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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凯笛:中国宪法文本中的“民族观”

更新时间:2015-09-22 23:49:40
作者: 井凯笛  

    【摘要】民族观是关于民族、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民族国家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观点。准确理解中国的“民族观”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其重要意义,回归宪法文本是全面认识这一问题的根本所在和必然选择。通过词源分析发现,“people”、“nation”、“ethnic”等词的含义与宪法文本中“民族”有着较大区别,国家层级(政治属性)和社会层级(法律属性)是文本中“民族”的两大层级属性。民族自治而非民族自决、民族统一与民族国家相融合、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转向的观点统一是我国宪法文中“民族观”的精髓。

   【关键词】民族;民族观;宪法文本;层级属性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大局,正确认识民族关系、民族问题是民族发展的基础,而准确把握“民族”一词的内涵与外延是民族发展的前提。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认识和解决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最好范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宪法治国安邦总章程的至高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目前,通过对现有论著研究发现,对“民族”一词理解的乱序是造成诸多理解偏差问题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面对西方“民族观”的种种干扰,如不能梳理出清晰的中国“民族观”,就会陷入某种被动局面,西方反华势力就会借此将民族、人权、主权等问题相混淆,以所谓的“民族自决权”干涉中国内政。宪法文本是我们认识“民族”一词的必然依据,但对文本中不同部分、不同条款中出现的“民族”我们应分清涵义,认清其国家层面与社会层面,法律层面与政治层面上的不同属性,不应盲目一概是之。宪法文本中对“民族”一词不同层面、不同意义上的使用,是造成诸多误解的原因之一,我们应充分理解宪法文本的内涵,以中国的“民族观”告西方的“民族观”,以“多元一体”驳西方民族理论的“文化化”、“政治化”。

  

   一、“民族”的历史轨迹

   对“民族”一词误解误读多来自于西方有关词汇的误用(如“people”、“nation”、“ethnic”、“race”等),加之当前学者对该词缺乏系统梳理,以致对“民族”一词理解众说纷纭。纵观马列原著及其它经典文献发现,在涉及到“民族”一词时多使用英语“people”、法语“peuple”、德语“volk”,在这之中,德语的“volk”是其他语言的关于“民族”表述的范本。此后,英文中表述“民族”涵义的词逐渐变多,如nation、nationality、ethnic、ethnic group、race等,同时原有词的词义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为能准确把握上述词的涵义,避免在翻译、使用的过程中造成南辕北辙的困境,对其进行简要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People”的词义演变

   Populus(拉丁语)→pueple(古法语)→peple(古英语)→people(英语)

   由上可见,现代英文中的“people”的原始词根是拉丁文“populus”,而这个词根本身就具有“人”、“人民”的意思,但这里的“人民”往往是指处于上层阶级的人,而非现今意义,与之相对应的是拉丁文“plebs”,代指的是“贫民”。随后该词根衍生为“国民共同体”(贵族联合),后扩大为“民族”之意。[1]在韦氏辞典官网中“people”的第一个意思是“依据共同习性而组成的共同体”,它的复数形式“peoples”译为“同一政权组织下的拥有共同文化习性的人类共同体[2]”,更近似于“nation”或“ethnic group”。在现代英文的语义中,“people”更多的是指“人”,同时也有“国家”和“民族”之意,如united nations(联合国)。

   (二)“Nation”的词义演变

   natio(拉丁语)→nation(古法语)→ nacioun(古英语)→nation(英语)

   由上可见,现代英文中的“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natio”,这个词本身是“出生”“诞生”等意,而该词又由带有浓厚“血统”涵义的“nasci”演化而来。此后该词被美国、日本、苏俄等诸多学者共同认为,“natio”具有“血统”、“血族”的属性。[3]在中世纪初期,具有了“贵族”(古罗马城),到中世纪中后期,“nation”表示为具有“共同意志的群体”之意,而这个群体多以学生为代表的精英团体。在此期间,“nation”在强调“身份属性”的同时,也强调“政治属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认为,此时的“nation”应该是拥有集会或参会(议会)的团体。这一属性延续至今。《美国传统英汉双解学习辞典》将“nation”译为“国民、民族、国家;国土、领土、(尤指印第安人的)部落”,特别强调历史、语言、习俗的属性,“nationality”被译为“国家”、“民族”(A people having common oringins or traditions[4];《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将“nation”译为“国家”、“民族”,强调相同语言、文化、历史,同时更加着重共处于一个政府统治之下。“nationality”译为“国籍”、“民族”,在“民族”的意思中,特别强调国家的属性[5];《牛津英汉双解辞典》(译文版)将“nation”译为“国家”、“民族”,强调共同血统、历史、文化、语言,定居在特定领域。“nationality”译为“国籍、民族”,同样强调国家的属性。[6]在韦伯斯特辞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中,解释“nationality”时特别强调了政治独立性(pecifically Political independence)。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恩格斯认为,“nationality”或应从属于“nation”。[7]当前,国际社会早已将“nationality”第一语义定义为,“国籍”;“nation”的第一语义为“民族”(国家层级)。通过对比分析可见,在不同的工具书中,对上述两词的解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如“nation”和“nationality”在翻译的过程中要特别留意。

   (三)“Ethnic”等词的词义演变

   natio(希腊语)→ nation(德语)→nacioun(德语)→nation(英语)

   由上可见,“ethnic”最初来源于希腊语“ethnos”,该词原始意思为“外来的,外来因素的”(foreign,非腊人族群),是古希腊人对城邦群体的一种称呼。这个词也是德语“Volk”的来源。“Volk”作为“民族”意思时,指的是人类社会各阶段最广泛的人类共同体。《美国传统英汉双解学习辞典》将“ethnic” 译为“种族的、人种的、民族的[8],“race” 译为“种族、人种(强调基因属性的生理特征)、民族(强调共同历史、出生地)[9],“racism”译为“种族主义、人种优劣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将“ethnic” 译为“民族的、种族的、部落的”(强调“人种”的属性),“ethnic group” 译为“族群” 。[10] “race” 译为“人种、种族(都强调生理属性)、民族(强调语言、历史、文化等)”,racism 译为“种族歧视、种族破坏、种族主义(强调人种的优劣)”[11];《牛津英汉双解辞典》(译文版)将“ethnic”译为“种族的、民族的”,“ethnic minority”译为“少数民族”。[12]  “race” 译为“人种”(强调生理特征,即“人”的属性),“racism”译为“种族主义、种族偏见(强调人种的优劣)”[13];在韦氏词典中,将“ethnic”解释为“异教徒的;依托于习惯、语言等特征的集团”。[14]综上,“ethnic”与“race”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二者的混用比较普遍,19世纪末一些国际上较为权威的工具书仍将二者译为“人种”[15],20世纪中国的学者也延续了这一翻译。20世纪末,以罗伯特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家首次提出“ethnic group”(族类群体),美国的移民潮加剧了“ethnic”等词义的变化。著名人类学家德里克·巴斯在他的名著《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中,对该词进行了系统研究,也为“ethnic group”应属于“nation”(民族)的理论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历史、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也正是因此可能会造成同一词语的不同认识,“民族”一词即是如此。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原本清晰的概念就会随时间而发生演变,了解“民族”一词的涵义需充分了解社会的发展历史,厘清中西方的文化差别,才能准确把握其内涵,同时这也是其前提条件。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不可谓不多,而却恰恰相反,但相互的冲突与矛盾似乎远高过应有的共识。关于“民族”、“种族”、“族群”的认识,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等各领域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主观能动性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也不应是最重要的, 马克思主哲学告诉我们客观存在是决定认识的根本性存在。在认真梳理相关史料与论著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民族”一词再进行探讨,这个路径看似清晰早已为“共识”之谈,但通过我们查阅文献发现,这恰恰是问题所在。

  

   二、规范分析:宪法文本中的“民族”

   宪法文本是理解我国“民族”内涵的最核心依据,是阐释我国宪法“民族”观的基础。如何来理解宪法文本中民族的使用,如何看待有关民族表述文本之间的历史演变,如何理解文本中民族的价值属性,是对民族进行文本规范分析所要回答的三个核心问题,也是科学、系统阐述我国宪法文本中“民族观”的最佳维度。从54宪法到82宪法,对民族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亦或同种表述的语义也有所不同。(见表1)

由上表可见,除54宪法外,其余3部宪法文本中的“民族”都有两个层级属性,一种代表的国家层级的“民族” ,另一种代表的社会层级的“民族”。在54宪法文本中使用的“民族”均是社会层级的民族属性,在同一层级的称呼有多种形式,其中“各民族”等表述与“少数民族”同时使用。回顾54宪法制定过程,对第3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讨论是较多,也较为激烈。田家英主张规定多民族的同时,也应该加上“多种族”,在“各民族”后加“人民”,李维汉则对此都不赞同,刘格平也为也不需要;在该条第2款、3款、4款的讨论上也有很多的争论,如费孝通等人认为应该加上“聚居”、“杂居”等表述,邵力子等人认为应“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和压迫”的规定有不妥,黄炎培认为在研究相关条款时应特别注意民族政策;[16]在讨论有关“少数民族”条款时,张治中表示在第五节“民族自治”的前面应该加上“少数”,毛主席认为要加的话就要在各自治地方前面都要加上“少数”,李维汉认为不需要在自治地方前加“少数”,乌兰夫、刘少奇等人认为这是的“民族”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简称不用加。[17]可见,当时对于“民族”与“少数民族”用语表述是经过了很深入讨论的,一方面表明党中央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的民族内涵较为丰富。 “少数民族”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在党的文件规章中,通过的中最早出现在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章 第15条)中。这一表述一直沿用,但在当时对“各民族”的表述还有“小民族”、“弱小民族”等用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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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月刊》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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