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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保瑞:实践哲学的检证逻辑

更新时间:2016-01-26 16:52:51
作者: 杜保瑞 (进入专栏)  

  

   摘要:在中国哲学方法论讨论的进程中,知识论的讨论始终是较缺乏的,本文之作,针对知识论中的检证问题进行讨论,特别针对东方实践哲学这种类型的哲学理论,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哲学史上的新问题,与过去西方思辨传统的知识论讨论,有截然不同的新观点。就检证而言,可以谈创教者如何查知其说?而研究者如何定位其说的真理意涵?以及学习者如何可说已达到了创教者所界定的境界?首先,就创教者言,他必须有自己的实践才有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提出,然後供後人学习。也正因此,无有所谓对它教的理论的否证之可能,因为都是发生在自己的经验内事而已。至於己说能否为公众所接受?这也因为人类社会的价值立场差异,亦无有被所有人肯定的可能,关键在於,於本体论之观念是来自理想价值选择後的智悟独断,於宇宙论的知识也是来自相应价值心灵的修养而後开启的宇宙奥秘,无此理想心灵者,永无开启的可能。本文之讨论,从问题意识的界定开始,旁及对二十世纪的当代中国哲学家的理论贡献做型态定位,然後从创作者、研究者、学习者的不同身分立场,进行检证学派理论的讨论,并且区分从此在世界建立理论体系的系统之检证原理,以及对於有它在世界观的哲学体系进行检证的原理的讨论的种种差异。本文之作,确乎是中国哲学方法论上未及讨论过的问题,宜有开阔学术领域的贡献意义在。

  

   关键词:方法论,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知识论。

  

   一、前言:

  

   在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议题中,应有一个关於检证问题的议题,这是一个属於西方知识论问题意识下的议题,就是对於东方哲学所宣称的真理要如何确定为真的问题?以及东方哲学的实践者所实践的理想如何确信其已成功的问题?前者是针对创造者之言说,後者是针对学习者之成果。

  

   这个问题,就是对东方哲学的真理的成立可能、及判定理想的落实完成的检证问题。这是一个特别的问题,是一个有东方特色的知识论问题。由於它是在东方实践哲学的脉络下发生的问题,因此西方知识论的意见并无可用之处,必须直接从东方实践哲学的理论特色中去讨论而建构。关键在於它是实践的,是必须涉及实践者主体能力的改变、提升而後来认识及检证的知识论课题,而不只是驰骋主体的思辨即可定义、推论、证立、反证的知识论问题[1]。

  

   本文之作,即是直接面对这个人类知识论史上的新议题进行讨论。虽然东方哲学存在已久,但以知识论的问题意识切入却从未真正进行过,虽然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存在千年,但以实践哲学为对象的讨论也从未发生过,故而,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笔者希望本文之作能有以增进人类知识论课题的创新发展,同时推进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深度。

  

   二、二十世纪研究成果的知识论定位:

  

   过去,亦曾有数不尽的中国哲学知识论研究的讨论,但那些被称为知识论的理论,常常只是正确的认识那个体系的形上学的认识方法的理论[2],或是如何实践那个理想的身心操作的理论,亦即是工夫论[3]。这些都不能真正深入整套哲学理论的成立可能及证立可能的知识论讨论,这是西方哲学在笛卡儿以後才发生的新问题,不是西方哲学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存在的认识方法及逻辑学的知识论问题,这个问题,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应该是没有发生过的,唯一直接相关的,就是二十世纪出现的几位当代中国哲学家们,以西方哲学的严密学模式建构起来的中国哲学解释体系的创作庶几近之,他们的工作说明了中国哲学的实践哲学体系的如何建构?如何成立?完成了可以让各家哲学体系系统一致的内部推演的理论诠释。但同时,也提供了如何评价优劣的判准。不过,他们也多在此处,触犯了严重的方法论的失误,那就是,完全忽略了实践哲学涉及到的世界观差异问题,特别是对於具有它在世界的世界观的哲学体系,作为评价的对象,是无从比较好坏及评价优劣的。因为,评价者不具经验的亲知,因此在不认同该世界观之前,所有的评价,便只是诉诸主观的立场而已,变成了只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争而已。依笔者之见,儒释道三教是不可比较的,具有不同的世界观时就等於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儒家就是这个经验世界的家国天下,道教则是有不死的神仙优游於层层的它在世界,佛教的世界观此起彼灭、成住坏空,而生命则在各个世界里生死轮回不已。这样说来,便只有世界观相同的价值体系才有辩论的可能,如儒法两家之间,都是以现实世界为范围所建立的理论体系。至於儒道,也必须是限缩了老庄的它在世界观的诠释进路之後才有可能,否则彼此的批评都只是意识形态之争而已。至於儒佛之间,便完全不必比较了,因为根本世界观的范围就是不同的,结果当然就是关怀不同、理想不同,两造若还要争高下,不是修为不够、便是义理不精,因此学界的讨论,应以澄清彼此即可。

  

   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在儒释道三教的系统建构上贡献了力量,但是在系统评价上都没有到位的讨论,只是做到一家扞卫一家的意识形态之争而已。这是因为,缺乏准确的知识论问题意识的结果,在不具备能检证前提的条件下,却要去论断高下,这不是意识形态的自我坚持是甚麽呢?所谓知识论的检证,是各学派成立时创教者的行动如何确断他的知识的成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教义体系如何确定被後人实践成功?这两个问题,在劳思光及牟宗三的儒学诠释中,对於创教者的知识提出的证立问题都有讨论,一个是心性论进路[4],一个是道德的形上学进路[5],两者都是实践哲学的进路,但是,所说仅及於说明儒家哲学的体系是建筑在主体实践的进路上,是实践才有这套理论的出现及可能,两家都以此说即是理论的证成。但是,理论的出现是一回事,理想的实现是另一回事,如何说明依据此进路而有理想的实现?以及後儒依据此价值之自我实践如何可说确实达到效果?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深入讨论。

  

   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们多半讨论的是儒家哲学的成立与证立的问题,对於涉及它在世界的道家、道教、佛教则更是没有处理,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劳思光都是儒学本位的立场,方东美虽宗佛家[6],一样未及处理。因此检证的问题仍是一片空白。

  

   东方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的目标在提出理想人生的意境,理论的构作在提供普遍原理与操作方法,普遍原理在西方哲学参照下,有世界观、形上学、天道论、宇宙论、本体论、存有论等等名相,关於这些原理的成立问题,就是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它有两个面向,其一为这些普遍原理和操作理论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它和操作原理并合为一之後的整个系统的证立问题。前者完成了理论的系统间的统一性,後者则需问道於具体的经验。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们处理了第一个面向的问题,但有缺点。笔者已有《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专着讨论了第一个面向的问题,将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们诠释中国哲学的解释体系做了批评与修订[7]。现今,则将针对第二个问题进行探究。

  

   此即是要讨论,透过工夫实践的操作,如何去说明普遍原理被证立了的问题。基於操作永远是个人的事,创教者如何言说操作所得之经验的知识意义?後学者如何言说个人的操作已然符合前人的理论真谛?再者,如何由他人的检证而说明个人的实践之成功?甚且,个人的经验并不能过继给他人,那麽,如何言说个人的实践证成了普遍原理?这些问题,都必须要做好界定,从而展开讨论,然後才有关於检证讨论的实际展开,而这些,都是实践哲学的知识论议题。

  

   三、实践检证的问题意识说明:

  

   实践哲学是要人存有者主体去进行身心操作的哲学,实践哲学首须有理想的价值意识之提出,然後提供後人以为追求,追求之使自己更加理想,从而提升人格,甚至达到生命的最高境界。所谓检证,就是对於这个理想之是否成立的真理观之检证,以及对於後人依据之以提升自己的修养成果进行印证,这个检证与印证,确乎是发生於实践中的活动,而不是理论建构的完成与否问题。就理论的完成而言,察乎西方哲学的所有体系,都有理论的完成,但也有再度被批评的空间,更有被新的问题取代而建构新体系的理论活动。前说是否被否证?这需要多方讨论。但前说是否证成自己?这就要进入系统内部去检视,但无论如何,旧系统必然会有绝对预设,此为旧系统不证自明的绝对前提,否则论述无法展开,不论系统是否察觉有这样的预设,只要是要推翻旧系统的理论,无一不是在这里予以批判反驳的。

  

   否定了旧系统的绝对预设,自订新问题,展开思辨,创造新说,当问题意识澄清、概念使用约定、推演系统绵密完整,结论则随之而出,便完成了内部系统一致的理论建构,整个过程在主体的思维中进行,此即西方思辨哲学的特徵,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精神也在此,从希腊哲学开始,继有士林哲学进入繁琐哲学的茂林,更有知识论对形上学的舍弃,但知识论哲学也形成了新的思辨体系,如笛卡儿、康德哲学等,虽然如此,黑格尔又是一套形上学对康德的超克,马克思又是另一套辩证法对黑格尔超克,海德格则是非思辨型的进路对黑格尔的超克,而进入体证哲学,近於东方实践哲学,而有存在主义的兴起,那就更类似东方哲学了。

  

   东方哲学,儒释道各家,追求人类生命意义的终极真理,探究生命的终极目标,类似基督教的宗教哲学,但最多用力在实践理论的提出,并同时进行具体实践,鲜少进行知识论的反思。就实践理论的提出而言,三教各有自己的术语系统,难以统合,但确乎必有其基本哲学问题,如此才能形成有效的理论体系,以为实践的依据[8]。一旦追问理论体系,这就是类似西方哲学的工作了,但这个工作的理论意义及问题意识,在过去两千年的传统中始终不能正面面对,许多“圣默然”的说法[9]、“不言之教”的说法[10]、“易简工夫”的说法[11],甚至都是在边缘化或否定掉这个理论体系的功能。即便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例如牟宗三先生,也要提出“只存有不活动”的定位,批评谈理论体系的朱熹哲学[12]。朱熹哲学就是儒家哲学中有体系化建构的哲学,却饱受强调实践立场者的攻击,如象山讥为支离、阳明批其理在心外。

  

笔者以为,即便是要实践,建立完整绵密的理论体系以说明此一实践的真理观的合法性,绝对必要。此一工作,就像所有西方哲学体系之自设定义、自提问题、自作推演、自表主张的思辨哲学的工作是一样的,笔者即以“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四方架构以为此一实践哲学的理论架构,主张任一学派的哲学建构,必是在这四方架构中的所有问题论述完成、且结构完整、互相推衍、融贯一致下才算是学派理论的完成。过去东方哲学家不察,常有谈境界的讥笑谈工夫的境界不高,如王龙溪的四无教以贬抑钱绪山的四句教;也有谈工夫的讥笑谈宇宙论、本体论的光说不做、知而不行,如陆王对程朱之批评,这其实都是内部无谓的攻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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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与文化月刊》4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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