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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通:重识《满与汉》——兼论与“新清史”研究的关系

更新时间:2019-10-03 00:41:12
作者: 王志通  

   【提要】路康乐著《满与汉》面世以来,广受好评。作者以“满”“汉”对立的视角得到了学界的甚高评价,但他忽视对概念的界定,遗漏满汉之外的其他族群和将满汉完全对立致有失真。该书的研究内容与所选研究时段明显分离,透露出模糊性而不便读者理解。自盖博坚并不确定地称该书为“满洲研究四书”之一后,它被很多人识读和定位成“新清史四书”之一,路康乐亦被视为“新清史”的领军人物,也有一些人态度不明。事实上,《满与汉》与“新清史”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不真实,种种“误读”造成了名实不符。

   【关键词】《满与汉》 路康乐 新清史

  

   路康乐著《满与汉:清末民初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后文简称《满与汉》) 自2000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付梓以来,广受好评,2002 年荣获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同年,王笛在《历史研究》第4 期“国外新书评介”栏目推介此书,该书也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2010 年,该书在王琴、刘润堂合力翻译,李恭忠审校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的面世让更多学人对该书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中译本刚出版,吴磊、徐永志等撰写书评认为该书以“民族—社会”的视角考察满汉政治和社会关系,开创满族研究新视野,对其评价甚高。王宇从晚清满汉关系史研究的角度对其加以评论,认为该书在研究创新和论证上皆值得肯定,学术价值非常高,“堪称晚清满汉关系研究的一部力作”,但认为在史料运用、满汉定位等问题上可以拓展。随着相关研究的继续推进,学界对该书应有重新认识之必要,故笔者试从新的角度简做评论。

   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1938 年出生于广州,现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荣退教授。《满与汉》一书是他对近代中国满汉关系研究的代表作。全书分5 章加导言和结语,共7 部分。已有多篇文章多对其分章析节加以介绍,兹不赘述。总体看来,全书从革命党人“反满”宣传入手,进而凸显满汉之别,尤其强调作为统治阶层的“满人和旗人”在司法、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特权,在职业、居住地和社会生活方面不同于汉人。作者以满汉间的差异作为分析的主线,通过统治者不断调适满汉关系、弥合满汉畛域的“事实”来探讨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政治权力成为满、汉两种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助推力。据笔者读后浅识,本书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 将“满”“汉”分作两个族群并将它们对立起来,以双方矛盾和畛域的弥合为研究主线,去重新看待清末民初政治革新和社会变革。(2)以族群的新视角来考察清末民初满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清朝统治者调整族群关系“作为不力”而逐渐与汉人精英分道扬镳。褒奖之词并不少见,毋庸笔者赘言。故本文对该书的重新审识,指出不足,实非否定该书的学术创新和贡献,而是希望学界更全面地认识本书的价值。

  

   一、满汉对立视角的得失

  

   作者将满和汉视为两个族群,以两者关系的视角来考察清末民初的中国,这是匠心独运的成果,评者夸赞无不着墨于此。定宜庄认为从族群视角考察晚清历史,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乎此的唯一一部史学专著”。但是,作者将“满”“汉”视为两个族群,且相互对立实有所失。

   作者缺乏对“满”“汉”概念的界定。何为满? 这是清史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作者主要通过八旗制度对“满人和旗人”加以诠释,认为“满人的历史和身份与八旗制度紧紧缠绕在一起”,“八旗制度是统一满人、定义满人身份的主要体制”,并特别强调“旗人与义和团运动之后十年内的满人是同义的(梁启超在1898 年称之为‘满人')”,且旗人为后来民族学意义上的满族的“‘族性'或‘族群'确立了基础”。实际上,作为“占领性阶层”的旗人既非一个血缘群体,也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族群。“占领性阶层”的政治属性是“旗人”成为一个族群得以存在和维系的纽带,一旦旗人退出政治舞台,人为构筑的政治优越性消失,这一纽带就逐渐被清除。失去优越政治地位的旗人就失去了统合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朝鲜佐领等的凝聚力,由此旗人成为一面碎裂的镜子,在政治形势的照映下呈现不同的形态。故定宜庄认为旗人只有在清朝方能等同于满人,而在清朝之前与之后都不可以。关凯也认为“满洲民族”仅是帝国政治建构的产物和政治统治的工具,满人在清朝覆灭之后迅速失去其政治民族性,演变为一个文化族群,而不能构成一个民族。可见,失去政治力量支撑和整体面貌的“满”自然无法与数量庞大的“汉”构成对峙形态。换言之,路氏将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7 年) 的旗人等同于满人是有不妥,将旗人与汉人的关系等同于满汉关系亦不能成立。

   何为汉? 作者未做任何解释,似乎将关内所有人都视为汉人(除满官和驻防旗人外),“汉”作为一个族群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和准确性。事实上,关内地域广阔,族群众多,内部差异甚大。哪些人代表汉人? 哪些人承载的文化能代表汉文化? 哪些地域更具汉文化特质? 这些都难以确定。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江南文化算是汉文化的代表,这里有物阜年稔的农业、技艺精湛的手工业、繁盛兴旺的商业和卓异杰出的学术成就等。政治轴心与经济和文化轴心的疏离迫使他们对江南“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在江南文化面前,满人显得“粗陋”与“蛮芜”。使清朝统治者爱恨交织的江南,一直是清朝建构其正统观的重要地域,江南问题也成为警惕满人被汉化的重要内容。所以各代清朝皇帝在处理江南问题时都谨小慎微而又雷厉风行。但晚清以来,江南一地已不足以完全凸显满汉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影响俨然打破了江南一隅的金鸡独立之态。路氏认为,作为被统治者的汉人同满人合作、对抗等,彼此间的地位转换成为清末民初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诠释的重要基础,但他又完全忽视了“满”“汉”的概念界定,进而误将北京政府时期的旗人等同于满人,又毫无差别地将汉视为一个族群。概念界定本是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如将那些存有争议的词语作为研究的核心概念而不加以准确界定,这无疑会损及作者的立论基础,也会影响读者对论著的理解。

   笔者认为将满汉对立的视角存有偏颇。首先,满汉对立,忽视了蒙、藏、回等其他族群。清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王朝国家,清朝统治具有满人因素,但它的统治结构是多元并存的,拥有三种政府管理体系:第一种是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形式,以满人为核心的统治系统;第二种是以理藩院为代表的管理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统治架构,以蒙、藏、回等族群为核心的统治系统;第三种是因袭明制的省府州县管理体制,以汉人为核心的统治系统。通过不同的管理模式统驭不同区域和族群,将不同文化纳入统一国家的体系中,这符合疆域辽阔、内部差异性大的实际情形。对此,新清史学者关注甚多,而路氏仅将清朝视为第一、三两种系统的结合,忽视占据广大地域的蒙、回、藏等民族地区。如他对辛亥革命时期“反满暴行”的梳理和研究,除对伊犁驻防八旗有涉及外,其他蒙、回、藏地区的情况一概忽略。众所周知,清征服全国后,八旗作为军事力量分驻在全国重要城市,逐渐形成一套制度严密、管理严格的驻防系统。14 个驻防将军除伊犁外,还有绥远、乌里雅苏台等几位统治蒙古人地区的驻防将军,在青海等藏人地区也有驻防旗人。重视族群多样性的研究本属“新清史”学者之特长,作者对蒙、回、藏等族群的忽视,似乎表明后来者将本书归入“新清史四书”是不合适的。

   其次,作者完全将满汉对立而忽略其他族群的做法,亦非时人之见。张元济于1898 年奏议改革满汉关系的“融满汉之见”中,就建议改革的范围应限于关内地区,而内蒙古、外蒙古、新疆和青海地区(大概还有东北),可暂且保留现有制度。可见,改革主要针对以汉人为主地区的满人,并不触及边疆地区的满汉界域。1907 年,留日的一批满族旗人创办了呼吁民族平等融合的《大同报》,所刊文章更是主张满、汉、蒙、回、藏各族平等,统合而成中国“国民”。再有,1911 年南北和谈的优待条件既涉及皇室,也包括满、蒙、回、藏族群的待遇。而且隆裕太后在逊位前仍不忘要求袁世凯提前安排好对于宗室、皇族、旗人、蒙古人、回人和藏人将来的待遇,最高统治者则是将满、蒙、回、藏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然而作者只将满与汉“对立”,将它们作为矛盾的两面,把论述引向另一个方向。

   再次,仅从满汉对立去看待作为“平满汉畛域”重要内容的解决旗人生计问题,视野易受限制。旗人生计早在康熙朝中叶就已变成国家问题,其后各皇帝皆对京城和各地驻防旗人的生计采取专门政策。他们多是尽力维护和振兴八旗制度,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加大了满汉畛域。总体来看,这些举措并未能成功遏制旗人贫弱化的趋势。晚清以降,旗人生计问题屡见于奏疏朝议,所讨论的问题皆未超出“取消旗人特权,开禁商贸,自谋生计”的范畴。朝臣数次建言,统治者也痛切亟改,可清廷面对内外困境自救无暇,而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纳入“化除满汉畛域”的讨论多在甲午战争之后。《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开始推行新政,力图自救。新政中编练新军和改革警政皆与解决旗人生计密切相关。编练新军在一定程度上为德籍洋员汉纳根和袁世凯于甲午战争后编练新军的继续,兵源中有从各军事学堂毕业的不少旗人。日本军官川岛浪速深度参与了军警改革,他曾任警务学堂监督,从京城旗人中选拔学员,还亲自带领一批旗人前往日本受训等。出洋考察归国的载泽建言预备立宪,认为“平满汉畛域”实为“合中国全体之力”以应对“列强逼迫”。其后朝臣亦多主张“满汉大同”混融畛域,但有人将满汉矛盾加剧之责推到革命党人和留学生身上,而列强对他们的庇佑实不利于消除界域和矛盾。如杨道林说:“自甲午战败迫和,人情忿激,匪徒乘间肆逆,倡为革命排满之说,混入新政之中,煽惑人心,是非混乱,不可辨别。英、日诸国利我之灾,为之逋逃渊薮,隐助其焰。”安徽巡抚冯煦也说:“今日之歧满汉而二之者,正外人利用此说以煽我革命党人,使我自相疑贰,自相竞争,而彼得坐收其利也。”可见,清政府在最后十来年才重点讨论“平满汉畛域”和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实有应对国内外危机的考虑。然而,作者并未完全将“平满汉畛域”和“解决旗人生计”纳入当时社会大背景中去考虑,忽视外国因素,所以读者明显感到朝臣反复提议“平满汉之界”和解决旗人生计问题,不同时段所提建议有深浅之分,但很难将它们串联起来。换言之,满汉关系的调整和旗人生计问题的解决时刻受到政局和时局的影响,作者仅注目某些方面使视野受到限制。

   最后,满与汉并不完全对立。在“满汉对立”的论述中,作者认为驻防各地旗人与汉人隔阂甚深,彼此间交流和互动鲜见,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化之象。辛亥“反满暴行”期间,革命人士以语言、身体特征等区分满汉,许多满人为逃避杀戮而改装易服。作者从满人角度去看辛亥革命期间的“暴乱”超越了已有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但他以“满汉畛域”视角来看待“反满暴行”,证明满汉之间壁垒森严又存偏颇。其实,柯娇燕早在1990 年出版的《孤军》中,考察了驻防杭州和乍浦的旗人苏完瓜尔佳氏三代成员的经历,表明了旗人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会讲当地方言,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语言,接受当地许多社会价值观,并爱好当地的历史”。近年来,据刘小萌等学者对北京旗人、杭州和南京等驻防旗人社会的研究发现,他们与当地汉人社会也存在深入交往。钟焓认为满汉完全分隔是有些学者因空间认知错误进行的臆想,并非源自实证研究。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时段的分离

  

研究时段的选取往往与研究内容密切相关。据笔者所见,选取研究时段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人物研究基本以生卒年为起讫;其二,事件研究多用起止时间;其三,对重大事件长远影响的考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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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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