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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林:汉化与胡化: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更新时间:2021-08-17 13:32:49
作者: 薛小林  

   一 西州的经济开发:农业的有限成长与牧业的优势发展

   (一)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经营西域对西州开发的意义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与大月氏联盟以夹攻匈奴,虽然张骞“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但发现了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1] 张骞回国时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刚刚开始,胜负尚未可知,但是关于西域的信息已经激发了汉武帝致重译殊俗、布威德于四海的万丈豪情。河西之战汉朝将匈奴势力赶出河西后,张骞在元狩四年(前119)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他肩负了双重任务,第一是招乌孙东归河西故地,但是乌孙畏服匈奴,不欲移徙,张骞又不得要领。但乌孙以马数十匹报谢,并遣使数十人同张骞一起回国以窥探汉朝实力。出使的第二个目的,正是张骞向武帝所说的“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2] 。张骞这次出使“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 [3] 。派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   及诸旁国。“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4]

  

   从此之后,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联系,但是“通”西域只是第一步,为“开”西域和“臣”西域奠定了基础。西域诸国此时都处在匈奴的统治下,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掌领西域,不但可以从西域各国获取大量农产品物资和铁制兵器,还控制着中国与遥远的西方之间经由西域的大规模过境贸易。 [5] 汉廷清楚西域对于匈奴所具有的军事和经济意义,所以决心展开对西域的争夺,以断匈奴之右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建设作为通道和后方基地的河西。孟宪实指出汉朝此时主动经营西域具有多重目标:“既有围困匈奴、减少匈奴西部之援的目的,又要切断羌胡联系的传统战略;又联络西域诸国,即使不能建立反匈奴联盟,但至少保证西域不要成为匈奴的帮手;联络西域,供应中国,而汉武帝对天马的热情则代表了汉朝的态度;更长远的政治目的是外臣西域,实现中国古人的徕远夷的理想。” [6]

  

   张骞之后汉朝掀起了通西域的热潮,“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 [7] “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 [8] 这个向西探索的热潮显示了西汉时期国风和民风的强健和勃勃生机,西域对于汉人来说是一个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的陌生异域,当时的交通和技术条件非常有限,长途出使极其艰险困苦,“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汉朝此时在西域之兵威未立,西域之国时常“禁其食物以苦汉使”,甚至拘禁、攻劫汉使,而且“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所以出使是一项需要特定的才能与素质,也需要勇敢和冒险精神的事业。 [9] 在张骞事例的激励和武帝政策的鼓励下,前赴后继的使者们展现了冒险和探索精神,孟宪实称赞道:“这些很混乱很不正规的做法其实推动了汉朝对西域的经营。这种状况,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对外的基本态度,不论是皇上还是一般吏卒,因而可以与大航海初期的欧洲状况相比美,而与清朝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情况相反。这里贯穿着一种十分积极的态度和探险精神。” [10] 他对西汉人展现出来的探索、开放和无畏精神,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西进”的热潮在李广利征伐大宛的时候达到最高潮,伐大宛是汉朝逐步经营西域的必然结果。跟随张骞回国的乌孙使者及随着众多副使到汉朝的西域各国使者,虽然见到汉朝的广大富厚,开始重视汉朝,但是汉朝在西域尚未建立实际的政治与军事影响,而匈奴设有僮仆都尉掌领西域,居于焉耆、危须、尉黎之间,匈奴的骑兵可以通过姑师的通道随时兵临西域各国城下,西域诸国畏服的仍然是匈奴,所以汉朝的当务之急是将实际的政治军事力量伸入西域。元封三年(前108)汉朝实施了对西域国家的首次进攻,赵破奴率军很轻松地夺取了楼兰和姑师,楼兰地处西域南道与北道的交会处,且时常留苦汉使;姑师是匈奴的忠实盟友,地处从天山以北地区进入以南地区的孔道,汉朝控制了此处,向西可以威慑西域诸国,向北则控扼匈奴进入西域的通道。为了维持住这一胜利成果,汉朝在河西的亭隧系统自酒泉延伸到玉门。正如田余庆指出的,汉朝向西推进的程序是首先占领据点,然后在据点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 [11] ,此时汉朝占领了楼兰、姑师两个据点,然后将亭障修到了玉门,而大汉国威则宣扬到姑师以西的区域,乌孙此后不久以千匹马娉汉女请婚就是这一战役影响的结果。

  

   元封以后,匈奴帝国的重心移向西北,西域诸国感受到的匈奴压力增大,乌孙昆莫又娶了一个匈奴女子为夫人,以汉女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乌孙很可能与匈奴一样以左为尊,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汉朝在联姻战线上并没有真正赢得第一个回合” [12] 。大宛以西的国家“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 [13] ,单于使节凭一信,则各国传食送行,不敢怠慢,而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形成鲜明对比。武帝对此早已不满,加之遣使者往大宛求宝马不得,促成了李广利第一次远征大宛。大宛人认为“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 [14] 。他们的有恃无恐是有道理的,李广利率领的属国六千骑和郡国恶少年万余人,尚未到达大宛王都就剩下不到数千人,险恶的戈壁荒漠造成的军队减员非常严重。在郁成惨败后,李广利撤军,还至敦煌时士不过十之一二。震怒的汉武帝发动了规模更加浩大的第二次征伐。

  

   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专力攻胡。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驼)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15]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能充分感受到武帝的愤怒和他不惜代价对大宛势在必得的决心。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第二次远征征服了大宛。征服大宛是汉朝势力在西域的第二次推进,接着以大宛为据点,要向更西的地方宣扬威德,在后方修建亭障,“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16] 。汉朝的交通线、供应线修到盐水,在仑头进行屯田,并大力在大宛以西的国家宣扬天朝兵威。

  

   经营西域的军事行动带动了河西的建设和开发。因为河西走廊是中原与西域沟通的孔道,同时又面临匈奴与羌人南北两面的威胁,汉朝为了保障这条通道的安全,并供应来往使者、商团和军队,必须在河西修筑亭隧塞防、屯田移民、建城设郡。随着河西的发展,这里渐渐成为汉朝经营西域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每一次向西域出兵,均会带动河西地区交通的发展和经济的建设,特别是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时,六万人的军事人员,大量的负马私从者,还有不计其数的后勤转运者,牛十万、马三万,驴骡橐驼(它)以万数。张春树感叹道:“这是何等的一个局面,真如司马迁所描绘是天下骚动了,而忽然之间河西竟成了汉家历史的中心,为举天下所注目之地。这样的局面当然是加速了对河西的大开发了,流民随之而去者日增。” [17] 此时在河西发生了所谓的“抽水机”效应,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从帝国的各个地方抽取到这里,这种经营和投入的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的,河西成为此时段历史的重心和焦点,以至于研究者感叹道,此时河西成为汉家历史的中心了。汉朝的势力随着这次征伐已经深入到西域内部了,汉家的亭障也越过敦煌到达盐水。另外,为了防止匈奴在李广利出征期间突袭后方,汉朝派出十八万戍卒在酒泉、张掖北修筑了居延和休屠两大南北走向的亭隧系统,扼守匈奴进犯河西的主要通道。居延和休屠的建设,不仅保障了河西的安全,也加速了河西的经济建设,这两个亭隧系统均设有屯田,而且随着移民和流民往居延和休屠的迁徙,一部分屯田配给平民耕种,最后设置了乡里县邑,如位于额济纳河下游的居延县及位于今民勤附近的宣威市。

  

   征服大宛的战争对于河西的发展意义重大,“敦煌已不再是汉家疆域的最前线了,其地盘在逐渐扩张,人口增加,汉廷便于太初末在敦煌设立了酒泉都尉以指挥管理一切。至此作为河西郡最西的敦煌郡初型已定。另外就全河西地域而言,在这次战争中它与内地的交通和联系都增进了许多,而其开发亦随之加速,河西从此便逐渐巩固下去了,因为不断地移民——包括有计划的移民与流民二者,河西也逐渐趋向繁盛。河西的初步开发工作至此完成” [18] 。张春树指出正是在此时,汉朝人对于河西有了一种“国土”的感觉,这种判断真的是非常精到。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对西域的经营,没有不惜代价的人力物力投入,河西的发展会是多么的迟缓和无力,西域的经营恰恰为河西的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将全国的人力和资源汲取到西北一隅来。此为西域对河西的第一个方面的意义。

  

   经营西域对于河西还有第二个方面的意义,西域对河西起到安全拱卫的作用。昔人论天下战略大势有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19] 西域对于保障河西的安全来说非常重要。汉朝的主要敌人是匈奴,进占西域则切断了匈奴右臂,并使之失去进攻河西的跳板,匈奴就弱,威胁就小;反之,如果西域被匈奴占领,匈奴可从西域诸国获取资源,且据有可随时进犯河西的战略要地,匈奴则强,河西则危。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班勇在劝说朝廷不要放弃对西域的经营,并建议设置西域副校尉时说:

  

   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 [20]

  

   西域是匈奴的府藏和手臂,如果放弃,则是将府藏归还给匈奴,将断臂给匈奴接上,则“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强调了西域对于河西郡县“国防”安全上的意义。东汉安帝延光三年(124),针对敦煌太守张珰的西域三策,尚书陈忠议曰:

  

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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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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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争霸西州:匈奴、西羌与两汉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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