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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西方三种自由理论对“国家”的形塑

更新时间:2022-07-20 08:54:44
作者: 李石  

   内容提要:在西方政治理论中,“自由”概念一直处于核心位置。经过学术界多年的论争,大致形成了三种自由理论: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共和主义自由。由于这三种自由理论蕴涵着不同的政治理念,提供了不同的政治理想,因而导向了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其一,“消极自由”理论也被称为“非干涉”自由理论,认为自由就是行为者的行为不受他人、国家或政府的干涉;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每个人的自由,国家和政府应该尽量少地干涉人们的生活。由此,消极自由理论导向了“消极国家”形态,推到极致则是“最小的国家”形态,即国家的功能仅限于为人们提供必要的保护,既不干涉自由市场,也没有再分配的功能。在“消极国家”中,没有公立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但有着最大限度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并且拥有放任的自由市场,人们衹须上缴最小限度的税收来维持国家的保护功能。其二,“积极自由”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衹有在符合特定价值观念的情况下才是自由的;同时,国家和政府应该为人们提供实现他们想做的事的实质性机会。由此,积极自由理论导向了对价值观念进行适当管控或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在这一“积极”功能中,国家既要对人们的一些言论和思想予以限制,又要发挥再分配的职能,通过税收等财政政策,为公民提供有保障的公立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等。它与“消极国家”的主要区别是,一方面, 自由市场将受到政府的管控,排除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非法交易;另一方面,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其三,“共和主义自由”亦即“非支配”的自由。该理论将“自由”理解为:行为者的意志不受他人意志的支配。它力图通过“民主”与“法治”这两条途径推进人们的自由:就前者而言,它主张人们通过参与公共生活将自己的意志融入公共意志;就后者而言,它主张通过法治将人们的意志从他人的意志中解放出来。由此,共和主义的自由理论将导向强调法治和民主的“共和主义国家”形态。

  

   关 键 词:消极自由与国家  积极自由与国家  共和主义自由与国家  negative liberty and state  positive liberty and state  republican liberty and state

  

   在西方政治理论中,“自由”概念一直处于核心位置。1958年,以赛亚·伯林(I.Berlin,1909-1997)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两种自由概念》中第一次区分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他认为,所谓“消极自由”,即“非干涉”的自由,指的是人们的行动不受他人的干涉;所谓“积极自由”,强调行为者能达到自身目的,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自伯林对“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做出区分以来,西方学术界对“自由”概念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在这些争论中,又不断涌现出对“自由”概念的不同阐述。从理论结构上说,不同的“自由”概念最终会导出不同的国家学说和政治主张,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理想,因此,本文试对“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共和主义自由”这三种概念将分别导出什麽样的国家形态进行分析。

  

   一 消极自由与消极国家

  

   在伯林的区分中,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对“自我”进行划分,并进行高低优劣的评价。在消极自由理论中,“自由”的障碍来自他人的干涉(包括其他社会成员、国家或政府的干涉)。由于消极自由理论并不深入到行为者“自身”去寻找自由的障碍,自由的实现在于他人干涉的消失,因此,以消极自由为基础的政治学说就必然主张尽量减小国家和社会对个人行动的干涉。不论这些行动是出自一个人的欲望还是理性。与之相反,积极自由理论总是深入到“自我”的结构当中去讨论自由问题,常常认为自由的障碍可能内在于行为者自身,可能源于行为者的非理性欲望、错误认知,或者行为者的意志薄弱、怯懦等等。按照这种理解,自由的实现并不在于他者干涉的消除,而在于行为者能排除自身的干扰,做更好的自己。积极自由理论甚至主张,藉助外在的权威鉴别出行为者的真实欲望,扭转行为者错误的认知和价值判断。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这一根本区别,决定了以消极自由为基础的政治学说反对国家或社会对行为者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进行过多的干预,衹要个人行为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就不应该对其进行限制。与之相反,以积极自由理论为基础的政治学说则要对个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人生目标等进行考察,以鉴别出行为者自身当中那个较好的“自我”,并藉助某种外在的政策手段鼓励“较好自我”的实现,以达成积极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由此,消极自由理论与积极自由理论必然导向不同的国家学说。消极自由导向功能最小化的消极国家,而积极自由则导向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行适当管控的国家,或者是为人们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提供更多物质支持的福利国家。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对“消极”“积极”这组相反概念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家威廉·冯·洪堡(A.v.Humboldt,1767-1835),他将国家分为积极国家与消极国家。在《国家的作用》一书中,他立足于个人自由,对国家权力的应用作了严格而细致的规定,主张将国家的功能限制到最小,主张一种消极国家,因而成为西方最早对“最小国家理论”(minimal state)深入阐述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按照洪堡的见解,国家的作用往往是双重的:“它可能促进幸福,或者仅仅防止弊端;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就是防止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祸患。”①前一种作用是积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国家必须具备许多积极的功能;后一种作用是消极的,仅具备消极作用的国家是功能最小的国家。古代国家属于前者,现代国家属于后者。洪堡认为,要想维护人们的“自由”,让人们凭借自身的内在动力健康地发展,国家必须是消极意义上的国家,不应具备过多的“积极”功能。洪堡在这里所说的“自由”,其含义就是“消极自由”,就是要求国家尽量少地干涉人们的行动,给予人们“非干涉”的自由。相应地,国家的积极功能则对应于“积极自由”概念。因为,对人们幸福的关心往往是以某种既定的生活方式为标准的。在洪堡看来,这会从根本上抑制生存环境的多样性,是对人们消极自由的最大侵害。因此,消极国家的权力应该严格地限定在“安全”界域,而不应对公民的积极福利做任何努力。

  

   消极国家的核心功能就是为人们提供安全。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自由。在安全问题上可分为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前者要求国家抵御外来的侵略,后者则是要尽力制止人们之间的互相争斗。对于外部安全的维护,虽说是国家功能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洪堡认为,那些为了防范外部侵略而被组织起来的军人们,由于个体自由完全被禁锢在机器式的生活当中,人生完全被牺牲了,因此,国家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

  

   除了安全之外,“公共教育”也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国家的核心功能之一。这种手段在古代国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卓有成效。但是,在“消极自由”概念所主导的消极国家中,“公共教育”却常常受到质疑。因为,公共教育必然会限制教育的多样性。在个人的发展中,个性化的私人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公共教育衹会将人们塑造成同样的人,过类似的生活,是对人们自由的极大伤害。因此,在消极国家中,公共教育应完全处于国家作用范围之外。

  

   另外,消极国家还反对政府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宗教是涉及人们灵魂内心的事务。在这方面,任何强制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衹有通过人们自由的思考和实践,才有可能培养起坚定的信仰,而人们的感受也将更深刻。因此,在自由的环境下,人们不仅不会背离信仰,反而会更加笃定,并由此而自觉自愿地遵循各种社会习俗。在支持消极自由的学者看来,在宗教的问题上,国家权力的应用总是事与愿违,使得人们背弃信仰,逃避法律。

  

   上述即是一个消极国家的大致图景,亦即古典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最小国家”:功能仅限于“保护”,最大限度地给予人们“非干涉”的自由。在经济领域,它主张放任市场,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干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事项,也都交由自由市场来安排。在这样的国家中,私立教育、私立医院以及各式各样的商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将会主导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它反对政府和国家干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主张对所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保持中立。因此,在消极国家中,人们的兴趣和志向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宽容,除非与他人的自由发生矛盾。

  

   消极国家是不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国家,或者说乌托邦?对于这个问题,“最小国家”理论的当代阐释者诺齐克(R.Nozick,1938-2002)认为,“最小国家”虽然不是所有人心目中的理想国家,但衹有最小国家才能包容人们有关理想国家的所有“想象”。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人们对何谓“理想国家”的想象是不同的。如果强迫所有社会成员生活在某些人想象的理想国家中,那样就会侵犯人们的自由。因此,衹有对所有关于理想国家的想象都保持中立的最小国家,才有可能真正地成全所有的“理想国家”。诺齐克论述到,最小国家是理想国家的“框架”(framework),或者是所有理想国家的“元国家”。②也就是说,衹有从“最小国家”中,才可能诞生出理想国家。

  

   然而,消极国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自由市场的运行逻辑,总是在不断加大贫富差距——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与此同时,由于穷人买不起各种保险以及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生活质量将大大降低,并且面对更大的风险。更重要的是,由于教育的差距,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不平等还会一代代传递下去。社会各阶层之间缺乏流动性,穷人的孩子依然是穷人,没有上升空间。由此看来,消极国家有可能是一种不平等程度高、贫富差距大、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随时激化的国家形态。另外,由于许多公共设施的建设无法在短期内带来经济回报,所以,在消极国家中,人们缺乏相应的动力去推动公共设施的建设。高速公路、铁路、桥梁、电信网络等设施的建设滞后,将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消极国家的各种特征根源于“消极自由”概念。消极自由理论主张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们的自由,尽量减少“他者干涉”。也就是说,它希望国家管得越少越好——任何国家功能的增加,都会侵犯它的“非干涉”意义上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学说,必然会导致其理想的国家形态是衹具有保护功能的“最小国家”。任何超出“保护”功能的国家——干预市场的国家、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维护分配正义的国家、对价值观念进行引导和管控的国家……都会与消极自由理论不一致。在西方学术史上,洛克(J.Locke,1632-1704)、洪堡、哈耶克(F.A.v.Hayek,1899-1992)、弗里德曼(M.Friedman,1912-2006)、诺齐克等思想家,是这类国家学说的主要代表。

  

   二 积极国家的两种形态

  

与简单明了的“消极自由”概念及其对应的“最小国家”不同,“积极自由”概念较为丰富,而其对应的国家形态也较为复杂。与消极自由理论相比,积极自由理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将行为者的“自我”进行二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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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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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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