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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强强:善意重婚、共同生活与重婚无效规则的再塑

更新时间:2016-04-27 23:26:34
作者: 杜强强  

  

【摘要】一夫一妻原则虽然是我国《婚姻法》的重要原则,但夫妻间稳定的共同生活也是受宪法所保护的重要价值。从原则上说,重婚无效的法律规范乃系一夫一妻原则的体现,本无抵触宪法的问题,但若重婚无效的请求权可以在任何时间发动而不论后婚维持时间的长久,则显然构成对当事人受宪法保护的婚姻的不当干预。就此而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对婚姻无效请求权的行使确定必要的时间限制,此诚属法律漏洞。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应当基于婚姻的宪法保护原则而予以适当的补足。

   【关键词】重婚 一夫一妻原则 无效婚姻

  

一、引言

   2014年3月24日,江苏省沭阳县法院判决了一起重婚案件。该案的基本情况是:宋某与汪某于20世纪50年代结婚,后因感情不和,经亲友调解于1967年私下“解除婚姻关系”。1974年,宋某又与沈某结婚,双方于2004年12月6日到沭阳县民政部门补办了结婚证。2014年初宋某去世,1月10日,汪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宋某与沈某的婚姻无效。汪某诉称,其与宋某于1967年开始分居生活,经亲友协调的私下“离婚”不能作数。沈某则辩称,自己与宋某一起生活了40年,生育了3个子女,宋某年老生病都由她来照顾,且已到民政部门补领了结婚证,自己与宋某的婚姻应为有效。法院审理认为,汪某与宋某于上世纪50年代结婚,双方形成了婚姻关系,虽经他人调解分居,但未经法律规定的民政部门或人民法院解除婚姻关系,其婚姻关系一直存在。在此种情形下,宋某与沈某虽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40年,且后来又补办结婚登记手续,但仍构成重婚,遂判决其婚姻无效。[①]

   按照《婚姻法》第10条的规定,重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1”)第7条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本案中,汪某为宋某的前婚妻子,显然可以提起确认后婚无效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2”)第5条规定: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死亡后一年内,生存一方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的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中宋某于2014年初去世,汪某于1月10日即提起确认后婚无效之诉,在时间上也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1967年宋某与汪某“私下解除”婚姻关系,不符合1950年《婚姻法》的规定,其后婚构成重婚,属于无效婚姻。单就《婚姻法》与相关司法解释看,沭阳县法院的判决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就本案而言,宋某已经去世,这个判决对他自然不会再有什么影响;受影响最大的显然是作为后婚当事人的沈某。对于沈某来说,婚姻被判定为无效的后果,一是使其失去了40年之久的夫妻名分,这是重要身份利益的丧失;二是她不能作为宋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宋某的遗产,这是财产利益的显形损失;三是她和宋某所生育的三个子女亦从婚生子女——想必他们在本案判决之前早已成家立业——变为非婚生子女。[②]凡此种种的不利后果,似乎都落在了后婚当事人沈某的身上。该案判决之后,有媒体即指称宋某与沈某的后婚为“史上最糊涂婚姻”。[③]不过,这里需要追问的是,沈某有什么错吗?为什么这些不利后果都要由她来承受?她与宋某补办结婚证已达10年之久,她对其婚姻的合法性显然有着正当的信赖;更重要的是,她与宋某还有着长达40年的共同生活以及对子女的抚育,难道这些都丝毫不值得法律的同情乃至于保护吗?

   沭阳县法院的这个判决信息霎时由全国几十家媒体予以转载,人们对它的广泛关注,似乎说明这个判决或有其异乎寻常之处,真难以想象法官在作出这个判决时会没有任何心理上的不适感。本案判决不禁令人想起德国法学家耶林的话:“不管法条所引起的结果与不幸,一味地纯理论的顺应或适用它,这事实上是一件没有价值的事”。[④]耶林还说,“先听听你们法律感觉的声音,然后才开始作法律上的理由构成。如果论证的结果与法律感觉不一致,那么这项说理就没有价值”。[⑤]本文认为,本案法官似乎过分拘泥于法律的条文,而没有注意到后婚当事人也有值得保护的正当利益。一夫一妻诚然是《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但本案判决将一个持续了40年的婚姻宣告无效,也不是一个可以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判决结果。本文就是要论证,一夫一妻虽然是《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但当事人稳定持久的共同生活也是受宪法保护的价值;重婚无效规则存在法律上的漏洞,重婚并非一律无效,有着长期共同生活的单方善意重婚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本文的基本命题。由于本案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没有对法律漏洞予以填补即径行作出了判决,因此本文最后也附带讨论一下有关漏洞填补的方法论问题。

  

二、一夫一妻原则与单方善意重婚

   一夫一妻是我国《婚姻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从理论上说它也是婚姻制度的内在要素。[⑥]基于这项原则的要求,《婚姻法》第3条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婚姻法》第10条并规定重婚为无效婚姻。无效婚姻并不是一种婚姻状态或者婚姻类型,而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间不具有夫妻的权利义务。在本案中,宋某在前婚并未合法解除的情形下又与沈某缔结后婚,属于典型的重婚。不过,虽同为重婚当事人,但沈某在本案中的境遇与宋某又有不同:(1)沈某只是重婚的对方当事人,而不是重婚者本人,沈某自己只有一次婚姻;(2)在与宋某缔结婚姻之时,沈某对宋某的已婚状态并不知情,她是善意的,否则人们也不会说她“结婚40年始知自己是第三者”;2004年双方又补办了结婚证,这使得沈某对其与宋某婚姻的合法性有着正当的信赖。因此这里的问题首先是:作为重婚的对方当事人,沈某能否以其善意为由而主张后婚有效呢?[⑦]

   (一)重婚的类型

   我国《婚姻法》第10条仅仅规定重婚无效,而没有对重婚的类型予以进一步区分。就刑法来看,善意重婚与恶意重婚有着显著的不同:从刑法第258条所谓“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规定来看,只有恶意重婚才构成重婚罪,善意重婚不构成犯罪。当然这只是刑法对重婚的分类,并不必然适用于婚姻法;婚姻法是否应当承认这种区分并赋予其不同的法效,还应当具体考量各种类型的重婚对一夫一妻原则的冲击问题。因为如果进一步区分的话,则善意重婚还可以区分为单方善意重婚与双方善意重婚,这两种善意重婚对一夫一妻原则的冲击自有不同。单方善意重婚,即一方当事人不知对方已婚而与之缔结婚姻;双方善意重婚,即后婚当事人双方都不知自己的行为构成重婚而缔结婚姻。就一般社会经验来看,如果承认单方善意重婚合法有效,则对一夫一妻原则的冲击力度不小。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经验证明了这个道理。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原规定重婚为可撤销婚姻,1985年修改法律,改为重婚无效。不过1994年释字第362号解释首次将重婚区分为善意重婚和恶意重婚,并承认单方善意重婚的法律效力,其解释文略谓:“如前婚姻关系已因确定判决而消灭,第三人本于善良且无过失,信赖该判决而与前婚姻一方相婚者,虽该判决嗣后又经变更,致使婚姻成为重婚,究与一般重婚之情形有异,依信赖保护原则,该后婚姻之效力,仍应予以维持”。[⑧]这项解释遭到了学界的普遍抨击,理由是这使得一夫一妻原则几乎形同虚设。[⑨]考虑到单方善意重婚对一夫一妻原则的巨大冲击,2002年的释字552号解释对此作了必要的补救,只承认双方善意重婚的法律效力:“婚姻涉及身份关系之变更,攸关公共利益,后婚姻之当事人就前婚姻关系消灭之信赖应有较为严格之要求,仅重婚相对人之善意且无过失,尚不足以维持后婚姻之效力,须重婚之双方当事人均为善意且无过失时,后婚姻之效力始能维持”。配合这次释法,台湾地区再次修改法律,在规定重婚无效的前提下,其“民法”第988条又规定“重婚之双方当事人因善意且无过失信赖一方前婚姻消灭之两愿离婚登记或离婚确定判决而结婚者,不在此限”。[⑩]这在立法上明确承认了双方善意重婚的效力,当然这也意味着不再承认单方善意重婚的合法性。

   (二)单方善意重婚的法律效力

   在我国《婚姻法》的背景之下,考虑到一夫一妻原则的重要性,也不宜承认单方善意重婚的法律效力。因为虽然我国实行结婚登记制度,而且不再承认1994年2月1日之后形成的“事实婚姻”,但是结婚登记的行政程序恐怕在事实上也无法防止已婚者再次登记结婚情形的出现;即便未来实现结婚登记信息的全国联网,这种重复登记能否有效避免也未可知。从当事人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流动性显著增加,至少在很多城市中,社会学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已经出现,[11]婚姻当事人难以知晓对方当事人的“底细”。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所谓单方善意重婚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少见,如果都要承认它的合法性,则一夫一妻原则在很多时候都将形同虚设,得不偿失。

   就本案来说,宋某与沈某的后婚显然只属于单方善意重婚,沈某虽为善意,但宋某则难称善意,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前婚并未得到有效解除。我国1950年《婚姻法》规定了离婚的法定程序。该法第17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双方应向区人民政府登记,领取离婚证;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得由区人民政府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时,应即转报县或市人民法院处理。这是强行性规范,公民负有遵守的义务。从法理学上说,公民不能以不知法律为由而免除守法的义务。[12]再者,离婚必须遵守法定程序方为有效,这也是1950年《婚姻法》普法宣传的一个重点内容。[13]宋某与其前婚妻子“私下解除”婚姻关系,自然不能产生离婚的法律效力。此外,重婚无效也是1950年以来我国婚姻立法与实践的不变规则,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明确指出:重婚违法,应当维持原配夫妻关系,宣布重婚关系无效。从这几个方面说,宋某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的前婚并未有效解除,则他与沈某的后婚不属于双方善意重婚,沈某因此不能以其单方善意为由而主张后婚有效。

  

三、宪法上的婚姻:长期共同生活的法律意义

   本案中沈某与宋某的后婚只是单方善意重婚,因此不能主张后婚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沈某的正当利益就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需要注意的是,沈某与宋某虽然在法律上构成重婚,但他们的共同生活却持续了40年之久。这种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具有宪法上的重要性,这个新的要素很可能会改变重婚的法律定性。因为如果人们不拘泥于《婚姻法》上的结婚登记制度而从宪法的高度来看,则完全可以说这种长期的夫妻共同生活本来就是宪法所保护的对象,而且共同生活的时间越长,则越具有受宪法保护的价值。当然,如果要在宪法的层面来对婚姻的含义予以解释,则不能离开有关家庭社会学的知识。[14]这里先从婚姻的本质来展开讨论。

   (一)抚育功能与共同生活

从社会学上看,人类之所以会有婚姻,乃是出于抚育子女的基本需要。人类的抚育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子女需要全盘的生活教育,二是这个抚育过程相当漫长。[15]就前者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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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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