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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思吾:从女侠秋瑾到学生李超——关于新女性之死的公共性阐释

更新时间:2019-02-22 15:50:39
作者: 盛思吾  

  

   摘要:在中国女子解放史上,有两位女性之死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一是为革命捐躯的女侠秋瑾,一是受家庭压迫病死与北京的女高师学生李超。本文试图以这两位新女性之死为标本,梳理当时公共空间对其的反应、阐释并对背后的历史线索进行探究。秋瑾之死得到公众重视,有赖于其传奇色彩。而对李超之死的关注,则更多地从女性的独立价值出发,体现了五四公共空间的新特质。

   关键词:女子解放 秋瑾 李超 女高师 五四

  

   在中国文化史上,把女性之死当作一种吟咏、讨论或移情对象,甚是常见。甄宓、绿珠、苏小小、杨贵妃、鱼玄机等美人的“红颜薄命”、“香消玉殒”往往能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同情,经过文学化的渲染而成为流传久远的文化符号。但是,这种同情渲染往往建立在怜才赏艳尚雅好奇的心理机制之上,这些女性得以进入文人士大夫视野主要是因为其美色才气或传奇色彩有讨论赏玩或借题发挥的价值,背后隐藏着物化女性的根深蒂固的男性权威。由女性自身发出的声音或从尊重女性生命主体价值出发的声音难以进入主流话语系统。到了近代,在欧风美雨熏陶下,不仅男性精英开始调整对女性的态度,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也逐渐被唤醒,男女平权思想从异端一步步走向主流。在新的公共空间里,对女性之死的阐释也发生了变化。鉴湖女侠秋瑾与女高师学生李超,一为反清革命中的女性领袖(她是光复会的骨干,也是同盟会的浙江主盟人,属于革命领导层人物),一为被新文化——五四运动呼唤起来的众多“娜拉”之一,两者功业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但她们的死都成为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公共事件。以秋瑾和李超这两位新女性之死为切入点,或许能使我们对近现代女子解放思潮的认识更为透彻。

  

   一、“始信英雄亦有雌”——清末社会变革与新女性进入公共场域

   一个国家的女性解放程度,很大程度上要看女性在公共场域的位置。中国古代女性参与政治甚至影响深远者不乏其人,既有吕后、武则天、萧太后、慈禧这类执政者,也有冼夫人、秦良玉等驰骋沙场的女将军和杨妙真、唐赛儿、齐王氏等揭竿而起的女头领。但是,她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凭借自身才干和资源在政坛上发挥或代替了男性的作用,并非男女平权机制的产物,对推动女性整体地位提高也无甚大帮助。李贽的男女平等思想、《红楼梦》的女性(准确来说是少女)崇拜,也只是士大夫中某些特立独行者的价值取向,影响有限。虽然中国的女权基础薄弱,但随着清末剧烈的社会变革和西潮冲击,一种新的女性角色开始进入公共场域。

   1892年,秋瑾之父调任湖南,全家随往。入湘之初,年仅十七八岁的秋瑾给《芝龛记》题了八首诗,皆奇女子建功显名之事,其中一首是:

   莫重男子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

   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1]

   诗中之“蛾眉”,即明末名将“白杆兵”首领秦良玉,因勤王有功得崇祯皇帝赐诗。此时之秋瑾尚为闺中女子,虽有效法古人之抱负,思想上还算不上成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秦良玉建功立业之舞台,乃中原板荡战火连天之际,而清末社会变革的剧烈和深刻程度,又远在明季之上。以秋瑾之天才敏锐,即使对时局尚缺清晰全面的判断,也肯定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可以孕育“英雄”甚至“英雌”的时代,从其早期诗作来看,已颇有跃跃欲试之心。

   皇权专制法儒帝国体系得以延续两千年不因个别王朝之灭亡而中断,与其中间力量——士人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相对稳定有很大关系,无论是佛教之类的外来文化碰撞,还是李贽、黄宗羲式的儒学内部异端逸出,都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这一格局。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才真正面临强势文明的冲击,儒家正统思想的吸引力和合法性受到巨大挑战,至少到1890年代前后,在许多精英士人心中儒学已不是唯一或最高的精神信仰和行为准则。另外,法儒帝国体系的核心在于中央政权,中央政权不稳,这一体系的控制力就会被削弱。多次外战失败、太平天国之乱、西洋势力介入、地方派系抬头,使清政府的威信和控制力受到重创。在这种环境下,一种或多或少受过西潮影响,甚至有一定在外国居住或留学背景的新式游士[2]群体形成,他们大多出身官宦士绅家庭,受过较好的教育,有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和阅历,思想相对开明,周旋于高官大员、中下层士人和外国传教士之间,或著书办报,或聚众讲学,形成了一种不可低估的舆论集团。当他们的影响力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以道抗势”,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这种新式游士最早当然都是男性,女子解放也非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但他们的亲族、人脉网络中不缺秋瑾这样天资聪慧、读书识字的女子,而且,随着公共空间的展开和公共讨论的深入,女性迟早会参与进来。

   早在秋瑾作“始信英雄亦有雌”诗之前,女子上学、男女平等、废缠足等女子解放话语便已在中国流播,[3]只是总体影响有限。加速“才女”(官宦士绅家庭中的精英女子)向“英雌”(走向社会的新女性、女革命者)转化的最主要动力还是民族危机的加深。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中国惨败,给朝野上下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详细总结中日两国优劣时发现日本对女学的重视也是其取胜原因之一。梁启超在《创设女学堂启》中总结道:“夫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濩,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4]经元善亦云:“甲午后,创巨痛深,朝野之间,竞言兴学,今议开办女学,以冀中国自强本计。”[5]在危如累卵的时局面前,开发女性潜力成为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不仅维新派人物基本达成了振兴女学的共识,朝廷态度也有所转变。1898年,中国女学堂正式成立。为了自强保种而提升女性地位,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色彩,离彻底的女子解放尚有距离,但客观上大大增强了女子入学和走向社会的合法性。随着社会舆论的松动和知识眼界的拓展,女性精英关注甚至投身政治也成为一时潮流。秋瑾、唐群英、徐自华、吴芝瑛、吕碧城等女界豪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加入新式游士的行列,她们凭着自身的才华见识和救国豪情,还有靠家庭和游学积累的人脉网络,得以和男性知识精英对话,而她们内部也通过结拜姐妹、和诗结社等方式形成自己的圈子,发出女性主体的声音,欲与男性精英分庭抗礼。

  

   二、“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之死的多重面向

   1907年7月15日,秋瑾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从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她将会在中国文化史上成为一个圣女贞德般的精神图腾。秋氏之伟大毋庸置疑,其纯正彻底的自由精神、傲视天下男儿的革命血性,足以光照千古,其思想理论建树虽不如孙文、章太炎等辈,也非同凡响,有她的文章著述为证。另外,秋瑾的侠女风骨、绝代诗才、传奇经历乃至其英武端秀兼而有之的姿容[6],都满足了现代文化人对理想人格的想象。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爬疏细节,也许会发现,作为公共事件的秋瑾之死有着多重面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秋瑾本人的态度。早在1905年底,秋瑾在致王时泽的信中称:“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7]一直将民族革命和女子革命相挂钩的秋瑾早就意识到,女性献身革命,必然会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符号,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既符合她“身作自由钟”青史留名的浪漫志向,又是证明女性力量从而为女界争尊严争话语权的途径。因此,徐锡麟事败后,秋瑾得到消息,拒绝出逃,给友人徐小淑写了一封带有绝命词意味的信[8],遣散大通学堂大部分人员,从容待捕。被审讯之时,又故意刺激主案官员,称“义父(当时的绍兴知府贵福,与秋相识,秋唤之为义父)乃是我同党”[9],求死之心甚笃。[10]某些论者认为,女子一旦投身革命,往往比男子更猛锐激进,这可能与女性的精神世界更加诗化有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子被压抑得太久,是以反弹愈烈。

   秋瑾被杀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震动,倾向改良的《时报》、倾向革命的《神州日报》、相对中立的《申报》等媒体都对秋案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多持为秋瑾鸣冤、谴责当局之态度。不仅新式知识精英批判清廷,民间也多对秋瑾抱同情态度,影响甚至波及海外,远远超过当局预计,使清廷在舆论上非常被动,主案者贵福、浙江巡抚张曾敭受千夫所指,名声尽丧,又畏惧报复,慌忙谋求调任,终黯然归隐。同情秋瑾的山阴县令李钟岳良心难安,不久自杀。虽然清政府已风雨飘摇,但尚掌握着政权和军队,能取得这样的舆论胜利,委实不简单。

   但是,当时为秋瑾鸣冤者,除少数知悉内情者外,多认为秋瑾并非革命党人,只是一个回国办学办报的女才子、女学生,无端受徐案牵连而被诬杀。秋瑾本人没有供词,唯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当局公布的秋瑾“供词”民间多不采信。[11]《文汇报》云:“绍府贵守,无端杀一女士,竟无从证实其罪,是诚大误。”[12]《大公报》发表《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一文,称:“至秋瑾之株连被杀……但以一女子身,有何能力,有何设施,而谓党于革命……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13]有的评论对杀秋之程序提出质疑,如《论浙狱公启》一文云:“虽在雍正、乾隆年间,先后大兴文字之祸,号为野蛮专制者,尚未闻有不由刑部定罪,即可妄杀之事。”[14]亦有论者赞扬秋瑾才气,如《申报》所刊《秋瑾之演说》一文云:“惟闻女士自幼通经史、诗词。”“闻女士又擅口才,每登讲坛,雄辩恣肆,往往倾动众耳,掌声如八面春雷。”[15]秋瑾之激进,在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中人所众知,其牺牲也是求仁得仁,而上述反应尚滞留于“才女冤死”之思路,与秋瑾所望显然有甚大差距。

   公众不知内情,一时未意识到女性亦能“革命”,不足为奇。然而,当时革命者内部对秋瑾牺牲意义的估量也有所不足。罗兰夫人、苏菲亚等西方女革命者的事迹经梁启超等鼓吹,已广为进步人士所知,秋瑾之勇烈不让斯辈,中国的罗兰夫人、苏菲亚既已出世,理应充分重视。然而,当时革命派最重要的报纸《民报》虽也在第一时间纪念秋瑾,刊登了秋瑾照片(1907年第16期),但仅称之为“女士”(对徐锡麟则明确称“烈士”),未突出其为革命第一女烈之地位。章炳麟将他为秋瑾集所作之序发表在《民报》上,却对秋瑾颇有微词:“瑾素自豪,言语无简择,尝称其乡人某为己死士,闻者衔之次骨。”“然瑾卒以漏言自陨,悲夫!”“余闻古之善剑术者,内实精神,而外修妥仪,则喋喋腾口者寡。读《吴越春秋》,有袁公越女之事,惜乎瑾之不忘此也。”认为秋瑾性格张狂、行事鲁莽,不足以成大事。至于秋瑾捐躯一节,则云“徐锡麟既诛恩铭,党祸寖寻及绍兴,遂牵连以告有司而贼之”,[16]并不认秋瑾为烈士,对秋瑾之特立独行不以为然,可见革命党人内部男权意识其实还很强烈,虽然他们希望女性参与革命,但对女革命者这种在身边崛起的新角色又缺乏充分的心理认同,甚至对她们挑战男权之言行隐然有些忌惮。后来民国创立,临时约法不涉女子参政内容,宋教仁等起草国民党纲领删去原同盟会的男女平权主张,引发唐群英、沈佩贞等女革命者反抗,此系后话,但在秋瑾之死中已见端倪。

对秋瑾之死定位最高者来自于女界自身。《女子世界》主办者陈勤得悉秋瑾噩耗后,创办了《神州女报》,宣称要继承秋瑾志向。秋瑾好友徐自华在其创刊号发表《神州女界新伟人秋瑾女士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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