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邹奕: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

更新时间:2017-04-28 11:56:35
作者: 邹奕  

   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

  

一、何去何从:我国同一部宪法的两个文本


   素有“改革宪法”之喻的现行宪法被公认为“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然而,在历经局部修改之后,这部“而立之年”的宪法却并非总是以同一面目示人。在专家学者编辑的宪法资料汇编中、在各大出版社发行的宪法单行本中、甚至在权威的官方公报中,我们都可以同时看到它的两个文本形态:其一是于1982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为宪法原文)以及后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为宪法修正案),该文本的修正案部分随着宪法的局部修改而不断增加;其二是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为宪法修正文本),该文本随着宪法的局部修改而不断翻新。从1982年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到1988年第一次局部修宪这段时间,我国宪法的文本是统一的,但1988年以后,随着宪法修正案的相继通过,情况则发生了变化。

   同一部1982年宪法呈现出两幅不同的“面孔”,这一问题确有深入探究的必要,正如已故的蔡定剑教授所指出的:“宪法文本不统一,不能认为是件小事,而是件关系到宪法的权威和宪法条文的适用的非常严肃的大事。”基于“认真对待宪法文本”的基本立场,我国宪法的文本形态应该是唯一确定的。这绝非理论上的无病呻吟和吹毛求疵,而是一个关系到宪法认知的重大问题。对于该问题持一种模棱两可、不做深究的超然态度,既无益于宪法研究的推进,也不利于宪政实践的发展。

   然而,要在这样两个宪法文本间作出选择却并非易事。基于宪法的法律属性,宪法文本须具有实用性。同样基于这一属性,宪法文本还应当具有正当性。不仅如此,由于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其文本应具有比一般法律文本更强的可信度。然而,两个宪法文本在正当性和实用性方面却是各有优劣。

  

二、宪法修正文本的正当性之判读

  

   相对于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宪法修正文本在学界和政界的“出镜率”显然更高。然而,这一事实却并不能证立后者作为标准宪法文本的正当性。

   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全国人大享有修改宪法的职权,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除此之外,我国宪法并未再行规定全国人大以外的其他修宪机关。因此,仅有经过全国人大以特定多数通过的宪法文本方才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在我国的修宪实践中,全国人大确实通过了现行宪法的原文及修正案,但未曾通过所谓之宪法修正文本。而且,后者本身即可证明前者确系全国人大通过的这一事实。

   在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标题下方附有两段说明性文字。第一段表述如下:“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第二段则称其分别根据于1988年4月12日、1993年3月29日、1999年3月15日和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修正案修正。根据这两段文字,无论是现行宪法的原文还是它的修正案,均由全国人大所通过。

   严格地说,我国并不存在能够据以确定宪法标准文本的官方出版物。其一,现行宪法本身以及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宪法文本应刊登于哪些出版物,刊登于何种出版物上的文本才是标准文本;其二,在我国的国家机构中,仅有全国人大具有修改宪法的职权,但全国人大并不出版官方公报。一般认为,就宪法文本的公布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在权威性上应该高于任何其他的官方出版物。

   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的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同时刊登了宪法原文、四次宪法修正案和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这一点很容易使人感觉到两个宪法文本在正当性上不分伯仲,而实则不然。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宪法修正文本的正当性确有再作判读的必要。

   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保证宪法文本的统一,同时有利于学习和实施宪法,建议本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后,由大会秘书处根据宪法修正案对宪法有关内容作相应的修正,将一九八二年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同时公布。

   这一段话无疑确证了: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在宪法修正案通过以后编辑产生的,而不是由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

   事实上,早在1993年和1999年局部修宪之时,官方就曾明确发出“在新出版的宪法条文中按修正案把宪法原文改过来”的呼吁,但是,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官方出版物并未响应这一号召。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宪法原文及四次修正案在通过之后当即公布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其他的有关出版物也曾及时将其刊出。可见,官方出版物公布宪法原文及修正案是早已有之的惯例。顺着这一逻辑可以推论,如若宪法修正文本在正当性上果真可以与宪法原文及修正案等量齐观的话,那么它们也应当及时公布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等各大官方出版物上,但事实与此相悖。综上所述,将宪法修正文本作为我国标准的宪法文本并不具备充分的正当性。

  

三、宪法原文及修正案的实用性之检讨

  

   诚如前文所述,从正当性来看,宪法原文及修正案或许更适合作为我国宪法的标准文本。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文本的使用频率却远远不及宪法修正文本。该文本之所以遭遇如此尴尬,主要是因为其在实用性上存在不足,该文本不便于阅读和引用。若使用这一文本来查阅某个现行有效的宪法规定,对我国宪法不甚熟悉的读者往往需要在浏览宪法原文之后再通读所有的宪法修正案。

   既然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在实用性上如此差强人意,我国当初又何以会采用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呢?下文将予以探究。

   (一)我国采用宪法修正案的用意

   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修改均未采用宪法修正案这一形式。因此,在我国的四部宪法当中,唯有现行宪法的局部修改采用了宪法修正案的形式。

   从目前公开的文献资料来看,1982年的全面修宪并未涉及是否应采用宪法修正案这一问题。现行宪法的原文也没有规定须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直到1988年首次局部修宪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方才就这一问题展开研讨。囿于文献资料的不足,笔者无从了解相关讨论的详情。但是,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的刘政曾有如下回顾:

   1988年2月27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研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案时, 彭真委员长提出:这次对宪法的修改采取修正案的方式,这是美国的修宪方式, 比法国、苏联和我国过去的修改宪法办法好。彭冲副委员长和王汉斌秘书长对实行这种修宪方式作了说明。采取这种方式, 得到了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会议全体组成人员的赞同。

   根据这一回顾,在修宪方式上师法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应当是修宪者们在当时所形成的一个共识。鉴于中美两国在宪法文本和实践层面的巨大差异,将这一修宪方式引入改革开放之初的我国确实是一次颇具勇气的尝试。但关于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具体原因,彭真的上述意见却语焉不详。他肯定了美国式的修宪模式是一个好办法,却没有解释该办法具体好在哪里。

   根据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保证宪法的稳定、维护宪法的权威应当是修宪者们采用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动因。我国主流的宪法教科书写道:“我国在认为对宪法进行整体修改和直接在宪法条文中进行增删,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的情况下,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运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了现行宪法。”另外,在198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的当年,王向明教授也在专论中肯定了宪法修正案的这一功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采用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的个别内容,这是比较灵活、有益的好办法。因为这样做,不会动辄就另外制定一部新宪法,而是在保留宪法原来的结构、原则和基本条文的前提下, 以修正案形式附于宪法本文之后, 使宪法保持其稳定性。”

   基于我国此前在宪法实施方面的惨痛教训,如何确保现行宪法的稳定和权威确实是1988年局部修宪时的焦点问题。早在1982年全面修宪时,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彭真就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已经深知,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国家的命运,绝不容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另外,对于2004年的局部修宪,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兆国也曾强调:“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

   言及至此,如下两个问题就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了:宪法的稳定和权威是否仅仅通过宪法修正案便可维系,此其一;宪法修正案的功效又是否仅限于确保宪法的稳定和权威,此其二。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鉴于我国的修宪方式直接取法于美国,下文将对美国的相关经验进行考察。

   (二)美国创设宪法修正案的初衷及实效

   作为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美国和德国的宪法制度对于当今世界各国均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就具体的修宪方式而言,德国模式较之于美国模式显然更为普及。德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基本法修正案”,而只有《基本法修改法》。在德国,标准的宪法文本即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下简称为德国基本法)的修正文本,而不是基本法的原文再加上二十余部《基本法修改法》。

   我国在对现行宪法进行局部修改时,既没有继续坚持源自苏联的传统修宪方式,也没有引进世界范围内颇为流行的德国模式,而是恰恰移植了极富个性的美国模式:在不变动宪法原文的前提下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并将宪法原文和修正案共同作为本国的宪法文本。事实上,这一模式尽管由来已久且在美国语境下绩效昭彰,但在世界范围内却鲜有效法者。

美国既是第一个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也是第一个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国家,以修正案修改宪法的方式可见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下简称美国宪法原文)第五条的明文规定:“国会当其两院各三分之二的议员认为必要时,应提出本宪法的修正案,或者,因各州三分之二的州议会的请求,应召集会议以提出修正案”。从《1787年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和《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这两部有关美国制宪历程的经典文献来看,1787年制宪会议之所以在宪法草案中创设宪法修正案这一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415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