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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强强:论合宪性解释的法律对话功能

——以工伤认定行政领域中的合宪性解释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8-12-24 00:35:58
作者: 杜强强  

   摘要:  我国法院在适用2003年《工伤保险条例》的过程中,多次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方法扭转了对法条文义的通常理解。国务院在2010年修改《工伤保险条例》时很充分地回应了法院的合宪性解释方案,双方的合力促成了立法的改进。本文从微观法律对话的角度整理分析了法院对《工伤保险条例》的合宪性解释方案。实践表明,法院在进行合宪性解释时不得动摇立法者作出的基础决定,但在这个限度之内,合宪性解释具有明确宣告规则的性质。只要法条的制定者在立法的文本中没有明确提出反对,法院就可以基于宪法的意旨而对立法的文义进行扭转。从明确宣告规则的角度来界定合宪性解释的性质,在我国宪法体制之下更有其实践意义。

   关键词:  工伤认定,合宪性解释,明确宣告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出于个案正义的需要,往往会对有关的法条进行合宪性解释以求获得合理公正的裁判结果。[1]合宪性解释的实质,在于它是法院“根据宪法精神来扭转法条的通常理解”,[2]这样既能避免法条在适用上的违宪,也能获得合理正当的个案裁判。从某种角度看,似乎可以将法院对法条文义的“扭转”视为一种法律对话的过程。[3]从制度层面说,法条的制定者与适用者之间的法律对话渠道为数不少,例如《立法法》规定的“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与它相比,合宪性解释可以说是一种微观法律对话的过程。所谓“微观”,是指这种对话是基于个案裁判而发生,法院是“通过个案判决……提出法律问题、引发法律讨论”。[4]具体来说,法院对法条文义的扭转,正是它对制定者发出的信息,提示其所制定的规范可能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制定者在收到信息后,既可能作出积极回应,接受法院的见解而修改相关规范;制定者也可能明确拒绝法院的见解,这会促进法院在裁判上的谨严;制定者还有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消极处置而不予理会。制定者无论是积极回应,还是消极处置,法院在此过程中都参与了“法律的生产”和公共政策的形成,这对法治秩序的完善无疑有其积极意义。

   本文拟以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的合宪性解释作为讨论此问题的一个切入点。这主要是因为,《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于2003年颁布后,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数量颇为丰富,而由于《条例》的规范并非细致周全,因此产生了很多适用上的难题,法院为获得一个合理公正的裁判结果,遂对《条例》进行了较为频繁的合宪性解释。更重要的是,国务院在2010年修改了《条例》,从其结果看,这次修改很充分地回应了法院对《条例》的合宪性解释:制定者接受了多数的合宪性解释方案,对有的解释方案未予置评,但尚未发现制定者明确拒绝的例证。从某种角度看,这似乎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微观法律对话:法院在裁判中提出了诸多的法律问题,制定者对此几乎一一作出了回应,而且它对特定问题的看法甚至比法院还要走得远,双方的合力最终促成了立法的改进。本文试图对这个微观对话过程予以较为翔实的描述,并讨论其中所蕴含的宪法意义。这是本文的基本命题。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从理论上说,合宪性解释涉及对法规范的违宪判断,它类似于部分违宪的判断。[5]因此,如果说法院对《条例》进行了合宪性解释,其蕴含的前提就是《条例》存在违宪的问题。而问题就在于,《条例》不过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它与宪法之间还隔着一层法律(例如《劳动法》),它是否因此没有直接违反宪法的可能呢?对此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合宪性解释的对象在理论上并不以狭义上的法律为限,法律下位阶的规范文件也都有做合宪性解释的可能。[6]其次,我国《立法法》第99条确立的违宪审查体制主要针对的就是法律下位阶的文件,这显然蕴含了行政法规直接违反宪法的可能。最后,1995年《劳动法》第73条诚然也提及工伤保险,它规定“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这是授权由法规来设定工伤保险的条件和标准,但问题是《劳动法》在授权时没有确立任何实质标准,类似于“空白授权”,工伤保险制度几乎全由法规所形成。如果此时切断宪法对有关“授权立法”的直接规范力,则无异于大大缩减甚至架空宪法对工伤保险制度的控制功能。质言之,不能因为《劳动法》曾简单提及工伤保险,就可以因此而阻断宪法对《条例》的直接规范力。就此而论,自有直接依据宪法而判断《条例》之合宪性的必要,[7]合宪性解释因此亦有其存在的空间。

   当然,我国法院在适用《条例》而对其文义进行“扭转”时,很多时候都没有援引宪法,更没有明确提到合宪性解释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法院的实践在宪法层面进行分析。从本文所整理的案例看,法院对《条例》文义的“扭转”,例如法院将火车与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条例》上的“机动车”;将旁系亲属认定为《条例》上的“直系亲属”,还认定《条例》规定的申请时限可因不可抗力而延长,等等,这些在实质上都是对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本文接下来将首先描述法院在个案裁判中对《条例》的具体适用,揭示其中所隐藏的合宪性解释方法,然后将分析讨论制定者对法院裁判意见之明示和默示的回应,讨论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意义;本文并打算在微观法律对话的视角之下,对合宪性解释方法的特性作出新的界定。最后是简单的结论。

  

二、法院对工伤认定事由的合宪性解释

  

   (一)机动车的范围:火车与电动自行车的归类

   按照《条例》第14条第(六)项的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结合其他法律的规定看,这个法条并非含混不清。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为《道交法》)第119条的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而所谓“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从这个条款看,《道交法》上的“机动车”似以通常的汽车为主,不包括火车、地铁等轨道交通工具,这也应当适用于对《条例》所称“机动车”的解释。因为从法律解释的一般原理上说,法律体系具有整体性,因此解释者“在多种字义上可能的解释之中,应优先考量有助于维持该规定与其他规定——事理上的一致性者”。[8]换言之,对法律上的相同语词原则上应当做相同的解释,这是体系解释方法的应有之义。当然,体系解释方法也并非是僵硬的规则,对法律上相同的概念也并非只能做相同的解释。不过,如果要对相同的法律语词做不同的解释,则解释者就应当承担更重的论证义务。

   虽然《条例》第14条第(六)项将工伤认定的情形限定在“机动车”事故伤害的范围内,但在实践中发生的事故伤害却并不以“机动车”为限。在“张萍诉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案”中,[9]法院所面对的问题是,能否将火车认定为《条例》上的“机动车”。本案的基本情况是,某公司职工张萍在下班途中经过铁路道口,因避让不及被火车轧去双下肢致残。当事人向当地劳保局申请工伤认定,但劳保局认为火车不是道路上行使的车辆,不属于机动车,不应当认定为工伤。争讼因此而生。从通常文义看,机动车与火车显有不同,不过如果固守《条例》的文义,则将在本案中导致颇为怪异的结果:机动车造成的事故伤害可以认定为工伤,火车造成的事故伤害在通常情形下要更重,但却被排除于工伤认定的范围。这似乎不符合“举轻以明重”的解释学原理,也有违于人们公平的法感。法院在审判中认为,由于《道交法》与《条例》有着不同的立法目的,因此前者上的概念未必就能当然适用于后者。由于《条例》的目的在于工伤保险,而与机动车的管理无关,因此,对《条例》所规定的“机动车”概念应当作客观合理的理解和解释,它不仅包括在道路上行使的机动车,也包括轨道交通的火车、轻轨、地铁等交通工具。法院由此判定本案属于工伤事故。

   “陈卫群诉江苏省启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决定案”[10]则涉及电动自行车造成的事故伤害能否为认定为工伤的问题。《道交法》第119条明确将电动自行车列入“非机动车”的范围之内。[11]在本案中,原告驾驶电动自行车在上班途中与他人的电动自行车相撞,致使原告受伤。在原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被告认为肇事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原告所受伤害不符合《条例》第14条第(六)项的规定。原告申请复议,启东市政府复议维持原决定。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对于工伤认定,应尽可能朝着有利于劳动者利益的角度进行宽泛理解,以体现保护弱者的立法原旨。虽然按照有关的技术标准,电动自行车不属于“机动车”,不过对“机动车”含义的理解不能拘泥于《道交法》的规定,而应进行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解和合理解释。法院认为,《条例》之所以将机动车造成的事故纳入工伤范围,就在于机动车事故的高风险性。本案中对方当事人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其设计的最高时速达到30公里/小时,这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车速标准,因此也就具有了与机动车同样的安全风险。如果将这种已达到机动车车速的电动自行车排除在机动车的范围之外,将它造成的事故伤害拒绝认定为工伤,则不符合同等情形同等对待的原则。法院因此判定超过规定时速的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本案亦属于工伤事故。[12]

   (二)法院裁判意见中蕴含的合宪性解释

   这两个案件都涉及《道交法》对机动车的界定能否适用于工伤认定的领域。法院在“张萍案”中采取了目的解释的方法,认定《条例》上的机动车概念不同于《道交法》上的概念,但这种问题解决方案似非妥当。这是因为,《道交法》与《条例》的确使用了相同的概念,这里且不说体系解释方法的基本要求,仅就立法与行政的一般关系而言,国务院在制定行政法规时岂能忽略有关法律对机动车的界定?当然人们可以说《条例》与《道交法》的立法目的有所不同,但问题就在于国务院在《条例》中并没有对机动车的概念作出任何例外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要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道路交通安全法》时对机动车采取了一种概念,而国务院在制定《条例》时又采用了另一种概念,这种说法就很难令人信服。实际上,与其说法院在本案中是在解释“机动车”这个概念,还不如说它在进行法的续造,[13]严格说来属于合宪法律续造,从而填补了《条例》的法律漏洞。对此等造法行为人们其实无需讳言,且在理论上似更言之成理。宪法第42条规定:“国家……加强劳动保护”,这个条款为国家设定了提供劳动保护的政策性义务。[14]国家应当对此制定相应的法律,且其法律的内容应当符合“加强劳动保护”的宗旨。而在我国现阶段,铁道与道路平面交汇的情形在城乡均为数不少,且很多道口都无人看管,安全风险较大。因为铁路道口依然属于“道路”的一部分,如果《条例》拒绝将火车在“道路”上造成的事故伤害规定为工伤,这岂能说是在“加强”劳动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条例》第14条第(六)项存在违宪的嫌疑。只有对“机动车”的概念做合宪性解释,将火车等轨道交通工具纳入在内,才符合宪法第42条的宗旨。

对电动自行车的定位也是这样。从日常语言上说,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显然有别,而且《道交法》第119条亦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但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部分电动自行车的时速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程度。法院在“陈卫群案”中即敏锐地指出,这种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具有同样的交通安全风险。在此情形之下,如果拘泥于“机动车”的文义,而将其排除于工伤认定的范围之外,既不符合宪法第42条有关加强劳动保护的宗旨,也有违于相同情形相同对待的正义原则。很明显,法院是出于劳动保护的目的,没有固守“机动车”的文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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