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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政:论国家理性的法律表达

更新时间:2016-04-12 20:43:51
作者: 董政  

  

   董政,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吉林大学《法制与社会发展》学生编辑

  

   内容摘要:

   国家理性的法律表达就是国家理性在现代国家的法律治理层面上的理性推展。本文将现代国家理想性地划分为绝对主义国家、立宪国家以及自由民主国家三种历史类型,从而将国家理性法律表达置于这一历史线索之中加以考察。国民身份的塑造、规则模式的创制和生活意象的营造是国家理性法律表达所遵循的机制,依凭这三种法律表达的机制,现代国家在自身的建构历程中相应地将国民塑造为臣民、市民和公民,创制出了行政规章模式、宪法—民法模式以及社会法模式,并在国民的私人生活中营造出“君主是家庭荣誉的守护者”、“男人即家中的君王”、“个人即国王”这三种生活意象。基于这种历史考察,本文力图提炼出国家理性法律表达所内含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国家理性 现代国家 法律理性 法律表达 国家建构

  

   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 [1]是每一个作为政治生命实体的现代国家所具有内在心智,是以国家维存与发展为最高福祉的世俗与实践之理性。国家理性贯穿着现代国家建构的整个历程,它在启示、指导与挈领现代国家展开建构的同时,也随着现代国家建构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地自我型塑与自我更新。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理性的法律表达是指,在国家理性的引领下,现代国家通过法律来立国、建国与治国的过程。

  

一、现代国家的建构与国家理性

  

   (一)现代国家的历史类型

  

   16世纪以来,初始于西方世界的现代国家之建构成为了整个人类现代历史最宏大的主题,其建构历程也构成了人类对自身主体性筑构的史诗般叙事,以至于“在现代世界,最可怕的命运莫过于失去国家”。[2]故此,对作为现代国家心智的国家理性及其法律表达的考察唯有在现代国家的建构历程中才能得以展开。为了使这一考察清晰且可行,我们不得不借助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方法[3]将那种在“现实”中并不典型存在的现代国家的历史类型在“理论”上理想性地提取或建构出来。根据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任务与主题,本文将西方现代国家划分为以下三种理想类型:

  

   第一,(16~18世纪)绝对主义国家。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邦国林立、界分不明,整个欧洲深陷失序状态之中。于是,现代世界开启的第一项艰巨使命,便是对欧洲秩序的重构。这一重构过程围绕两个主题,即整合与集中。整合体现为一部分的诸侯国通过一番兵戈铁马的征伐后吞并、吸纳另一部分诸侯国,从而在欧洲的版图上重新整合成一个个彼此独立、界限分明、政权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集中则是对其国家内部权力的统一化、中心化的收复与归结,从而建立起一套上通下达的专制政体。西方世界近代早期的现代国家类型——绝对主义国家便诞生于这一整合和集中过程之中。绝对主义国家的“绝对性”主要表现为君主的专制性,亦即在绝对主义国家中君主享有着(相比中世纪的君权而言)绝对的地位、权威与权力。

  

   第二,(19世纪)立宪国家。经过绝对主义国家建构近两百多年的努力,19世纪的欧洲基本形成了排他、自主的各个地缘政治单元,现代国家的建构由此进入到立宪国家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现代国家的建构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契合度彼此强化,携手并行,可以说在19世纪“国家与资本主义携手统治了世界”。[4]因此,立宪国家的建构重心便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关政治制度的维护与发展。具体而言,立宪国家在积极方面,需要创造自由市场长期、稳定、繁荣运转的一系列条件;在消极方面,需要从政治制度着手以遏制、制约政府权力对市场的肆意干涉,此方面最鲜明地体现为西方诸国在这一时期普遍建构起了立宪制度并相应地颁行成文宪法典。总之,19世纪立宪国家所谓的“立宪性”其实就是对绝对主义国家时期君主权力之“绝对性”的祛除,对现代国家建构新阶段国家权力某种程度上“规范性”的导入。

  

   第三,(20世纪)自由民主国家。就如立宪国家是在现代国家构建层面上对绝对主义国家的一种接续、继承和深化一样,自由民主国家也必然会尊重与维护立宪制国家所取得的一切重要成就,如对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民事权利的保障、对市场经济固有的运行机制的遵循、对以宪法为中心的政治建制的巩固等等。毕竟比之立宪制国家与绝对主义国家,自由民主国家与立宪制国家之间的承接性更多一些,而分裂性更少一些。换言之,它们均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国家,一种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自由民主国家也需面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挑战,一方面要应对风险社会和垄断资本给人们造成的生活与经济威胁,另一方面则要抵抗公民投票权普及所带来的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压力。

  

   (二)国家理性的内涵阐释

  

   西方现代国家的历程浩瀚四百多年,“从封建制度衰落到绝对君主制的兴起,从立宪君主制到现代宪政共和国。这条线索的名字就是国家理性”。[5]概括地说,国家理性就是现代国家的精神内核、活动准则和正当理据。正是国家理性赋予现代国家对自身进行自我认知、自我观照和自我体验的能力,从而也使得现代国家逐渐摆脱外部正当性约束,而首先寻求内部合理性的证成。国家利益或国家福祉成为国家自我证成的绝对理由,为了实现国家自身价值的完满,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践中愈渐发展出了一套有关国家维存与扩张、稳定与发展、秩序与繁荣的治理策略与知识论。详而言之,国家理性的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理性是现代国家的内在心智,为现代国家的建构提供精神索引,构成现代国家的精神向度。

  

   现代国家之所以是“建构”而成,而非自然生发形成,其关键就在于国家理性,正是作为现代国家心智的国家理性使得现代国家的建构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自为的政治实践。更加重要的是,既然国家理性是现代国家的内在心智,就必然意味着它会为现代国家的建构提供某种目的性的规定或规范性的指引,简言之,国家理性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精神索引。

  

   在迈内克看来,自从现代国家诞生以来,“它就必须是要有组织的,而一经被组织起来,它就转化为一个显要的独立实体,一个最独特的存在”。[6]而将现代国家组织成一个独立和独特的政治实体的正是国家理性。基于国家理性的精神引领与意志统摄,现代国家在特定的时空境遇之中将相互对抗的子权力或次生权力收编成统一的国家主权,将彼此冲突的利益群体整合成砥砺奋进、价值趋同的地缘性共同体,将互相排斥、彼此疏隔的文化族群凝塑成具有共享身份与共同想象的政治国族。除此之外,国家理性对现代国家的精神指引还体现在它为现代国家的建构提供了一套知识论。又如迈内克所言,“‘国家理性’构成所有历史和一般治国方略的一个非常根本和必不可少的知识源泉”。[7]现代国家不是传统国家的延续而是一种更新与再造之后的新型国家形态,这意味着现代国家所依据的是与传统国家截然有别的国家建构图式,准确地说,通过国家理性对现代国家建构这一政治实践的认知、分析、判断、归纳和总结,国家理性为现代国家提供了一套与传统国家迥然不同的关涉内部审思与外部认知、国际交往与国内治理的全新知识论。最后,作为现代国家心智的国家理性还规定了现代国家建构所需达致的价值目标,创设了现代国家建构所需依存的价值维度,指明了现代国家建构所需回应的价值诉请。

  

   国家理性是现代国家的内在心智,它在为现代国家提供精神上索引的同时,也构成了现代国家的精神向度。国家理性的精神性赋予了现代国家这一政治机体以某种生命的特质,使其展现出某种生命的征象,因此,现代国家的建构史从某种角度而言亦是一种世俗性政治实体的自我型塑的“生命史”。换言之,现代国家像所有的生命实体那样具有自身生命的自主性与自我指涉性(自利性)。生命的自主性说明了现代国家的权能(其生命性的表征)不能被任意的赋予或侵夺,鲍葵桑就说“你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不建立。但是你不可能建成一个国家而又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它或不给它什么权力”。[8]生命的自我指涉性或自利性指明了国家理性支配下的现代国家其全部的权能以及基于此而作出的任何行动首先是指向自我的利益的,或者说,是以维护国家自身福祉为前提的。

  

   第二,国家理性以现代国家的国家福祉为其最高的价值依归。

  

   在古代世界最典型的国家形态是城邦,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由于人类本性上是一种趋向联合的政治动物,而脱离于城邦之外的人非神即兽,城邦构成了他们集体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以正义为原则,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帮助、引导人们过上一种优良的道德生活,成就善业是城邦所孜孜以求的理想。[9]然而,拥有国家理性的现代世俗国家在其诞生之际,就宣告了它对先前国家两项任务的放弃,即德性完满与灵魂救赎。因为从现代国家建构初始来看,现代国家的价值立场既表现出对人们道德生活至善至美愿景的无动于衷,也体现为对人们彼岸精神拯救之热切渴望的置之不理,[10]因为,现代国家必须要从自身向内找寻国家建构的目的和主题,或者说,寻绎新的价值理想。

  

   福柯认为,“国家只为自身而设,国家会寻找自己的益处,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也就是国家不应该通向别处,而只应该通向自身”。更准确地说,“国家理性的目的,就是国家本身,而如果有某种相当于完善、幸福、至福的东西,那也只会是国家或国家本身的完善、幸福、至福”。[11]国家福祉就是国家存在最根本的理由,也是其寻思苦觅的最高鹄的。国家的安全、秩序、繁荣、强盛等都是其建构所需达致的价值目标,简言之,国强民富或许才是每一个现代国家进行国家建构所欲实现的至高图景。尤其是当面临“国家必需”(Necessity of State)这样的紧急情况时,国家理性支配下的国家其所采取的活动最为鲜明地体现出现代国家独特的价值倾向。国家必需就是指国家的维存(the survival)处于一种紧迫的、或来自外部或源于内部的危险境况,这一险境逼迫国家必需或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的、甚至是“非法”的措施措施来挽救国家,以使之转危为安。

  

国家理性的这一价值旨趣其意义在于指明现代国家在任何时刻(尤其是必要时刻)都会将自我利益视作指导其活动的最高准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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