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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两种国家建构模式

更新时间:2021-06-08 15:47:26
作者: 姚大力  

  

   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国家建构形成、发育和成熟的漫长历史过程,可以用“从南向北”“由北到南”“自东往西”这样三个主题词来加以概括。这个过程说清楚了,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与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当然,这个特殊性也并非全然是孤立地从中国本土产生出来的,它还与19世纪传入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过,本文着重关注的将是前一组问题,所以不讨论民族主义思潮在近现代中国的产生、演变及其困境,也就是nation为何及如何会演变为“国家”和“民族”这样两个不同概念,并且在它们之间导致激烈冲突的问题。

   一、“从南向北”

   今天中国境内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四五万年前从南部边界地区进入中国的不多的几批祖先人群的后裔。这是靠十多年以来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才能告诉我们的新知识。

   分子人类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人类群体遗传结构和族群起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遗传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对象是人类基因组。广义的基因,即生物体内的遗传物质,其化学成分就是脱氧核糖核酸(DNA)。除存在于细胞质的线粒体里以外,人类基因大多存在于细胞核的染色体里(核基因组),把卷缩起来的染色体拉长,就能看见包含四种不同碱基的脱氧核苷酸按一定顺序排列而成的长链,这就是基因。

   人体内核基因分为常染色体基因和性染色体基因两类;后者又分为X染色体基因和Y染色体基因两种。在从祖先向子孙逐代传递的过程中,常染色体基因和X染色体基因不断发生重组。因此它们很难被利用来追踪血族之间代代遗传的历史。而只存在于雄性细胞中的性染色体,即Y染色体基因组以及只通过女性祖先传递的线粒体基因组,其主体部分都不存在重组的问题。除非发生随机突变,它们都可以相当稳定地随子孙繁衍而被世代继承下去。

   就Y染色体而言,所谓随机突变是指在下一代男性所继承的来自父系Y染色体的6000万个碱基对中,平均会有一个碱基发生变异。而祖先基因组中的每一次随机突变,也都会被保留下来,在其所有后代的基因里留下一个记录此次变异的遗传标记。因此,从理论上说,根据先后产生在这个血缘群体诸多成员的遗传物质不同位点上的一列遗传标记,就可以把属于同一祖先后裔人群中的不同世代、不同支系间的遗传关系追溯出来,并把它们连接为一个树干状系谱,显示出这个血族团体中的主干、分叉、再分支,或者也可以说是主流、支流、次生支流的派生关系。

   上面说的原理不仅可以用来追溯按严格的父系或母系血统繁衍而成的家庭、家族和宗族等纯血统人群的遗传历史,而且也能适用于研究大型的乃至如汉族这样超大型人群的遗传历史。与父系或母系家族以及宗族不相同的是,大型人群毫无例外地全属于血统上的混合人群。不同的混合人群间如果存在着不同的遗传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他们各自所拥有的某个或者某些特定遗传标记,或者这些遗传标记在不同混合人群中的不同组合比率,把它们各自的遗传结构区分开来。在从事大型人群的遗传分析时,常染色体遗传标记对于估计混合人群的混合比例和混合发生的时间也很有用。

   根据以上原理,学者们通过追踪Y染色体遗传标记,在1997年绘出了全球人类的系统发育树。在这棵系统发育树中,最早出现的人类分支都产生在非洲人群里。从走出非洲的那部分现代智人中分出欧洲人、亚洲人,从亚洲人中又分出澳洲人和美洲人。这说明现代人类最古老的祖先在非洲,他们走出非洲的时间是大约六至五万年前之间。

   2009年,国际合作的“泛亚计划”项目组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根据亚洲十个不同语系的七十三个群体的近六万个基因样本做成的亚洲人群进化树。在这样一幅分布图景里,我们看到,先后有四支人群进入今天的中国境内,成为绝大多数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其中第一支是沿着印巴次大陆海岸线东行的“早亚洲人”,在大约五万年前从所谓藏缅走廊进入中国。在今日所谓南亚小黑人(尼格罗陀人)、白马藏人、日本虾夷人里,都留下了他们的共同遗传标记。第二支还是从同一拨“早亚洲人”里分出来的,约在三万年前进入南部中国,他们的血统较多地保留在今天的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各人群中。第三和第四支进入中国的人群,属于穿越伊朗高原南部和印巴次大陆的那支所谓“晚亚洲人”后代。他们大约在三万年前到两万年前先后从云南和广西进入中国。其后一支人群中发育出现代壮侗语各民族,而前一支人群则成为现代苗瑶语、藏缅语各民族和汉族的祖先。

   来源于分子人类学的独特信息,可以使我们产生以下几点有关中国民族史的新认识:一、现今发现的绝大部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创造者,与现代中国人之间基本不存在直接遗传关系。二、原始汉语和原始藏缅共同语的分化,在六千年左右。而壮侗语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关系,似乎应当比它与汉语、藏缅语的关系更近,所以壮侗诸语言好像不应该被划入汉藏语系之中。三、关于长期争论的阿尔泰语系是否成立的问题,答案也许是它可以成立,但只应当包括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或者再加上朝鲜语—韩语和日语。至于突厥语人群的形成,则包含了诸多更早分化出来的来自中部西伯利亚及其以西地区各人群的成分,因此他们的语言与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相比差异较大,是可以理解的。四、汉民族向南部中国的扩散,肯定是包含了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两个层面的综合过程。但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基因检测的结果告诉我们,北方汉族对南方汉族人口的父系遗传贡献约在90%以上;而南方土著妇女对南方汉族的母系遗传贡献约有60%。这些都显示出,跨学科研究可能为知识创新开拓出如何巨大的空间。

   我前面提到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从南向北”的展开,就是指史前人类自南方进入今中国境内,并在探寻生活资源之“试错”式的艰苦迁徙中不断分化、融合的这段故事。他们在全国各地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史前文化遗迹,创造出一幅中国史前文化多头起源、多元发展,并在早期人类拓宽自身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交互影响的璀璨新石器画面。

   二、“由北到南”

   但是,上述那幅画面,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随着“三代”在华北的兴起而结束了。在如同星汉灿烂般壮美的晚期新石器文化和铜石并用文化之后,我们接着看到的,是华北各史前文化在逐渐被整合为一体的同时,超越全国各地其他史前文化而真正跨入文明的“门槛”。著名的夏、商、西周三代在华北的突起,就是这一跨越的历史成果。在从此以后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华北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现在历史变迁的空间节奏由“从南向北”转变为“由北到南”。华北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遥遥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并把自己的强大影响一波接一波地向它的外围,尤其是南部中国扩散开去。

   分布广泛、数量繁多的中国史前文化,为什么会在华北最早实现了走向文明的突破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我想生态环境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面对南部中国多山、多树丛沼泽、河流到处泛滥无常的自然环境,使用石器、木器的原始农业人群只能以较小的人口规模长期生活在相对孤立的小块地域里。在那些地方,河里有鱼蚌,丛林中有蔬果鸟禽,生活资源相对丰富,可是想要拓展生存空间却极其不容易。而在华北黄土地带(包括西部黄土高原与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情形正好相反。黄土地易于垦殖,但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源又相对匮乏,迫使那里的原始人群必须,并且也有可能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也就极大地提高了各人群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社会互动的程度,从而推动着那里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的技术和幅度都以超越上古中国其他地区的规模发展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同人群间的交流互动、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技术的发展,乃至产品分配和财富积累方式的改变,成为华北的史前文化最终被提升为一种新文明的最重要牵引力。

   这种北强南弱的形势,非常生动地反映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两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即中国“历史学之父”司马迁和《汉书》作者班固的记载中。在先后从当日处于经济文化核心地位的华北俯瞰中国南方的时候,两人都用“江南地势低湿,男子大多短寿早夭”来概括江淮以南的人类生存状态。他们写道,江南地广人稀,农夫放火烧田,再浇水浸泡被焚燃的杂草留下的灰烬,就地肥田,然后种稻。因为蔬果鱼虾富饶,生活容易,所以南方百姓多苟且偷懒,既无受冻挨饿之人,也无千金大富之家。可见明显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在大部分土著人群中发生。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包括今壮侗语族、藏缅语族,以及孟—高棉语族各支语言的前身。古人已经注意到:南方无“河”之称;另外,在古代,“江”字只用于指称南部中国的河流。后者极可能是为记录孟—高棉语族中“河流”一词的读音kroη而形成的一个上古汉语外来词。由诸如此类的证据可以推知,在长江流域曾经分布过一大批使用孟—高棉语族诸语言的人群;同时,现有证据也显示出,今壮侗语各族的祖先人群也是构成南部中国人口的重要成分。与南部中国诸人群大体身处前述生存状态的同时,当日中原的华夏文明却早已呈现出一派远为发达成熟的形态。还是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在华北大小城市里,来往的行人拥挤到摩肩接踵的程度;把他们的袖口拼接在一起,可以连缀成一幅遮蔽太阳的大天幕。熙熙攘攘的人们个个行色匆匆,都在为争利图财而往复奔走。

   上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北强南弱的差距,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逐渐被缩小了。推动着此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北方汉语人群的大规模南迁,以及随之发生的汉文明由北向南的大踏步推进与拓展。这个时期最令人注目的汉语人群的大规模南迁运动,分别发生在公元3至4世纪初和8世纪50年代至唐末,也就是从东吴立国长江流域到“五胡乱华”引起的“永嘉南渡”,以及从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直到黄巢起义这两个时段之中。南迁的北方人口放弃了原先种植谷子、小麦、高粱等旱地作物的农耕方式,像南方当地人口一样从事产出更高的稻作农业。他们对地广人稀的南方来说,不仅是珍贵的劳动力,而且成为全方位带动南方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12世纪20年代由金朝入主中原造成的“靖康之难”,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拿南宋后期南部中国的人口数目与五百年之前相比,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增长幅度为643%,闽浙等东南沿海的增长更高达695%,长江中游则增长了483%。而同时期华北人口不过增加54%而已。

   根据布罗代尔对近代以前欧洲农业状况的估测,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业、小麦种植或水稻种植,由以获得的热量比分别为1∶4.4∶21.6。除了中国南方本来就地广人稀之外,那里能够持续不断地接纳并消化这么巨大的北方移民潮的另一个重大原因,显然就在于此。

   随着南部中国的人口增加和生产开发,北方汉人开始改变对南方的印象。这种改变,其实在“安史之乱”阻断了华北对唐朝中央政府的税赋供给后,就已经被人们猛然看破。人们发现,“中原释耒”之后,中央政府依靠从南方抽取经济支持,就是所谓“漕吴而食、辇越而衣”,居然也足以支撑下去。所以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到两宋之际的又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之后,南方就从赶上北方而进入超越北方的阶段。

南宋王朝始终未能摆脱在军事上积弱的局面,这大概给现代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关于它的负面印象,所以他们很容易忽略南宋历史上光彩十足的那一面。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就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从华北向南部中国的转移;而12和13世纪的欧亚旧大陆所见证的,无疑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全面繁荣的南宋时代。“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谚语的产生,表明长江三角洲这时已成为天下粮仓。金初向宋政府索要绢绸一千万匹;金人拿到从北宋府库里拨出的这批购买和平的费用后,只收下“北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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