在展开生命的进程中想要获得什么样的善,试图避免什么样的恶,然后取决于人们在诸善冲突的情况下,对于各种不可兼得的善价值的主次定位做出了怎样的权衡比较和取舍选择,乃至最终确认了一条什么样的终极性人生正道,不管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也要努力加以实现。与此相应,“我是谁”的谜底同样在于一个人遵循趋善避恶、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围绕善恶是非的实质性价值内容展开的评判诉求和取舍选择。

  

   众所周知,“人生有什么意义”不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里经常思索的一个棘手难题,构成了所谓“心灵鸡汤”的一个重要话头,而且在哲学上也被看成是一个终极性的问题。不过,虽然古今中外的许多哲学家也曾站在各自的“规范价值学”立场上,阐述过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应然性”解答——亦即告诉人们“应当”实现什么样的具体“人生意义”,他们却很少在“元价值学”的“实然性”维度上,针对人们“是”怎样实现“人生意义”的问题展开探讨——或者说很少深究“人生意义”本身“是”个什么意思。①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立足于“人性逻辑”内在蕴含的“善恶是非”价值基准,从元价值学的视角对此进行一些分析,揭开“人生有什么意义”的实然性谜底,同时也对另一个哲学上相关的终极问题“我是谁”做出相应的解答。

  

一、趋善避恶的原初取向

  

   在“人生意义”的概念中,所谓“人生”明显是指人的生命或生活在现实中的实际展开,所谓“意义”则主要是指这种实际展开对人具有的价值效应。所以,这个复合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休谟指出的“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的微妙关系了,并且因此加剧了我们从元价值学的视角找到它的答案的困难程度。不过,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跳出西方主流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坚持的那种二元对立架构,首先以“需要”为纽结将“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然后再把围绕“价值性事实”做出的“实然性评判(价值性描述)”与围绕“价值性目标”展开的“应然性诉求”区分开来,[2] 就有可能走出西方主流学界自己给自己布下的重重迷宫,在实然性的维度上揭示人们“是”怎样追求“人生意义”的谜底了。

   本来,从人生存在的本体论视角看,任何人活在世界上,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需要”;只有满足了自己的某种需要,他才能维系自己在某一方面的“存在”,不然哪一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他在哪一方面的存在就会受到损害。正是人生本体论层面的这个原初事实,将西方主流学界截然分开的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了:如果某个“存在”的东西(“事实”)对于人们满足某种“需要”能够产生“有益”或“有害”的影响效应,它对人们就具有了“善”或“恶”的“价值”,而人们也会从认知的角度对它的“善恶价值”展开“实然性评判”,做出诸如“它‘是’好的或坏的”这样的“价值性描述”,然而再依据自己的相关需要,提出“我‘想要’得到或避免它”的“应然性诉求”,最后通过实现这些“应然性诉求”维系自己的“实然性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与价值之间通过需要形成的这种纠结互动,构成了一个贯穿于人生在世全部内容的轴心环节,尤其是构成了支配着人们从事各种行为的所谓“人生理念”(又叫“人生观”或“价值观”)的核心要素,因为人们归根结底都是在这种纠结互动中实际展开自己的生活进程的:看到各种存在着的事实,就依据自己的需要描述或评判它们的善恶价值,然后再对它们提出相关的应然性诉求,并通过从事实现这些诉求的相关行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以维系自己作为人的生命存在。

   同时,凭借事实与价值的这种纠结互动,我们也不难解释人生在世为什么不但会确立“善恶好坏”的“价值基准”,而且还会形成“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首先,如果人们不能分辨世界上的哪些东西对于自己有益处或有害处,以致陷入了“好坏不分”的境地,他们也就无从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己的存在了。就此而言,“分辨善恶”的价值评判可以说是人生理念的头号使命。其次,人们在从事任何行为的时候,都只能是努力得到自己认为有益的好东西,避免自己认为有害的坏东西,以求达成维系自己存在的目的。事实上,在“可欲之谓善”和“可恶(wù)之谓恶(è)”的语义界定中,已经同义反复地蕴含着人性逻辑的这条头号原则了:“善”就是人们认为有益而想要得到的东西,“恶”就是人们认为有害而想要避免的东西;所以,在分析性的意义上说,人生在世就不可能从事“趋恶避善”的反向行为,因为没有任何人会想要得到自己讨厌的坏东西而远离自己喜欢的好东西。柏拉图曾因此一方面指出:“一切能造成破坏和毁灭的是恶,一切能提供保存和益助的是善”[3](P410),另一方面又宣布:“没人会选择恶……想做他相信是恶的事情,不做他相信是善的事情,似乎违反了人性。”[4](P484)②

   给定了上面的分析,对于“人生意义何在”的问题,我们也就可以在此先给出一个原初层面的解答了:既然“意义”是指各种东西对人具有的“价值”,那么从肯定性的视角说,一个人的“人生意义”首先就在于他在展开生命的进程中努力趋于的那些善价值;而在引入“得到了某个好东西就等于避免了相反的坏东西”的善恶“对应性关联”之后,我们还能从否定性的视角说,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同时又在于他在展开生命的进程中尽量避免的那些恶价值。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原初层面上正是通过从事“趋善避恶”的行为,直接实现他们的“人生意义”的。举例来说,假如张三按照自己分辨善恶的人生理念,把吃喝玩乐看成了值得意欲的好东西,把受苦受累看成了反感讨厌的坏东西,他所指认的人生意义当然就在于追求吃喝玩乐而避免受苦受累。相比之下,倘若李四按照自己分辨善恶的人生理念,把学术研究看成了值得意欲的好东西,把虚度光阴看成了反感讨厌的坏东西,他所指认的人生意义则无疑在于从事学术研究而拒绝虚度光阴。

   诚然,在这两个例子中,张三和李四分别趋于或避免的好坏对象是截然不同的,由此才导致了他们的“人生意义”天差地别。不过,这种差别只是出现在“规范价值学”的维度上,亦即他们站在各自的规范性立场上,分别按照自己的人生理念,将不同的东西评判成了有益或有害的善恶价值,然后再通过从事不同的行为,去实现各自设定的不同人生目标(吃喝玩乐或是学术研究)。事实上,在讨论“人生意义”的问题时,以往的哲学家也大都是以类似的方式阐发自己的见解的,亦即站在各自的规范性立场上,将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所评判的具体好坏东西,设定为其他人都“应当”追求或避免的善恶价值,主张其他人都“应当”在自己的生活中实现他们所指认的那种特定“人生意义”。例如,古希腊的阿里斯提波便主张,人生在世应当以追求自然欲望的感官快乐为目的。[5](PP577-583)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既然人人都有“理性”,我们就应当以哲学家式的静观思辨作为值得意欲的幸福境界。[6](PP305-311)同时,由于这个缘故,在现实生活里,对于“人生有什么意义”持有不同规范性人生理念的人们,还往往觉得很难理解对方的“活法”,有时甚至还会指责对方的行为“变态反常”、“违反人性”,就像守财奴认为慈善者“犯傻”,孟子抨击杨墨“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那样。

   然而,倘若我们从规范价值学的这类视角转换到元价值学的视角看问题,却会发现事情包含的更有根本性的另一面:不同人们展开的所有那些千差万别的规范性追求,归根结底都是遵循着元价值学维度上的同一种“人性逻辑”,因为无论张三还是李四,无论阿里斯提波还是亚里士多德,无论守财奴还是慈善者,无论孟子还是杨墨,也无论他们之间是怎样地相互贬抑,他们在实然性层面上其实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价值评判中“分辨好坏”,在从事行为时“趋善避恶”,并无二致;只不过在展开价值评判、从事具体行为的时候,他们把不同的具体东西分辨成了好的和坏的,从而将不同的具体目标设定为自己“应当”追求的人生意义,由此展示了他们的不同人生理念或活法而已。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目的与此前绝大多数哲学家所做的不同,不是试图提供人们“应当”追求什么样的具体人生意义的规范性解答(这实际上是各种规范价值学理论的任务),而是仅仅旨在提供人们“是”怎样追求自己的人生意义的元价值学分析,单纯描述不同的人在追求不同的特异性“人生意义”的时候所必然遵循的那种共同的普适性“人性逻辑”。

  

二、取主舍次的人生正道

  

   不过,要是“人生意义何在”问题的答案仅仅在于原初层面上的“趋善避恶”的话,它就很难成为日常生活中经常让人们苦恼不堪的一个棘手难题,更不用说还会成为哲学上的一个终极话头了。问题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性又来自一个简单常见、却长期未能在哲学上引起足够重视的人生现象——“诸善冲突”。[7]

   本来,人生在世都有“需要”的原初事实,已经呈现出了鲜明的多样性,因为即便同一个人也会产生五花八门的多方面需要;至于世界上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好东西,就更是缤纷多彩了;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所谓“善的多样性”:对于任何人来说,可欲的善价值总是多种多样的,从哲学的视角看便至少可以分成功利(实利)、炫美、认知、道德、信仰五大领域(像张三追求的吃喝玩乐就属于“实利”的领域,李四追求的学术研究则属于“认知”的领域等),从而导致人生在世追求的意义也能够分成相应的五大领域。不必细说,对于任何人来说,人生意义的圆满实现都在于,他能够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所有好东西,避免他想要避免的所有坏东西。事实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会从这个角度评价自己活得充实不充实:得到的好东西越多、遭遇的坏东西越少,人们就越是觉得自己快乐幸福——或者说越是觉得人生充满了“意义”;反之,得到的好东西越少、遭遇的坏东西越多,人们则越是觉得自己苦难不幸——或者说越是觉得人生失去了“意义”。

   不过,人生在世的头号不幸恰恰在于,人生意义的这种圆满实现,注定了是一种永远无从达成的梦幻泡影。原因很简单:由于人本身的种种能力和外界的可用资源总是有限的,在人们意欲实现的各种不同的好东西之间,始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抵触的张力冲突,以致他们要想实现甲善,就不得不放弃乙善,结果会由于放弃乙善的缘故,在对应性关联中遭遇乙恶,导致自己的行为无法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只是达成好东西,不会撞上坏东西,而势必会生成甲善与乙恶不可分离地捆绑在一起的“悖论性结构”。举例来说,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诸善冲突”情况下,倘若我的选择是“舍鱼而取熊掌”,结果只能是我在享受有熊掌之善的同时,又不得不忍受无鱼之恶;反过来看,倘若我的选择是“舍熊掌而取鱼”,结果只能是我在享受有鱼之善的同时,又不得不忍受无熊掌之恶。很明显,无论做出的是哪一种取舍,我都不可能将鱼和熊掌这两种都可欲的好东西统统纳入囊中,而必然是在获得其中某一种善的同时,又不得不悖论性地遭遇到因为缺失了另一种善所生成的对应恶。

具体说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遇到的“诸善冲突”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人们为了达成某个目的善,必须耗费时间精力财物等方面的工具善,从而造成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对立;第二种是在两种目的善之间出现了相互抵触,就像刚才谈到的鱼和熊掌、西方经济学经常讨论的大炮和黄油不可兼得的情形那样;第三种是由于善恶评判方面的规范性差异所形成的人际张力,诸如因为我喜欢抽烟而你讨厌抽烟在你我之间产生的冲突现象。不管以哪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诸善冲突都必然导致人们的“人生意义”也像他们从事的行为一样,陷入类似的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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