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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政: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左”与“右”

——苏力与梁治平

更新时间:2018-10-05 14:17:19
作者: 董政  

  

   董政,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政治上的“左”“右”之争一直都是知识分子茶余饭后的绝佳聊资,而且中国法学界也热衷于给各式各样的人贴上或“左”或“右”的标签,但是原本作为指示功能的标签一旦被过度消费,不但会使人生烦,而且还会误人子弟。这篇小文中的“左”与“右”,坦率地讲,确有影射政治立场之意,但是之所以会依然使用“左”“右”之标签,主要还是笔者力图在“理想型”的方法层面上凸显苏力与梁治平两位先生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上的典型差异,换言之,苏力与梁治平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上代表着两种迥异其趣的思路,他们二者可谓各执一端。

  

   实际上,这两位先生均称不上“正宗”的法律史学者,而且他们也十分不受法律史学界(包括历史学界与政治学界)的待见,但是中国法律史(制度与文化)又的的确确是他们的重点关注领域,梁治平的“法律文化学”无可争议地为上世纪的法律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范式意义上的借鉴,而近年来苏力的“大国宪制论”亦是其厚积薄发之作,一时间来势汹汹。因此,此文中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指涉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内部的学科划分,其实更准确地说,苏力与梁治平的法律史研究本质上属于一种法理学的研究,这也使得我们不应在评介二者作品时过分在史料、论据等方面苛责他们。本文旨在略述笔者对两位先生在法律史研究方面之差别的直观感受,真正学术性的阐述会另外撰文。

  

   一、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进路:

  

   社科法学与法律文化学

  

   苏力是当代“社科法学”的精神领袖,梁治平则是“法律文化学”的翘楚,他们之能成为两种法学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除了客观上的学术贡献之外,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研究范式的“从一而终”。苏力早年因其“本土资源论”而声名大噪,那个时期的苏力,研究视野与方法和当代的“社科法学”毫无二致,法学的交叉研究或社科研究促使他将学术焦点聚于微观或中观层面的法律问题,侧重考察充满乡土气的民间秩序与民间法。然而,近年来他提出的“大国宪制论”则令其全然超脱于当代其他社科法学研究的“小题大做”和“细枝末节”,《大国宪制》这本书通观上下五千年,纵横捭阖,气势如虹,探究的是历史中国之建构——宪制——这一宏大主题,这一研究较之苏力早期少了一份市井之气,而多了一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长虹气魄。不过,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题域的转变并未使其放弃法学的社科方法而另谋他径,苏力反而是比以前更娴熟、更彻底、更极端地运用着社科方法。

  

   梁治平的“法律文化学”一直秉持着“用法律阐释文化,用文化阐释”的文化学进路。他认为法律的制度史研究固然重要,但是他研究的进路不以法律的制度为重心,而是以法律存在的文化及其文化意义为主旨,换言之,探究的是植根于特定“文化式样”中之特定的“法的精神”。梁治平的“法律文化学”的主要理论资源是以吉尔兹为代表的“文化阐释学”,即将文化视为一个符号学的概念,认为文化就是人们自己编织并且生活于其中的所谓“意义之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法律史的文化研究确实令梁治平的学术风格独树一帜。就研究方法而言,梁治平的“方法库”与苏力社科法学的百般兵器相比,虽然单薄但又多些深刻,毕竟苏力对一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的运用实际上是以“博”替“渊”,纵然方法的多样无疑激活了苏力的学术想象力,但是他对社科方法的使用经常是“大而化之”而流于泛谈。

  

   二、法律史研究的理论旨趣:

  

   “存在即合理”与“存在即意义”

  

   因方法进路的不同,苏力与梁治平在法律史研究中所追求的理论旨趣亦截然不同。二人均称自己的研究属于一种事实研究或经验研究,这样,无论是“大国宪制论”还是“法律文化学”首先不是法律思想史的研究类型。这也指示着我们,苏力与梁治平的法律史研究的起点是“事实”,只不过苏力侧重与“宪制”相关的自然事实、政治事实、社会事实、生活与经济事实,而梁治平则偏倚法律所生所长的文化事实。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苏力与梁治平的研究对象均是“存在”。虽然二者研究的起点一致,但是最终的理论目标却南辕北辙了。苏力从“存在”出发的论证宗旨是“存在即合理”,而同样肇始于“存在”的梁治平,其得出的规范性结论则是“存在即意义”。

  

   具体而言,早年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论证民间法时坚持民间法是作为法律的一元与另一元——国家法并行于中国社会之中,而且在处理农村社会的纠纷中更具智慧与优势,这种“存在即合理”的论述在二十多年之后依旧被苏力所坚守。只不过在“大国宪制论”中,他所竭力维护的“存在即合理”是指,作为“大国”的历史中国之宪制(国家自我组建的根本制度)看似“专制”、“落后”实则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或者说,历史中国唯有采取这些看似“专制”、“落后”宪制才能进行有效的大国治理。

  

   邓正来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对苏力的一个方面的批判是说他将“合理”视作“善”,其实这一批评有些无的放矢、有失公允。因为苏力的规范性(如果真有的话)仅仅停留在论证一种法律或法律秩序之所以存在,是有其理由的并且还具相当的合理性,他从未将其自身的理论规范性投射至“善”的层面,极端得说,他顶多只是一名价值虚无主义,而非一名伪善者。正因如此,他虽称自愿做一名开放的实用主义者,但他从未在任何文章中宣扬过“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经典真理观。他自认为,作为理论家的职责只是秉持科学之精神以求探索真理,而非在某种价值或意识形态的支配下肆意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故此,苏力极其反对甚至痛恨被某种价值理念牵着鼻子走的、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总之,苏力在法律史研究中希翼自己成为一名科学家而非一名道德模范。

  

   梁治平的“法律文化学”因其方法论所限而无法做到(苏力自认为能够做到的)“价值无涉”,法律的文化意义,归根结底,就是法律的文化价值。在梁治平看来,所谓的文化类型某种意义上无非是人们自己的选择结果,人们的选择不仅体现出人们的好恶,而且也展现了他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正因如此,法律的制度安排就不仅仅是解决社会问题、定纷止争的手段,而且也鲜明地表现了特定人群的价值追求。换言之,梁治平的法律史研究是以包含价值指涉的文化类型抉择为对象的。虽然其像苏力一样,是从“事实”或“存在”入手,但是他们所关心的“事实”或“存在”判然有别,苏力关注的“事实”或“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意义上的客观、必然的“事实”或“存在”,而梁治平偏重的“事实”或“存在”则是文化学意义上牵涉人之意志、选择和理想的“事实”或“存在”。故此,就研究对象而言,苏力与梁治平在意的“事实”或“存在”是形似而神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治平通过“法律文化学”进路的法律史研究的理论旨趣必然与苏力的迥然有别,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自己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主张,但是梁治平的确在尽力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保持冷静的甚至是“同情性的理解”,因为在其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即使不全然像苏力所言的那样是高效的、合理的、妥当的,但是之所以存在,也是中国古代人民选择之结果,所以它们最起码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存在即意义”。

  

   三、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范式支配:

  

   实用主义哲学与文化决定论

  

   邓正来早先对苏力与梁治平的批判均将二者归结为受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即使他们二人都明确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苏力早年标榜要挖掘中国的本土资源,现在则宣扬历史中国作为“大国”的治理智慧,而梁治平一直以“寻找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为其研究旨归。然而,“知行合一”恐怕并非人人都能做到,纵然他们有强烈的自主学术意识,但在人类世界的历史洪流中,又有谁真能全然激浊扬清呢?

  

   苏力与梁治平性格迥异,苏力虽言不与主流学界“同流合污”,但作为社科法学具有“克里斯马”魅力的领袖,其又总按耐不住打破当代中国法学江湖格局的蠢蠢之心;梁治平则孑然独立,种地读书,不问世事,自得其乐。其实,入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二人终归无法超然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实践,也无法用一帘“无知之幕”遮蔽世界学术的知识架构,以至能闭门造车,一切从头再来。简言之,无论苏力与梁治平是否承认,他们处理的问题虽是中国式的,但支配其研究的范式毋庸置疑是西方式的。从“本土资源论”到“大国宪制论”,苏力的研究范式均是实用主义哲学;而梁治平的研究范式则是文化决定论。

  

   苏力的身上被贴满了各式各样、又互相矛盾的学术标签,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反理性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等,但是贯穿苏力整个学术个人史的一条红线则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开放的实用主义者。”所谓“开放的实用主义者”无非是,只要有助于其论证的一切学术资源、图式、框架均可为我所用。然而,正是这种开放性深深地伤害了苏力学术的自主性,令其难以成为一位名不副实的实用主义者。

  

   仅就形式而言,苏力确实恪守着其精神导师、美国实用主义法学集大成者波斯纳的学术准则,即将法学视作一种“科学的游戏”而非“信仰的游戏”。贬价值性的信仰而扬客观性的科学是苏力认为的实用主义的精髓。因而,比起上世纪九十年代,苏力现在对这一学术准则的崇尚甚至有些迷信和狂信了。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他在“大国宪制论”中将其理论定性为“追求经验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不是——甚至痛恨——形而上的政治法律哲学的理论。”由此,反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治理模式以及普世价值也是其念兹在兹的学术立场。面对历史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的猛烈抨击,苏力依然坚持其“大国宪制论”是注重治理可行性的、利弊权衡的、倡导高效治理实践的实用主义后果论和经验论。

  

   然而,之所以称苏力是名不副实的实用主义者,也恰是因为他只关注实用主义的“实用”维度,而忽视或刻意摒弃了实用主义的“价值”维度,换言之,在笔者看来,苏力只是形式上的实用主义者,而实质上却是一名价值虚无主义者。更准确地说,苏力秉持的所谓开放态度实际上是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一次釜底抽薪,他“实用主义”地运用了实用主义哲学的经验论、后果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而舍弃了实用主义哲学的价值论或目的论这一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或精髓,从而使他自己颇为吊诡地成为一名极度保守的实用主义者。

  

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其实就是美国国民所崇尚的民主与自由。自由主义与实用主义从价值立场上看是一脉相承的,杜威、罗蒂等实用主义大师亦捍卫自由主义的价值,杜威的自由主义理念被称为“民主的集体主义”,而罗蒂的自由主义观则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即使是被苏力极力推崇的波斯纳,他在司法活动中推广“财富最大化”经济分析时,也注意到这一成本效益分析框架的限度所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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