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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

——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

更新时间:2016-04-17 22:29:33
作者: 姚大力  

   新清史要把“汉化”从中心议题的位置上“挪移”出去,并不是因为汉化的故事不重要,而是因为相对于这个已为我们非常熟悉的旧故事,还有另一些至少同样重要的新故事更需要讲述。

   不论人们是否同意把美国“新清史”研究看作一个“学派”,它所倡导的那种风气无疑反映出某些非常有自身特点的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主张。

   中国学术界对“新清史”的评论,一般说来是贬多褒少。记得几年前曾在网上看到过一段议论,说中国学术界除了一个“业余学者”(这是在指责我讨论满族史属于业余水平),几乎无人搭理“新清史”(大意如此)。最近读到新出版不久的《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亦言及“在2010年前后涌现(针对新清史的)批判的声浪”。本书的出版,似乎也可以看作是这一“批判的声浪”的后续动作。收入本书的八篇论文里,只有一篇对“新清史”有比较具体的正面肯定,还遭到主编者在“导论”中的长篇批评。

   至少在我印象里,对“新清史”的评述似乎经常带有如下特点:它往往隐含着对于“政治不正确”的高度,甚至过度猜疑;评论中的学术取向越强,批评就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是学术性很强的评论,也率多脱离西方知识界的共同认知背景去解读“新清史”的研究成果,因而很容易使读者产生对研究人“别有用心”的误会。“新清史”本来就不需要有什么人去为它辩护。问题在于,如果它也可能对我们步步深入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有所助益,那就不应当拒绝这一借鉴的机会。

   标志着“新清史”在学术界现身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或许就是罗友枝发表于1996年的《重新想象清代:清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尽管文内并未使用“新清史”、而只用了“学术新思路”(the new scholarship)这样的提法,尽管作者在文中所倡导的那样一种清史研究新趋势在其时业已初见端倪。这篇文章引起何炳棣的强烈不满,他的应答以《捍卫汉化》为题,同样发表在稍后的《亚洲研究》杂志上。

   何文将罗友枝的主张归结为“在汉化和满族与内亚诸非汉民族关系之间生造出一个错误的二分法”,由此指责罗友枝强调清王朝的满族特性,就是要全盘“拒绝接受汉化的观念”。但是细读罗文便不难发现,这实际上绝非罗友枝的原意。她诚然说过,辽、夏、金、元等朝在任用汉人官僚的同时“却都抵制汉化”;她的确提出,“将汉化从中国历史编撰学的中心议题位置上挪移开去,乃是今后的研究应予以集中关注的事”。但这里所谓“汉化”,是有着特定涵义的。同样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指下述命题而言,即“所有进入汉地范围的非汉人群最终都会被同化在汉文化之中”。而这正是何炳棣所坚持的观点。他为此写道:“中国的游牧征服者们都不可避免地要被汉化的见解,似乎已经被亨利·玉尔、沙畹、斯坦因,尤其是伯希和等汉学或语文学泰斗们一再地详细说明过了”,虽然他又补充说,这个说法有点“简单化”。也正因为如此,罗友枝才会用辽、夏、金、元都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并且都采用双语或多语作为官方语言,用清代表了东亚和中亚融合的“最高阶段”,来作为它们拒绝全盘汉化的证据。抵制全盘汉化当然不应该被等同于对汉化的全盘否定,尤其是否定在事关汉地治理时采纳一系列汉制的必要性。事实上,我们在许多地方看到罗友枝强调“清王朝代表了内亚和东亚相统一的最高阶段”,强调“他们将内亚与汉人的种种意识形态母题结合成一种新的统治体系,这正是他们能获得不寻常成功的关键所在”,强调“满洲统治者们所创造的各种意识形态同时从汉和非汉文化中抽取资源”,强调“没有人能否认满洲人将他们自己打扮成汉人的统治者。问题在于它是否清代帝制的全部形象”。她再明白不过地指出,新的研究要修正的,只是何炳棣的这一陈述:就清政权的成功而言,最要害的关节点在于“早期满洲统治者们采纳了一整套系统汉化的政策”。与何炳棣的见解相反,她认为至少在帝国构建方面,清王朝巨大成功的关键恰恰在于它维持并发展自己与内亚诸非汉人群之间文化联系的能力,以及用不同于治理前明诸行省的方式来管治各个非汉族大型地域的能力。

   根据站在局外对这场争论所进行的事后观察,有以下几层意思需要提出来略加申说。

   一是罗友枝提出的解释框架,似乎已将在汉地治理及中央国家机器的创制方面吸纳“汉化”成分的问题包括于其内,但它又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汉化问题上。清帝国的疆域远远超出汉地范围之所及。对那些地域施行多样化的管治体系,是清朝能够有效地把被征服的广袤领土及时、成功地转换为巩固的国家版图的最重要保障。相比较于“汉化”这个早已被人们重复过无数遍的众所周知的老故事,新故事即使未必更具重要性,也仍然值得讲述。詹姆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书,把偷懒、装糊涂、开小差、阳奉阴违、偷鸡摸狗、流言诽谤、暗中捣乱等日常行为,当作处于弱者地位的马来西亚农民在反抗对他们无情剥夺时的常用武器来加以分析阐释。他指出,他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种斗争形式比农民的其他各种斗争形式更重要,而只是因为还没有人从这样的角度去考察和讨论过那些日常的反抗行为。斯科特的后一部著作《逃避被管治的艺术》,实际上也是遵循同一研究取径来展开论述的。学术研究与为提高演算能力而进行的反复操练不同,它需要把关注力聚焦在对新认识领域的开拓上,而不能无休止地去论证某些早已被人们接受的结论。这样做丝毫不意味着对旧有认识的全方位否定。新清史的情况与之颇有类似之处。它试图讲述的,是除“汉化”之外掌握在清统治者手里的另一门尚未引起人们足够注意的“强者的武器”。

   第二,上面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以“汉化”为主题的故事因此就完全变成不值得再拿出来讲述的“老故事”了。艾鹜德在发表于2000年的一篇论文里指出,尽管清统治下的臣民由诸多不同人群构成,清朝诸帝并不总是以汗、文殊化身、皇帝等不同身份出现的。至少在忠诚于清廷及皇帝的观念方面,他们对满洲人、蒙古人和汉人所使用的其实是同一种语言,作者称之为“颂恩修辞”(grace-rhetoric)或“颂恩情结”(grace-complex),表现在国家礼仪中的谢恩、自我贬责和戮力报效等修辞主题中。作者证明,蒙古语的kisig一词经由借入满语的kisi而重新进入蒙语,因而被赋予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君主圣恩”的含义。此种修辞主题经过满译和蒙译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喻世明言》等小说广泛流播于晚清蒙古社会,由此才在蒙古语文献中产生出完全不同于以《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及《阿勒坦汗传》为代表的历史书写传统的表达忠诚的修辞新形式(见艾鹜德:《拜谢圣恩:清代蒙古表达忠诚的语言》,《清史问题》21·2, 2000)。这一研究表明,继续将“汉化”主题拓展到过去未曾涉及过的那些层面,讲出人们还没有听说过的种种新故事,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其三,既然罗友枝已经揭明,清的统治模式是“内亚和东亚的统一”,我们便没有理由再像《回应新清史》一书所收论文那样,把新清史聚焦于“以‘东北-内亚’的地理视野为核心来解释清朝的统治”的尝试当作它只认可这一核心视野的立场强加在它的头上。如果不避重复,那么我仍然要说,新清史强调来自“东北-内亚”的资源之重要性,不应被理解为它要否认东亚资源是同等重要的。它要把“汉化”从中心议题的位置上“挪移”出去,也并不是因为汉化的故事不重要,而是因为相对于这个已为我们非常熟悉的旧故事,还有另一些至少同样重要的新故事更需要讲述。上引论文很少见地对何炳棣偏执于一种视角的立场提出了委婉而完全正确的批评,它主张兼容两种视野以期“达致合璧的解释效果”也是完全正确的。但为了用此种兼容之论(其实这正是新清史的观点)来批评新清史,把它在罗文的主张推向极端,把它强说成只见内亚、不见东亚方面,就又与何炳棣的做法没有多大区别了。

   不止如此,这里还涉及一个比罗、何之间孰是孰非更重要得多的问题:事实上,新清史对我们调整或深化如何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更准确地为元、清等王朝定位问题的惯常认识,具有十分积极和非常重大的促进意义。

   目前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基本上是把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国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由秦汉确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被不断复制与向外延伸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但是这样的解释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它虽然足以说明汉唐式的国家建制如何跟随在汉语人群向淮水和秦岭以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行动之后,最终将南部中国的广大地域纳入有效的府县制治理范围,却也反过来向我们证明,在无法从事雨养农业、因而为汉语人群如铺地毯般的渗透式移民活动所不可企及的西北中国,上述国家建构模式的施展空间就会因为缺乏由汉族移民及被汉化的当地土著构成的有一定人口规模的编户齐民作为社会响应的基础,而受到致命的压缩。

   汉唐两朝都留下了向汉地社会以西和以北大规模拓展国土的辉煌纪录。唐代统治那些地区的羁縻体系,其核心成分是以经济引力和军事弹压为后盾的朝贡和册封制度。维持这样的统治需要巨大的经费支持。最近的研究表明,丝绸之路新疆段上货币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恰恰就是唐政府对那里进行巨额财政投入(以军费和行政费为主项)的时代。此种时间上的重叠绝不是偶然的。即使花费了这么大的代价,汉唐政府事实上还是难以把那些没有汉家“编户齐民”作为统治基础的地区巩固地纳入国家版图。中央政府一旦撤走,它在当地统治过的痕迹便很快湮灭,大约连亚历山大东征对中亚的历史影响也难以比拟。

   论者往往以为,汉唐以后传统中国管治郡县/州县建制下汉地社会之外的广大疆域的制度,就是至唐代已臻完备的羁縻体系自然而然的延伸或发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宋和宋以后列朝的确都继承了唐朝的羁縻体制,并在合适条件下将它不断向前推进。但是处于这一体制下的人群或地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可能朝着两种很不相同的方向演变。它们可能沿着土官——土司——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的演变路径,最终转变为与内地相同的施行府县制的地区。而长期停滞在与中央王朝维持册封与朝贡关系的那些人群和地区,就可能从原先所在的羁縻体系中脱离出来,最终转变为完全独立的政治体。决定某人群或某地区究竟会朝哪个演变方向越过“分岔点”的关键因素,仍然与那里能否容纳汉人移民的问题息息相关。从对原来的纯粹土司区实施土流并置,到取消土司、改土归流的基本条件,还是要在那里培植出一批由移民和被汉化的土著人口共同构成的国家编户。所以,通过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的途径被并入府县制管制体系的地区,就只能被局限在一个极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它们必须位于紧贴汉地社会外部边缘,其自然环境尚能支持雨养农业,并且在人口、活动地域和政治整合诸方面又不十分发达。由此可知,除青藏高原东侧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可以长时期维持土司建制外,占中国国土大部分的西部地区显然不可能依赖唐代羁縻制度的历史路径而被稳固地纳入国家版图之中。

   既然如此,大半个西部中国又是怎样变成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呢?

   新清史的成果所具有的巨大启发意义,可以说就在这里充分地显现出来了。过去有关元史和清史的叙事,多将元朝和清朝的成功,归因于它们的统治者能主动学习仿效“先进”的汉文化。而它们的失败,则在于它们还不够汉化。在这样的叙事中,中国各边疆地区永远处于被动地等待被中心地区“收复”、“统一”或“重新统一”的地位。新清史实际上是追随着拉铁摩尔的学术思想,把“内亚资源”放在正面和积极的位置上予以评价。依据新清史的看法,至少是在国家建构方面,元和清的成功,恰恰来源于它们在主观上就拒绝全盘汉化。在评论新清史的时候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这不是我们在对待别人的研究成果时所理应持有的学术气量和为人态度!

如果要把新清史的见解再向前推进一步,那么我以为,它所强调的清代在国家建构方面的内亚资源,其实并不抽象,而是一个非常具体实在的东西,即从汉唐式帝国的边疆区域产生壮大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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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5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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