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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保瑞:对方东美朱熹诠释的反思

更新时间:2016-01-26 17:08:38
作者: 杜保瑞 (进入专栏)  

  

   一、前言:

  

   朱熹儒学,已成当代中国哲学界,至少是儒学界的兵家必争之地,写哲学史的冯友兰、牟宗三、劳思光,皆在哲学史上对朱熹有重要的立论。其他重要学者,如张立文、刘述先、蔡芳鹿、陈来、曾春海、金春峰等名家,亦无不有朱熹专论。他们的成果,一方面汇聚成当代朱熹研究的大气候,二方面展现各家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研究世界化的个人创作系统。笔者针对朱熹的讨论,亦有《南宋儒学》专书出版,亦是以朱熹之当代诠释的反思,作为讨论的轴线,惟仍有再申论的空间,此即是对当代朱熹研究成果的再吸收与再消化。

  

   本文之作,乃针对方东美先生的朱熹诠释意见,作理论的反思。方先生对朱熹的诠释意见,并无专书为之,主要就是在他的英文大作《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有专章处理,并已有孙智燊教授之中译本[2],另有他在《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上的相关意见[3]。就此二书言,已可见其对朱熹诠释意见的全貌。然而,方先生的朱熹诠释意见,竟是批评的多,肯定的少。本文之作,即是彰显方先生对朱熹的批评意见的思路,并提出笔者的不同看法,以为讨论。讨论的进行,以方先生对“原始儒家”及“北宋诸儒”的理论创作之定位入手,事先了解他对整个儒学史的基本立场,然後再结合方先生讨论朱熹的专章之文本,以落实笔者的反思意见。这是因为,方先生对朱熹的诠释意见,若不透过他对“原始儒家”及“北宋儒学”的意见定位,是不能见出真象的。也是因为,方先生在《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的朱熹专章中的材料太少,却又意见太尖锐,因此供应思路的线索不足,故而须从他的“原始儒家”及“北宋儒学”的意见处转进。

  

   本文之作,将依以下主题节进行:方东美先生诠释中国哲学及朱熹哲学的基本立场、方东美先生对宋明儒家的诠释意见及反思、方东美先生对周濂溪的诠释意见及反思、方东美先生对张载的诠释意见及反思、方美先生对邵雍的诠释意见及反思、方东美先生对程颢的诠释意见及反思、方东美先生对程颐的诠释意见及反思,最後方及於方东美先生对朱熹的诠释意见及反思。

  

   二、方东美先生诠释中国哲学及朱熹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先生对朱熹的诠释,基本上是批判的立场为多,这一个立场,有其心理背景。关键即在,方先生是儒释道三家皆美的中国哲学立场,而他认为,整个宋明儒学的反道佛色彩,基本上是昧於哲学史实的作法,因为宋明儒者无不出入道佛,且理论系统内多的是道佛精神,因此表现在方先生对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的诠释时,都不时地指出他们的道佛传承,并且因此批评其见。至於朱熹,集其大成又转新意,因此一样要批评。至於方先生对朱熹的讨论,一方面的材料表现在《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中对周、张、邵、二程的讨论时,凡有涉及朱熹诠释之处,也一并讨论朱熹的意见,这是方先生谈朱熹的一大宗,另一大宗即是在他的《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的朱熹专章中。在《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中》方先生涉及朱熹之处多是批评的。在《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的朱熹专章中,方先生则是有近於一半的篇幅对朱熹批评,剩下的篇幅则是说明朱熹学说而未予批评。其实,若依方先生批评朱熹的言论看来,这剩下没有批评的部分和前半段批评的部份所涉及的朱熹理论之立场都是一致的,所以方先生其实有对朱熹理解上的自我脱节的现象[4]。对於方先生对朱熹的批评,笔者多持反对意见,关键都在一些研究方法及问题意识的错置上,这正是本文写作的意见主轴。

  

   方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有民族意识,欲高中国哲学於西洋哲学,至於对儒释道三家,则皆予肯定,唯晚年已入於佛教,佛教价值甚至高於儒道两家[5]。

  

   就儒家言,方先生以《尚书》的大中精神,标示一套永恒哲学,为一切价值的根源,又以《周易》经传的创生精神,标示儒家生生不已的雄健立场。至於宋明儒学家对《尚书》和《周易》的诠释上,方先生以为,本来《尚书》的永恒精神,尚有道家老子的继承,但在宋明儒学者的诠释继承中,却都未能有效发展,惟所转出者,却变成消灭慾望的错误路线,故而斲丧了生机!至於《周易》这一套雄健的生生哲学,宋儒自周敦颐起,竟以道教的炼丹图为<太极图>,发展了一套宇宙堕落的体系,而不能张扬《易经》创生向上的精神。以上宋明儒家对《尚书》和《周易》的错误继承与发展,由周敦颐启之,而朱熹继承之。以上方先生的立场,笔者将於本文中一一讨论,并将持反对的意见。

  

   此外,对於方东美先生肯定儒释道三教的作法,笔者有赞同也有反对的意见。三教皆应尊重,这是笔者赞同的,但是三教间的同异份际,却仍是需要讲明的,笔者以为,方先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失了份际。宋明儒者就是既有道佛两教的素材,又有批判道佛的立场,这就是方先生所不喜之处。方先生认为,宋明儒既然使用了道佛的理论及素材,就应欣然接受,引为同道,而不应仍在理论上予以批评。然而,笔者以为,方先生在此事上对宋明儒的批评,有检讨的必要。方先生不辟道佛,并不表示宋明儒没有辟道佛的立场及有力的立论,重点是,宋明儒的入道佛及辟道佛究竟是有立场的错置?还是只有理论形式的互用,而无立场的错置,更无体系的含混?笔者以为,宋明儒辟道佛的立场应予尊重,这是三教份际的问题,道佛亦不能对儒学惟肯定而不批判。关键在於,宋明儒者对道佛的吸收是否造成自己的系统的混乱?以及价值立场的错置?此事,笔者不以为宋明儒有混乱及错置,只是,宋明儒学借用了一些道佛的问题意识及理论表达形式,但是仍然形成儒学自己的体系,并且表达了价值观上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道佛价值观的意见,正是形成儒学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核心且重要的环节,这是儒学自我建构的重要历程,故而对道佛价值观持否定立场并无不可。只是对道佛理论的批评是否如理?以及是否有方法论上或知识论上的可行性?这是可以检讨的。笔者对三教辩证的立场是,儒道佛之间各有世界观及价值观,立场互不相同,方法论上或知识论上皆无从互相否定,因此大家互相尊重即可。就互相尊重这一点而言,笔者赞同方先生的态度,并认为是方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中对三教问题有最好的态度的哲学家。笔者反对的是,方先生不允许宋明儒批判道佛的理由,只是因为宋明儒借用了道佛的东西。

  

   三、方东美先生对宋明儒家的诠释意见及反思

  

   对於宋明儒学而言,方先生基本上是颇为批评的。角度进路很多,包括批评宋明儒者自己就已经互相批判得很厉害了,参见其言:

  

   惜新儒各家之间,辄呶呶对诤,自相攻伐不已,可胜叹哉!或同代相攻,譬如朱子及其门下之於陆氏兄弟;或异代张伐,如於前人,凡思想上不与之同情者,则严阵以赴,攻讦备至,丝毫不留余地,复吐其辛辣讽剌之辞,发若长程飞弹,痛绝而诋毁之,极摧陷爆破之能事。贤如船山,犹不值陆、王所言,斥为“阳儒阴释”,“邪说诬圣”;颜元、戴震竟丑诋程、朱“伪学欺世”,一味曲解,致令孔孟原始儒家之真面全非。(颜曰:“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戴曰:“宋儒以理杀人!………死矣!更无可救矣!”)[6]

  

   方先生所说,就陆、王批评程朱而言,正是宋明儒学最重要的一条辩论的轴线,其中确实多为无谓的冲突,笔者亦是认为,两造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理论的差异是可以澄清的,并不需因其互相攻击,就认为孔孟本旨已遭淹没。且朱陆两造之争亦成为当代研究的关键议题,且有接续其冲突而扩大解释的现象,但当代之发挥亦仍为扞卫孔孟价值而作,并不因此孔孟的面目就全非了。至於颜元、戴震之说,笔者的立场是,其思想浅薄、义不成理,为批判礼教而否定理学,所论皆深度不足,不值一论[7]。因此宋明儒学家彼此互相攻击之事,并不会因此就隐没其中的精华要旨,宋明儒学仍有其高明价值者在。

  

   方先生认为宋明儒皆出入老佛却批判老佛,这是其不足取的部份。尤其是宋儒批佛却不了解佛,批老却不断使用老学意旨。後面这两点,笔者是同意方先生的意见的。参见其言:

  

   总之,一般而论,新儒言佛,无论辟扬,皆无足轻重。而世论谓其溺释太过,深受影响云云,无论来自内外,亦毋庸当真。一笑置之可也。[8]

  

   虽然方先生言语过激,但是,笔者仍是支持此说的,只不过,宋明儒虽失误於对道佛的理解,但这并不就能抹煞宋明儒在儒学的创作及建构上的价值。方先生又批判新儒家上对《尚书》大中精神继承不力,下对孟荀善恶之说检择不清,甚至对佛老依违不知。参见其言:

  

   作为一套哲学系统言,新儒家思想乃是汇聚众说之集合论,并非完整统一之结构体。盖有前代诸派思想掺入其中、尚未能澈底消融贯通也。新儒固主要上承原始儒家之遗绪,然有二限宜晓:第一、在宇宙观上,犹夹困於“大中”象徵意符所涵之本体论(永恒哲学)与创造变易哲学之间,而未能充份透视二者个别之终极效果;第二、在人性论上,犹徘徊於孟、荀论性善恶二说之间,而依违莫决。即以阳明所倡唯心主义型态之新儒家系统而论,已俱见其中幽影摇曳,究系得自孔、孟,抑或漏泄佛、道影响?殊亦难予善解。初、後二期之新儒各家,除阳明与象山为极少数之例外,皆不脱阴阳五行思想之色彩,故不入於杂家之说,即流於唯物之论。[9]

  

   笔者以为,所谓中国古代哲学或先秦儒学的《尚书》大中、《易经》变易精神这两路原理,这只是方先生自己的设想。哲学问题多元,哲学理论所需要的素材很多,方先生自己设想的这两路仅是一简单的精神意向的思路,并不是问题意识的定盘针,也不是根本原理的完整叙述。且所谓大中精神的神秘意向及其所提供的永恒价值之说,方先生始终未能清楚陈述,似乎保持一对超越界的崇往即可,但这样一来,在哲学理论的认识及诠释上就没有一个定准可说了。至於说人性论徘回孟荀善恶之论者,更是方先生缺乏细节的人性论问题意识所导致的无谓批评,谈人性论不只是要谈人性的终极理想,更要说明人之为恶的可能性来源,这就是程朱理气论在面对的问题,程朱说明恶之发生及其可能,并不是主张人性是恶,因此何来依违孟荀之事?至於说陆王恐为道佛之心学,这也是在哲学系统和价值意识的错置下的评价,基本上,就是心学的形式相同,但价值意识不同,所以终极境界也不会相同。这一点,牟宗三及劳思光先生都为陆王心学非禅学而辩论甚力,方先生的指责有点轻薄。

  

   方先生又批评新儒家学者多为理学的信仰者,但却辨理不清,因此哲学功底不足。参见其言:

  

新儒各派思想之枢要,在於强调“理性遍在”乙旨:理性持载宇宙天地,万有一切,启示全部真际本体於吾人之清明自觉,指导人生行动,化性起伪,企图止於至善。关於理性之性质及功用,不同之哲学家,对之固可有其各自不同之看法与认定。“理性”一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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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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