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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把所有人当作目的”:解读与质疑

更新时间:2016-07-25 11:28:12
作者: 李石  

  

   李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康德的道德律令“把所有人当作目的”是当代平等主义研究的哲学基础和基本原则,然而各流派的思想家对这一道德原则的解读却不尽相同。本文重点讨论了诺奇克对该原则的解读以及柯亨对诺奇克之解读的质疑。

  

   [关键词]目的、康德、诺奇克、柯亨

  

   “把所有人当作目的”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推导出来的道德的普遍规律。康德将其作为人们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考虑的道德要求。基于此,康德将所有人,或者说所有理性的存在,看作是目的王国的平等的成员。康德的这一道德律令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中成为平等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和基本原则,然而不同的思想派别对这一原则的解读却不尽相同。本文将首先回顾康德对“把所有人当作目的”这一原则的推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对这一原则的解读,以及G.A.柯亨(G.A.Cohen)对诺奇克之解读的质疑。

  

   一、“把所有人当作目的”的推导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从智者学派阐发自然法思想开始,人们就一直被一个难题所困扰。那就是,如果说自然法是宇宙间万事万物所遵循的恒定不变的法则,那么人还有自由吗?既然人也必须遵循自然法,或者说人的行为必然被自然法所规定,那么所谓的自由岂不成了人类自己的幻想?在万事万物都被决定的世界中,人类的自由该何处摆放?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对世界的各个领域展开了深入的探索。然而,自由意志与恒定不变的法则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被解决,反而变得更加深刻。尤其是在涉及到人自身行为的领域,随着心理学、遗传学以及社会学等实验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人的各种行为都可以通过特定的环境因素、遗传因素、以及身体中的某种激素作用得到解释,也就是被这些因素所决定,并非来自于“我”的选择。在科学实验的领域里,“我的选择”正在被逐步消解而失去意义,而科学所穷尽的领域越广泛,世界被因果性所决定的领域也就越广泛,人们也就越难以找到安放“自由意志”的家园。然而,如果我们的世界完全由自然法则确定,那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和尊严可言呢?任何人不是被基因决定的、就是被家庭环境所决定的,或者是被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这不正像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塞涅卡所说:每个人“不是性欲的奴隶,就是金钱的奴隶,或者是野心的奴隶。他们又都是希望或恐惧的奴隶。”[2]人类,如果丧失了自由,又如何能确立“自我”,人与世间的万事万物又有什么区别呢?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为人们解答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的难题提供了可行的思路,为确立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奠定了基础。康德认为,“在自然界中每一物件都是按照规律起作用。唯独有理性的东西有能力按照对规律的观念,也就是按照原则而行动,或者说,具有意志。”[3]也就是说,人因为具有“意志”,而与世间万物相区别。康德将意志定义为“一种按照对一定规律的表象(Vorstellung)自身规定行为的能力。”[4]康德认为,意志是人根据规律而制定自己行动的原则的能力。例如:牛顿所发现的“万有引力”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自然规律,人作为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也必然要遵循这一规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必然被这一规律所决定。打个比方,根据牛顿万有引力,我知道当我站在阳台上把石头扔向楼下邻居家的阳光房时,就会砸坏邻居家的玻璃。而我,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可以有自己的意志,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原则而行动,有可能“扔”石头也有可能“不扔”石头,而这则取决于我做事的原则是什么。

  

   康德认为,人们行动的原则只可能有两种形式: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所谓假言命令,指的是有条件的命令,其形式是:如果……,那么……。在上述例子中一个假言命令可能是:如果你不想被邻居抗议的话,那么你就别把石头扔下去。在这一表述中,行为者为了不被邻居抗议而不扔石头。他不扔石头并非出于对邻居的尊重,而是因为害怕被邻居抗议。康德认为,这样的行为并不具有任何道德意义。道德的行为应该是出于对规则本身的尊重,是出于责任的行为。例如,一个人救助了一个落水的人,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救人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或是赢得美名,也不是贪图获救者的感激,甚至也不是出于他善良的本性(后者是孟子的观点,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而是出于对“救死扶伤”这一普遍原则的尊重,在这一行为中,“救人”是无条件的,以被救之人自身为目的,不附加任何其他动机。在康德看来只有这样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因此所有的道德律令都是“定言命令”。

  

   康德认为“定言命令”具有普遍性,是普遍规律。因为在“定言命令”中没有假设的条件,其适用性并不依赖于任何前提,因此,作为道德律令的“定言命令”必然是普遍适用的命令,也就是普遍规律,类似于自然规律。康德只给出了一条“定言命令”,这就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5]。

  

   现在,我们可以在上文所举的两个例子中来考查“定言命令”在道德行为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在“扔石头”的例子中,当我在考虑要不要扔石头的时候,我就应该思考“我这样恶作剧的行为准则是不是能成为普遍规律?”,也就是说“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我这样恶作剧?”。经过这一番思考,我必然得出否定的结论,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恶作剧的话,我可能早就自身难保了。而在“救落水者”的例子中,我也会这样问自己:“救助落水者这样的行为可以普遍化吗?”“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而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从许多见义勇为者的亲身体验中得到对康德道德理论的佐证。大多数见义勇为者在事后接受采访时都会说:“我想,任何人处在我那种情况下都会去救人,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注意到,康德在道德理论中不但没有摒弃“普遍规律”,反而处处在强调这一概念。那么,人的自由怎么办呢?我们最开始提出的自由与必然规律之间的矛盾到底有没有解决呢?康德论述到:“你的行动,应该把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规律。”[6]这句话彻底地解决了自由与必然性之间的矛盾。在康德看来,人的自由在于人拥有意志,而意志可以为人自身的行为立法,当人将自身的行为法则普遍化,成为普遍适用的自然规律时,意志的自由与规律的普遍性就合二为一了。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并非被普遍规律所规定,而是恰恰相反,是人自己制定了行为的准则并使其普遍化。可以这样来理解,世间的万事万物皆被自然规律所决定,因而不自由;唯有人(或者说所有理性的存在)则因其有能力为自身的行为制定法则并使其普遍化而自由。就因果性来说,人是一切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最开端的那个因,而并非中间的某一环,或者是最末端的果,因此人是自由的。在自由意志与自然规律间的关系中,是人通过自身的理性能力,为自然立法,为自身立法,因此人是自由的。人因自由而获得尊严,也因自由而平等。

  

   康德的道德学说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存在”进行了有力地论证。康德认为,对于“定言命令”,亦即普遍的道德规律,只有一种东西能成为其依据,这就是人本身。康德论述到:“有理性的东西,叫做人身(Personen),因为,他们的本性表明自身自在地就是目的,是种不可被当作手段使用的东西,从而限制了一切任性,并且是一个受尊重的对象。”[7]因此,如果你要将自己的行为准则普遍化,或者是要遵循某种普遍的道德规律的话,“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8]这就是著名的“把所有人当作目的”的康德的道德命令。基于这一命令,康德认为,所有人,或者说所有理性的存在,都是目的王国的平等成员。目的王国(ein Reichder Zwecke)是一个“由普遍客观规律约束起来的、不同的理性东西的体系”。这一体系由拥有尊严和自由意志的成员构成,他们相互尊重;互相之间把对方当作目的本身,而不仅仅是手段。康德关于目的王国的理论向我们阐明,作为目的而存在的每一个个体在根本上是平等的,他们依照普遍规律而相互对待,不能做出纯粹将对方作为工具和手段的行为。

  

   康德所阐发的“把所有人当作目的”的理论一方面延续了斯多葛学派以来人们关于“平等存在”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开创性的建构;另一方面,这一理论还开启了当代平等主义各流派对于平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正是从对这一命题的不同阐释出发,当代的平等主义者们阐发了各自不同的平等主义主张。可以说,康德的思想就像一处水波不惊的池塘,西方两千多年以来的思想都汇入其中了,而其后的思想都从中流出、得其滋养。下面我将重点讨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对“把所有人当作目的”道德律令的不同阐释和发展。

  

   二、诺奇克的解读

  

   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诺奇克的国家理论和分配正义理论都建立在康德“把所有人当作目的”的道德基础上,他将这一道德律令阐释为道德的“边界约束”(side constrains),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权利概念和最小国家理论。在分配正义领域,诺奇克以权利理论中的“自我所有权”观念为基础,反对任何形式的“再分配”,建构了分配正义领域的资格理论。可以说,在诺奇克构建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厦中,康德所阐述的“把所有人当作目的”的道德律令是其重要的理论支柱。

  

诺奇克认为,有两种可能的方式来考虑一个国家的道德问题:一种是为国家树立一些道德目标,例如: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安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并且假定这些目标之间不会相互矛盾,所有的道德目标都可以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善”之中。这是古典政治哲学中典型的“目的论”的思维方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都设立了这样的终极善的道德目标。在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中,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功利主义流派也采用了目的论的理论路径,将国家的所有道德目标都统一到“功利”这一最终的善之中,并以社会全体总功利的增多或减少作为评判一切政策、制度以及个人行为的价值标准。然而,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考虑道德关切的方式,这就是将道德原则作为个人的行为以及国家和政府之行为的“约束”,这被诺奇克称为“道德约束”。也就是说,在制度层面上国家并不对每个人或者所有人作为一个整体提出任何道德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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