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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思吾:是真名士未风流——名士气与媚雅之风

更新时间:2016-04-29 18:07:18
作者: 盛思吾  

  

   媚雅可谓中国文人之通病,媚雅与媚俗,貌似相去甚远,实则是一对孪生兄弟,最终都通向玩世、犬儒,消解了人生的庄严感。媚雅在中国的文学中显示得尤为突出。一部《全唐诗》,何等堂皇,不可一世,据说包含了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我通读过一遍,对中国文人诗化、美化威权、暴行、灾难、死亡的手段之高感到失望、悲怆、可恨。很多所谓的传世名篇,我读罢只愿快快忘掉,实在没有吟诵的雅兴。当然,其中也是有真品在的,若说语言功力,老杜几无抗手,但杜诗中有真挚、庄严、悲悯的灵魂,其“雅”才来得正,来得高洁,方能压倒那些媚态、奴气的小诗人。文学乃至世界的一切学问,比到最后,比的都是灵魂高度,这就不是一般的小雅人所知的了。唐诗尚且如此,坊间流传的各种才子式的讥诮、文字游戏、小笑话,更是来得不堪。

  

   媚雅作为一种文化性格,源于士阶层。士是中国特色产物,在外国,即使在东亚文化圈,也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词来。要研究中国知识群体,士是最重要的一环。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习惯用“士林”来称呼知识界,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固无不可,但若树为价值追求,那就颇多可议之处。近年来有学者教授之流以“君子”比附“公民”,就是基于对“士”的文化自信,至于是不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那就要研讨一下了。

  

   伪狂未改奴才气

  

   思想罹难者张中晓认为,中国的古文化无论何等智慧高超,要害都是没有通过个人,也即在于扼杀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这位带着凋残的肺叶写作的现实主义者,往往一语破的,咬文嚼字的学究即使将思想触角了相近的地方,也不可能像他这样以断决的语言说出来。

  

   士群体能与专制主义同生两千余年,其实只须看这一点,就可以依据常识推出,两者之间的合作肯定是远大于分歧的。国故派学究堆砌大量专业名词、逻辑语言、史学资料,不过是扰乱视线而已。中国士人有各种名目,如“狂士”、“高士”、“国士”、“逸士”、“奇士”、“游士”、“侠士”等,其实可以归类为两类:朝士和隐士,前者入朝堂,与权力共谋:后者走山林,也逃避了反抗。商韩的功利主义太可怕,孔孟的路子又走不通,便到释老哪里去寄身,兜兜转转,煞是可怜,统治者练就一身外儒内法神功,士大夫炮制各种“瞒”和“骗”的妙法,总之苦了苍生。反抗者当然不是没有,士群体中极优秀的分子,如嵇康、李贽、黄宗羲之流,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冲破身份障碍,在沉黑暗哑的思想史上留下雄声,但这只是少许偶然偏离轨道的火星,无法构成炙天的烈焰,而且思想方法仍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旧轨,嵇叔夜借老庄反对礼教,李卓吾托狂禅离经叛道,黄梨洲说三代之后帝王皆贼也,那三代之前呢?士大夫精神的最高峰,仅至于此,从“狂士”到灵魂真正完整、雄迈、博大、自由的“狂人”,这一步两千年来没人能迈过去。“国学大师”刘文典脚踹蒋介石,颇有古狂士之风,但可否算得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总之我觉得,早年追随孙文革命的刘文典,比西南联大时期自称除庄子本人之外最懂庄子的刘文典更加可敬。

  

   再说狂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连信奉中道的孔丘,都对狂狷有这样的评价,作为一种精神品格,狂狷是庸人主义的对立物,是特立独行者的灵魂形态,总体来说是可取的。但是,狂狷也有真伪之分,有哲人之狂,也有小人之狂,有侠者之狂,也有奴才之狂。其中分野何在?唯有在威权面前,在铁与血、悬崖与火刑架前方能检验。章太炎有“章疯子’之称,目空天下士,至少前期纵横捭阖、搏击强权的章氏,是基本配得起狂人之誉的。台湾的李敖,一生毁誉参半,在牢笼面前,的确也曾显其英锐,总体而言,与章太炎一样,都是早年表现胜于晚年。至于今世某些知名学者,口气也很大,号称仅见似我者未见胜我者,其实不过是在狭窄的学术领域以知识骄人,不涉及对权力的态度,仅得狂狷之皮毛而已。还有一种“哲学狂人”、“哲学超人”、“哲学疯子”,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大概是尼采罢,我是深受过尼采哲学影响的,的确,在思想的前瞻性、洞见力、扩张力上,尼采可能是无可匹敌的,其个人主义主张,对精神解放之驱动力亦不可谓不大。但尼采的一生,未曾为庶民请命而战,虽然他声称超人是要降落到大地上的,但当其思辨推至极致时,亦不免流于玄虚,因此近来我对他也不那么敬佩了。中国当代某些尼采研究者,无力继续尼采的气魄,倒是沿袭了玄虚化的成分,画虎不成,甚是可惜。

  

   名士气——一种媚态精神

  

   我坚定地认为,把名士精神视为独立人格的典范,是无知之举,包括我自己,几年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至今引以为耻。作为专制主义的同生体,即使其中有某种特立独行的成分,也是表面的、形式的、残损的、肤浅的。奴隶通过斗争,可以成为自由人,但决不能把奴隶标榜为自由人。近二十年来,国学大行,老庄热过之后,孔孟卷土重来,接着又是“民国范”,“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则热闹,也未免鱼目混珠。古人且不论,就拿“民国范”来说罢,一时思想界、舆论界、出版社为之热炒,固有缅怀自由之成分,也杂夹着复古主义、游戏媚雅、闲适文化之动机,其中曲直,各人心事各人知。

  

   在“民国范”中,有一个倾向很值得注意,就是把诸多民国人物,不分思想流派、来龙去脉,统称为“民国名士”。余世存的畅销书《非常道》,仿效名士教科书《世说新语》,风行一时。民国文人,处于新旧之间,气质固然是独特的,但论者多抱着一种赏玩的态度,啧啧于民国文人的“奇人奇行”,而忽视内在精神的甄别,也不管是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复古主义者,只要言行奇特,便一律给予赞颂,实乃看客心态,只要打得精彩,谁是谁非是不必管的。至于把文化遗民、大小官僚、才人佳人、专家学究、清客谏官都奉为“自由主义大师”,廉价给予吹捧,与其说是爱慕自由,不如说是爱慕名士,一言以槪之,媚雅耳。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当然是有的,也存在很有血性的人物,但绝没有某些雅人所形容的那么泛滥如过江之鲫。

  

   说完民国,试看当代“名士”又如何。江河日下,自由精神不见长,媚雅之风反增。有“为艺术而艺术”者,斤斤于形式、笔法、技巧,滥用后现代主义话语,剥离艺术的神圣感、悲剧感和艺术家的人格精神,大量制造矫情、空洞、恶趣的赝品,反而自以为佳。有“为学术而学术”者,视知识为本位,以学科为中心,抱材料为私产,教条式地执著于所谓的“学术规范”,不惜舍本逐末,暗中磨去自己的棱角,写下一通四平八稳的学术著作,其实只有资料价值,自由、个性、思想的挣扎与价值探寻,在他们的著作中是看不到的。有“为思辨而思辨”者,制造逻辑陷阱,设立语言屏障,玩弄概念游戏,可以为一两个生拗、考究的名称纠缠大半辈子,却决不肯走出“冥想”的私域来关注造福大众的事业,有深度而无痛感,何况那些深度只是技巧上的深度、走火入魔的深度、牛角尖的深度,不是灵魂的深度,实是不折不扣的精神侏儒。以上三种,对苍生是无用的,对强权是无害的,是小雅人的精神趋向,空掷了生命,侮辱了思想。

  

   总体而言,名士气有几个层次,一是玩弄文字、附庸风雅、炫耀才情,这是最低浅的层次,而是“学而优则仕”,与权力合作,三是“独善其身”,走隐逸路线,四是任狂,特立独行。相对来说,第四种要好些,若经过新思想的锤炼,有望从名士气中脱出,上升到争自由者的境界。但第四种在名士气中是最少的,就整体而言,名士气是媚态的。媚雅也是媚,媚俗也是媚,媚权更是媚,名士气之下的所谓韵味、意境,大多都带有奴才的尾巴,细审之下,矫情处比比皆是。

  

   媚雅与圈子文化

  

   思想不应是无病呻吟的叫唤、讳疾忌医的自欺、自得其乐的满足。名士的泛

  

   滥,既有文化基因的原因,也与知识界或多或少的自我封闭不误关系。道统也罢,学统也罢,很大程度上都有圈子文化的成分。当代中国知识界尽管山头林立,作为一个整体,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一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脱节。直到今天,中国思想界真正始终和弱势者站在一起的人物,其实是很少的,高谈阔论代替不了现实关怀。举个简单的例子,伟大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熟识几千个小贩、工人、农民、售货员之类的人物,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把他们当作朋友,更莫说自虐的托尔斯泰,我们的思想界有几人能做到呢?

  

   中国士人的高傲,往往是对付弱者,当面对强者时,就是一脸媚态。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统治者好雅,大名士带头媚雅,小名士为了在名士圈生存下去,也不得不媚。一部《世说新语》,演到最后,结局是《儒林外史》。要破除媚雅之风,不敢望于当权者,我们就先看看,有没有几个大名士出来以身作则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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