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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生:修书、刻图与观礼: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更新时间:2016-03-16 10:33:00
作者: 赵克生  

   【内容提要】 家礼“庶民化”是明代礼学的一大特色。此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以礼化民”和“以礼造族”等社会因素之推动,尤有赖于地方社会多渠道、多层级的家礼传播:既有官方倡导,也有民间自为;既有礼书、礼图等文本形式,亦有士人示范、指导等非文本形式。本文利用现存的一些明代家礼礼书,结合明代地方志和文集资料,围绕礼书、礼图和演礼观习等家礼传播途径,揭示了家礼知识是如何“下渗”民间的。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是以士人为主导、以学校为中心、以执礼为目标、以民间为指向的具有创造性精神的社会礼仪化过程。

   【关 键 词】明代/地方社会/家礼/传播

  

   唐宋以后礼书的编纂出现转向,“其重心由公礼转向到家礼”①。一方面,国家礼典如唐《开元礼》、宋《政和五礼新仪》,开始编入家礼内容。另一方面,宋代士人继承了六朝以来的家礼传统,②出现了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等私家礼书。以冠、婚、丧、祭为内容的家礼开始突破贵族门阀的限制,不断渗透民间。这一“礼下庶人”的趋势至明代中后期达到高潮,明代礼学由此而别具特点:经礼不昌,而家礼繁荣。

   明代家礼繁荣局面的出现,虽有“以礼化民”和“以礼造族”等深刻的社会原因,但不容忽视的是明代地方社会积极有效、形式多样的家礼传播,促成明代家礼的普遍化、通俗化。探究这种传播的具体路径及其特点,是明代家礼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本文将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笔者于北京、南京、杭州、台北等地收集到的一些明代家礼礼书,结合明代地方志和文集资料,对这一问题作出更为立体、细致的阐发,以期推进明代礼学史研究。③

   一 修书:国家礼典、私修家礼书与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永乐十三年(1415),收录《朱子家礼》的《性理大全》编辑完成。两年后,《性理大全》与《四书五经大全》正式刊布天下。随着《大全》的普及,《朱子家礼》由宋元以来士人之间私相传授的家礼书转变为“官修”的国家礼典,成为影响明代家礼传播的权威文本。宣德九年(1434),时为无锡儒学训导的冯善(1387-1465)亲身感受到《性理大全》版《朱子家礼》的颁布有助于地方社会的家礼传习:

   冠昏丧祭之道,《家礼》载之详矣……宣德壬子春,不幸先人背弃,刻意治丧,以革俗弊。于时,国朝《性理大全》书颁在天下儒学,修纂详明,板刻新爽,乃得肆观,逐节笔之,旋行旋究。④

   成化、弘治之际的程敏政为常熟赵氏祠堂作碑记,他注意到赵氏由《性理大全》而知《家礼》,遵《家礼》而建祠堂。他概括性地指出:

   文公朱子制《家礼》,易庙为祠堂,使事力可通乎上下而礼易行。然当时仅讲授于师生闾里之间,其说未广也。我文庙颁性理诸书,嘉惠臣人,然后《家礼》行天下。三二十年来,卿大夫家稍垂意于礼,而士庶间亦有闻焉。⑤

   其实,《家礼》礼典化早在永乐之前就开始了,并持续于永乐之后。太祖开国,孜孜以“礼乐”求治世,上自郊庙大典,下至士庶婚丧,无不斟酌古今。制度之兴,必有所宗。就士庶家礼而言,明朝一开始就取法于《朱子家礼》。洪武二年(1369)八月开始纂修的《明集礼》中“士庶冠礼”以《文公家礼》为准,先加冠巾,再加帽子,三加襥头⑥。关于祭祖礼,《明集礼》仿朱子祠堂之制,有四时之祭祀,有俗节之荐享,神主位次以西为上,皆同《家礼》。品官丧礼亦“本之周经,稽诸唐典,而又参以《朱子家礼》”⑦。

   《明会典》是一部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礼仪等制度总汇,其中有关家礼内容多是继承《明集礼》。笔者将《明集礼》与正德《明会典》和万历《明会典》进行比对,发现《明集礼》对品官、士庶的冠、婚、丧、祭之礼的编排,较《明会典》详备,《明会典》较《明集礼》综合、简明。这表明,《明会典》和《明集礼》中的家礼精神与主要仪节都是深植于《朱子家礼》。当然,《明会典》、尤其是万历《明会典》对《朱子家礼》丧服、坟茔之制、婚礼“庙见”时间等方面有所调整、改革,具有时代性,与《朱子家礼》有所不同,这是明人所说的古礼与时制之间的差别。《明会典》、《明集礼》这两部国家礼典的相继刊布,自然会推进明代中后期的家礼传播,特别是补充了《朱子家礼》在传导明朝家礼新制方面的不足。如祠堂祭祖,明后期普遍遵照《明会典》,改变了《朱子家礼》“神道尚右”的传统,四世神主的位次采取了“高曾居中,祖东考西”的排列方式。《明会典》、《明集礼》也因此成为地方士人编纂家礼礼书的重要依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朱子家礼》。如,嘉靖中王廷相丁忧守丧,并撰成《丧礼备纂》一书,传布乡间,而其说“一本《大明集礼》”⑧。万历后期,常熟士人冯复京认为,《朱子家礼》是宋代之制,冠婚丧祭等家礼与《会典》不同者,当依照《会典》,因此作《遵制家礼》。⑨

   经由《性理大全》、《明会典》、《明集礼》而实现了明代家礼的官方传播,但这种官方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有限的。三书所谓“颁之天下”,不过是到达府县一级政府机构和儒学,流传未广,乡野难觅;内容上,《朱子家礼》礼文深奥,《明会典》、《明集礼》卷帙浩繁,皆不便一般士庶之家收藏和阅读。因此,明代家礼传播,特别是在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并不都是直接通过《性理大全》本的《朱子家礼》、《明会典》、《明集礼》等国家礼典发挥作用,往往要依赖私修礼书的接转,即通过士人私修的家礼书把《朱子家礼》、《明会典》、《明集礼》中的家礼知识进一步简易、通俗,然后为百姓所接受。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私修家礼书主要分布在浙江、广东、福建、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已知书目者约130种,现存完书者近30种⑩。其形式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朱子家礼》注释本

   明代出现的注释本以冯善《家礼集说》、丘濬《家礼仪节》等流传最广,其中《家礼仪节》影响尤大,成为与《朱子家礼》并行的新经典。这些注释本坚持《家礼》“本注”,再对其仪文加以疏解,使之明白晓畅、通俗易行。因为是在《家礼》原有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疏解,删节很少,注释本比《家礼》原本篇幅有增。明代士人注释《家礼》,其宗旨在于改变《家礼》一书本身存在的问题,让《家礼》更广泛地“庶民化”,其方式却各有不同。

   冯善早先据《朱子家礼》治丧、立祠堂,后感到《家礼》中的一些内容相互矛盾、模棱两可(如祭始祖、祭墓等),遂相信宋儒杨复的考论,以为《家礼》是朱子初年著作,未及修改,被一行童窃去,与后来所行不同,“后世因其同异,莫之适从,或遂弃置。”此外,《家礼》中“母服”等制,与明朝现有制度不同,也不便时人行礼。为此,冯善作《家礼集说》,注释《家礼》,以朱子晚年“定论”正“初论”,以明朝“时制”补《家礼》之未及,甚至以“乡俗”释《家礼》。对于各条或有古今异宜及须释义者,则设“或问”于下,给予明解。(11)《家礼集说》修成后,江南士庶家多遵用之。对于《家礼集说》有益家礼在地方社会的传播,冯善表现出相当的自信:“其或乡人孺子,得以开卷见绪;荒村贫穷,亦可依仪展诚,不必更求诸注详参,然后得其意也。”(12)

   丘濬(1421-1495),海南人,曾任翰林侍讲、国子监祭酒,弘治初入内阁。丘濬乃明代中期的大儒,怀抱“以礼经世”,有感当时佛道盛行,礼教不倡,遂于丁忧居乡时期编著《家礼仪节》,书成于成化十年(1474)。他在该书的序言说:

   儒教所以不振者,异端乱之也。异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礼之柄也。世之学儒者徒知读书而不知执礼,而吾礼之柄遂为异教所窃弄而不自觉……濬生遐方,自少有志于礼学,意谓海内文献所在,其于是礼必能家行而人习之也。及出而北仕于中朝,然后知世之行是礼者盖亦鲜焉。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礼文深奥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窃取《文公家礼》本注,约为仪节,而易以浅近之言,使人易晓而可行,将以均诸穷乡浅学之士。(13)

   作为一部朱子家礼的注释性著作,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用通俗、浅显的语言表述《朱子家礼》“本注”中有关如何行礼的内容(即仪节),并对不合时俗的内容进行变通、简化。注礼是为了“执礼”,丘濬关注的焦点不在礼之文,而在于礼之用。语言之外,丘濬强调后世礼学衰废,礼文曲折难晓,必须设立礼生、相礼,引导、保障家礼的正确实行。总体上看,《家礼仪节》是一部“实行性颇高的礼仪手册”,在明代流传极广,据现存的版本统计,就有十四种之多。(14)因此《家礼仪节》使《朱子家礼》真正嵌入到明代社会生活中,极大地推动了明代家礼的庶民化。当时人曾说:“丘文庄《家礼仪节》一编,士大夫家多有之。”(15)从地域上论,广东、四川、江西、南直隶、浙江、北京等地区尤受其影响。

   (二)《朱子家礼》、《明会典》和《明集礼》等礼书的节编本

   地方上流传的家礼书有民间翻刻者,亦有地方官主持刻印者,这些家礼书往往不是全本,而是《朱子家礼》、《明会典》、《明集礼》的节选、简编本。对《朱子家礼》删繁就简,是明代士人在地方传布家礼知识的惯常做法,各地出现了许多以家礼或四礼“节要”、“要节”、“简编”、“辑要”等名目的节编本家礼书。现在可以见到的节编本主要有嘉靖时河南监察御史朱廷立在扬州刊刻的《家礼节要》。朱廷立在该书序言中称:“婚冠丧祭,礼之大端也,《家礼》备焉。予辑其要,以易夫人之从也。乃刻之惟扬,将布之诸司与学之师若士,率而行之。”(16)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的山东德平葛氏《家礼摘要》,是礼部尚书葛守礼父子为睦族而制定的一部家礼书,其基本内容则是采辑《朱子家礼》,引其文而断以己意,缘义变通。(17)嘉靖时,山东按察司副使朱天球取《朱子家礼》,删纂成《家礼易简编》,颁布于地方儒学,令冠婚丧制一准朱氏礼。(18)永嘉王叔杲曾为常熟县令,为了在地方推广家礼,隆庆五年(1571)刻《家礼要节》,此书乃《文公家礼》之“节文”,“因删繁就简,稍稍损益,俾简而易从,总为一帙,曰《家礼要节》”。(19)万历时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李廷机为自家行礼而编撰一部家礼(后人名之曰《李文节先生家礼》),所据仍是《文公家礼》,只不过稍加裁酌,令简易俭约。这些节编本的篇幅大小并不相同,适用的范围既有仅及家族,也有广布郡县,但“易行、易从”则成为一个共同的宗旨。因为《朱子家礼》主要是士人之家的可行之礼,若要广泛推行于士庶之家,其中必有不可实行者。故李廷机说“人家丰啬不同,意见亦异”,一家之礼也就不能成为家家共行之礼。要改变这种因为贵贱贫富之不同而产生礼仪难行的问题,只有简化仪节,使器物易备,这样的简化版家礼才有可能为更多人接受。

   将《明会典》、《明集礼》中家礼条款辑出,另成一书,类似礼仪手册,刊布乡野,这在明后期同样比较常见。嘉靖中,陕西提刑按察使莫如忠为教化地方,以《大明集礼》为本,“揭其纲领,节其仪文”,编成一种简化本的家礼书,包括“士庶冠礼”、“庶人婚仪”、“丧仪”、“品官家庙”、“祠堂之制”五项内容。(20)闵元衢,乌程人,万历时有《会典士民便览》行世。闵氏节编《明会典》,就是因为《明会典》“卷帙浩繁,经生学士苟非博雅世家,鲜得寓目,而况穷乡萌隶之流乎!”由此造成一般缙绅、百姓多不能遵照家礼行事。为此,他于军国重务之外,“采掇有关官民、乡里日用之不可缺者”凡十二卷,计二十四条,包括品官、庶人冠礼,品官、庶人纳妇(婚礼)、品官家庙、品官丧礼、庶人丧礼、丧服、职官坟茔等。(21)与闵氏相类似的还有江西安福的刘元卿,他与闵元衢所见情况大致相同,“予乡陋,士民之家未必尽得其书。即得之,未必尽绎其旨、通其词”,故特取《明会典》、《明集礼》“四礼之切于日用,与五刑之易犯者”,合辑为《礼律类要》,刻布四方,使百姓咸知大礼大法。(22)

以上所举明人节录《朱子家礼》、《明会典》等而成的礼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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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1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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