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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思吾:超越犬儒与狂信

——论复调小说之本质属性及其面临的挑战,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谈起

更新时间:2019-03-31 17:47:09
作者: 盛思吾  

  

   摘要:本文从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阐述的复调小说理论入手,结合陀氏的小说创作,对复调小说的内在属性、社会功能等进行了探究。复调小说打破了作者立场对文本内部声音的独断,从而超越了狂信,而又使作者立场以“多元中的一元”的身份进入文本,从而超越了犬儒。复调小说的对话性的最终指向,是要缩短思潮前沿与公众间的距离,提供自我启蒙和思想操练的场所。而由于21世纪社会整体公共空间的变化及信息部落化的趋势,复调小说的社会功能受到了巨大挑战。

  

   关键词:复调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 巴赫金《群魔》

  

   一,“复调”如何实现及其本质属性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所阐述的复调小说理论,早已成为文学批评领域的一门显学。文艺史上的所有经典理论,都是建构于独特的时代背景之上并试图对该时代的重大矛盾或问题进行解释或回应的,这些矛盾或问题绝不局限于文学内部。九十年前(《陀》初次出版于1929年)的理论体系,是否还能成为当代小说创作及文学批评之圭臬,在风云变幻的21世纪是否仍能维持其有效性,是否需要学理上的修正或扩充?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就要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学理基础进行严密的考察。

  

   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是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在对陀氏小说的解读中,他发现陀氏小说有一种区别于以往一切小说的特质:“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1]巴赫金借用音乐术语,把陀氏小说的这种特质成为“复调性”。

  

   如果不能深入理解上面的定义,就容易导致一种对复调小说理论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即小说中只要展现了多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识,就可以算得上复调小说。如按这般理解,那么在陀氏之前,展现多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识的小说简直多如牛毛,显然不是巴赫金所要强调的。巴赫金对复调小说有严格的界定。首先,不是任何声音和意识都足以构成复调。巴赫金在将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时称:“即使可以说存在许多种充分价值的声音,那也只能是就莎士比亚的整个创作而论,不是指他单出的戏。每出戏里实际上只有一个充分价值的主人公声音,而复调则要求一部作品中有多种充分价值的声音……”“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声音,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种意义上的人物的对世界的视角;莎士比亚的人物不是充分意义上的思想家。”[2]在巴赫金这里,多种声音必须在同一文本中并存,而且必须由思想家化的人物发出,文本中的人物不能之承担结构性、情节性的功能,还要成为强大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主体,方能保证其声音之“充分价值”。

  

   另外,与存在多种声音和意识相比,更关键之处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巴赫金曾将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比较:“像歌德那样的艺术家,本能地倾向于描绘处于形成过程的事物。他力图把所有共存于一时的矛盾,看成为某个统一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在现实的每一个事物中看出过去的痕迹、至今的高峰或未来的趋向。这样做的结果,在他的作品里没有什么事物是星散在一个广阔平面上的。这至少是他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一个基本倾向。”[3]换言之,歌德笔下即使存在不同的声音和意识,也是用一种线性思维来统摄之,这些声音和意识不是独立的、不相融合的,而是在时间序列上相承接的、可被取代的,作者权威支配着文本内部各种声音的发展,从本质上讲,属于一种“独白型”结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观察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不是形成过程,而是同时共存和相互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歌德想反,他力图将不同的阶段看做是同时的进程,把不同阶段按戏剧方式加以对比映照,却不把它们延伸为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对他来说,研究世界就意味着把世界的所有内容作为同时存在的事物加以思考,探索出它在某一刻的横剖面上的相互关系。”[4]也就是说,陀氏的小说给世人展现的更多是一个多元、分裂、矛盾、开放的世界,里面的各种意识处于竞争性的共存状态之中,作者权威并不高于文本中呈现的各色话语。“复调”中的各种“调”并非一方附庸于另一方,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统一性的话,那这种统一性也是在更高维度上(这种维度非任何一方所能囊括,甚至突破作者本人的权威而指向更广阔的空间)说的。

  

   复调性的实现需要思维方式、创作路径乃至小说结构全方位的变革。在独白型的小说中,主人公是作者意识的对象化,主人公的议论往往代表作者本人的立场,而在复调小说中,主人公并不是作者意识的纯客体,其议论与作者本人的议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后,要把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声音和意识(如前所述,一般的声音和意识是不够的,往往需要向重大社会思潮层面发掘)实体化,贯彻在具体的事件之中,把主观抒情转化为一种戏剧化的呈现,使小说具备成为各种思潮舞台的可能。在这基础上,还要这些思想实体化的人物乃至人物内心世界的不同层面构成对话关系,相互独立而又在彼此间映照对方,在这种对话之中,各种思想的形态、性质及发展前景也就呈现出来了。这也是陀氏小说中的人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总是处于紧张、痛苦、冥思苦想、诘问世界并自我拷问的状态的原因所在。巴赫金总结道:“他深刻地理解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思想观念的对话本质……人的想法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即成为思想观点,体现在他人的声音中,就是体现在通过语音表现出来的他人意识中。”[5]“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一思想的形象中,不仅揭示了它在原型中具有的历史的真实特点(例如在拿破仑三世《尤里·凯撒传》中的特点),并且揭示了这一思想的潜力……他好象用虚线把这些思想延长,直到它们对话的交锋点上。”[6]

  

   作为一位有抱负的理论家,巴赫金对复调小说的推崇,并非“为复调而复调”,而是他敏锐地发现了,复调小说的诞生,不仅是时代变革的产物,而且为思想者在新的时代认识世界、确立自身的位置乃至与各种思潮对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巴赫金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客观上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声部性,平民知识分子和社会游民的处境,个人经历和内心感受同客观的多元化生活的深刻联系,最后还有在相互作用和同时共存中观察世界的天赋——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得以成长的土壤。”[7]联系自19世纪以来的俄国社会转型史,应该承认,巴赫金这一判断是相当准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政局不安,人民困苦,各种思潮激烈混战,专制主义、立宪派、东正教保守主义、启蒙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共产主义等或相互对立或交叉的思想阵营都在摇旗呐喊。一个在过去的历史上长期保持着相对稳定状态的东正教农业国家,卷入思想上的诸神战争时代(不仅是作为思想输入地的俄罗斯,作为思想输出高地的西欧,此时的思潮斗争形势也极其混乱复杂),整个民族的知识精英都面临着价值重新选择的考验。思想实验不同于物理实验,其过程难以把控,结果也很难精确衡量,大规模的思想实验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分裂、异化乃至牺牲、流血,一旦失败,轻则覆身破家,重则摧折国运。思潮斗争不只是知识界内部在学理层面的争鸣,更是权力化、社会化的过程,思维方式、核心主张、利益诉求乃至人格底色上的不可调和,在争夺公共场域、进行社会组织的过程中,往往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尖锐冲突,而作为个人的知识分子,如果自身有非常明确的思路或坚定的信仰,在社会化过程中就可能导致原教旨主义的独断论倾向,如果缺乏非常明确的思路或在行动上过于迟缓,又可能与时代节奏相梳离而堕入虚无。狂信与虚无,本身就是剧变时代的两大常见面相。要回避这两种危险,需要将自身塑造为非常强大、饱满、坚韧且具有内部丰富性的精神主体,对普遍人性及时代思潮都要有深刻的洞察,在一个不确定性太多的时代里,能做到这点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

  

   陀氏的一大特殊之处在于,他的感受能力极强,远远超出他的学理分析能力,他的思想结晶可能更多来源于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观察,以及在紧张环境下的内向性自我诘问,而非严密的逻辑推演或按某种学派教旨之图索社会现实之骥。与其说他善于以“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剖析人类的灵魂,不如说他极其准确地感受到了剧变时代人类灵魂的矛盾脉动,并保持了这些感受的新鲜感,对于那些长于理性分析和抽象化总结的思想家而言,这可能反而是比较难做到的,因为经过高度理性过滤后的思想材料,再通过具体文学形象呈现给读者之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距离感。当然,仅凭这一点不足以成就陀氏。陀氏人格中的东正教底色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陀氏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从这种否认(否认上帝创造万物的意义,本文作者注)开始,发展为一种以破坏和无政府主义为特征的政治纲领。”[8]“当代的虚无主义者极端狂热,坦承自己愿意接受魔鬼的诱惑,并论证它要比基督更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9]他甚至把自由主义也视为与社会主义同等性质的东西,认为这些都是理性主义自负对神性的僭越,这些人为的救世方案违背了耶稣基督的教诲,助长了人的狂妄和自渎。陀氏的这些判断是否经得起严密的学理推敲另当别论,我们应该看到,正是陀氏的保守主义立场和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态度,是他对人类理性和世俗学派的能力保持怀疑和警惕,传统社会的崩解与思想领域的诸神之战,对陀氏而言更多是人类疯狂化的末世图景。一方面,由于陀氏对理性主义、激进主义的本能排斥,反而使他对这类思潮社会化过程中的伤痕、破坏性因素异常敏感,从而能迅速捕捉到某些打着这些旗号行事者的分裂、矛盾之处,然而势单力薄的陀氏又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一种深层的乏力感困扰着他,对他而言根本无法把控的现实世界,投射在文本之中,不是清晰的线性过程,而是众声喧哗、血流满地的精神废墟,除非他所信仰的上帝出手,这个世界内部以及他与这个世界之间都无法合拢,只能保持未完成的、开放性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基督教的救世精神、忏悔意识以及对人类灵魂的重视,又在根本上支撑着陀氏,使他怀着一种炽热的奉行神训的道德使命感,驱使他在末日审判来临之前,记录人类的堕落状态,并尽一切努力像当年的诺亚那样,在大洪水中保留人类的火种,直到人类重新皈依上帝。在基督教传统中,坦承和忏悔一直占据相对重要的位置,陀氏不遗余力地在他小说中的各种声音之间构造对话关系,很大程度上是试图在对话中寻找或重建忏悔的可能。

  

1869年的涅达耶夫事件,给陀氏造成了巨大的精神震动。涅达耶夫是一名极度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编写过名为《革命者教义问答》的小册子,把革命奉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宣称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革命者应该为革命牺牲一切,并亲手毁灭一切阻碍革命的东西。他在欧洲流亡过一段时间,与巴枯宁等人交往,回国后在莫斯科组建秘密组织,大学生伊万诺夫不愿接受其领导,被涅达耶夫残忍杀死。陀氏以此案为原型创作了小说《群魔》,所谓群魔,用陀氏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魔鬼附在一群猪身上”[10]。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探讨思潮前沿问题,不仅要求文本承担严肃的思想功能,更需要寻找一种恰到好处的文学方式来把思潮前沿最核心的内容呈现给公众并引导他们去思考这些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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