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钟涨宝 狄金华:中国的社会建设:传统、现状及其理论反思

更新时间:2016-01-24 09:52:36
作者: 钟涨宝   狄金华  

   【内容提要】 社会建设并非一个舶来的词汇,它在中国有其自身的传统,理解这一传统及其目前的沿承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当代社会建设实践,而且有助于推动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理解。本文在细致梳理社会建设政学传统的基础上,分析当前重提社会建设的背景与预期,并解析当前社会建设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理论反思。

   【关 键 词】社会建设/传统/国家与社会

  

   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社会建设的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政界与学界的热门词汇。但无论是政界的重视,还是学界的关注,其多将社会建设视为国家应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现实所进行的一项行为选择,而对社会建设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传统以及当前重提社会建设的传承性重视不够。事实上,当我们在中国语境中认真梳理社会建设的发生史时,可以发现这一源自于国家推动的社会建设蕴含着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一、社会建设的政学传统

   社会建设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新词汇。早在1910年代和1930年代,其已成为中国政界和学界比较热门的词汇,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构成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政学传统。

   (一)社会建设的政治传统

   在近代中国政界,对社会建设最早、最系统的论述来自于孙中山。在孙中山看来,历经西方列强侵辱的中华民族之所以面临亡国亡族的危机,关键在于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即在中国“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①。孙中山认为,正是由于此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凌乱散漫、毫无组织性使得国家建设乏力,进而造成了近代中国的国家与民族危机。基于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除了强调心理建设和物质建设(“实业计划”)外,还格外强调社会建设(“民权初步”)。

   1917年的张勋复辟使得孙中山尤为感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缺失,于是孙中山在专研《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参考沙德(Harriette Lucy Shattuck)的《议事规则》(Women's Manual of Parlimentary Law)一书基础上写就了《民权初步》(又名《会议通则》)。孙中山认为,加强社会建设首先就要加强民权建设,即“教国民行民权”。在孙中山看来,“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②

   从文字上来看,《民权初步》讲的是集会,但事实上孙中山是试图通过集会来组织社会,进而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即通过社会规范(议事规则)的建设来弥补国人缺乏组织习惯和团体生活训练的不足,进而树立全民政治的基础以实现民权主义,由此达至社会秩序与社会纪律的建设,最终形成有组织的国家和民族。所以学习集会、行使民权被孙中山寄予重要的政治预期,即“《会议通则》为教我国人民行使民权第一步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进,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本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日”③。

   在孙中山那里,以民权建设为突破口的社会建设构成了其国家建设制度设计的一部分,换言之,要雪耻图强、复兴民族,则需要改造社会,建设一个有组织性的社会。在孙中山的“社会建设”理念中,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彼此良性互动的关系,即一个有组织性的现代社会是国家强大的基础,社会秩序的形成规则(如议事规则)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社会建设的推进也是国家职能的重要内容,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领袖人物,其将社会建设视为自己政治设计的基础,也正说明国家对社会建设的重视。

   (二)社会建设的学术传统

   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界较早系统阐述社会建设构想的学者。他除了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单设“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进行社会建设的内容阐述外④,还撰写了若干“社会建设”的专题论文。在《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孙本文较为详尽地论述了社会建设的对象、范围、目的、标准、途径等基本理论问题,强调中国社会建设要着力解决剧烈社会变迁造成的种种社会失调问题;社会建设必须以社会调查为基础,制定周密可行的计划,通过人才、资源、计划、组织四方面相配合,并从法令、教育、宣传三方面推进⑤。在孙本文看来,“凡可以维持社会的生存,促进社会的发展的,无论其为物质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心理建设、文化建设,均应在社会建设范围之内”⑥。

   1943年,担任中国社会学社副理事的孙本文主持了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第七次年会,次年联合中国社会学社和国民政府社会部合办了《社会建设》月刊,自任主编,连续十多期⑦。作为推动社会建设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之一⑧,《社会建设》月刊“研究有关社会建设的各项理论与实际问题”,包括如何确定社会建设的内容,如何规划社会建设的程序,如何加紧社会建设等;此外,该刊还探讨了社会行政、儿童福利、劳工救济、国民住宅、社会安全等具体问题⑨。

   虽然有学者对孙本文社会建设思想进行分析后指出,孙本文试图通过将社会学知识服务国家与社会来弱化这一学科的左翼性质和批判锋芒,进而为社会学在本身就控制严密、险象环生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赢得“合法的”空间⑩;但不可否认的是孙本文的社会建设思想及其实践都受到传统知识分子“明道救世”思想的影响,期望运用其所学知识,造福民众,推动中国社会之进步。因此,孙本文强调,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动因,就是解决剧烈社会变迁造成的种种社会失调问题(11),而“我们研究社会问题,谋社会问题的适当解决,无非欲挽救国家的危亡”(12)。从孙本文社会建设理念的产生及其特点可以发现,其社会建设的理念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着;而他推动的社会学界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也昭示着在社会建设本身与中国政府的现代行政具有不可分割性,二者存在着良好的互动传统。

   二、重提社会建设:背景与预期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新时期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缘何在新世纪之初,党和国家重提社会建设?此一时期重提社会建设意欲何在?要理解上述问题,首先必须清晰地理解目前重提社会建设的结构性背景以及推进社会建设的预期。

   (一)重提社会建设的背景

   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在以下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1980年代以来执政党“政绩合法性”(13)的重要来源。如果说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由于中国经济嵌入国际经济结构的深度有限,国家尚有较大的自主能力控制和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么随着1990年代末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以及外资的大量涌入,国内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加。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使得建立在高速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政绩合法性受到冲击,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秩序和执政基础。加之,此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多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环境污染与过度开采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伴随着民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其本身也加剧了社会稳定的压力。

   第二,社会分化加剧。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改革红利的分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并不均衡,形成了明显的社会分化。以贫富差距为例,世界银行1979 年在中国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此后,这一数字一路攀升,到1988 年时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82,1994年时达到0.434(14),1996年这一数字已经攀升到0.4577(15)。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79,2004年达到0.473,2005年达到0.485,2006年达到0.487,2007年达到0.484,2008年更是飙升到0.491,虽然2009年之后这一数字开始有所回落(16),但到2013年,这一数字仍然高达0.473。(17)通常而言,当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在0.3~0.4 之间的时候,它被视为是中等不平等的社会,而基尼系数大于0.4时,这个社会便被认为属于高不平等社会。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化伴随着民众不公平感的增加已经开始逐步影响到社会与政治的稳定。

   第三, 社会冲突加剧。虽然在“威权现代化秩序”理论看来,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民众对政治压制的容忍程度(18),但随着经济的增长,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民众对公平需求的增加,民众则可能对政治压制的容忍程度降低。社会分化的加剧导致了民众的不公平感增加,进而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2004年出版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指出,从1993年到2003年10年间,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了5倍,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次增加到约307万人次(19)。据不完全统计,2005~2009年每年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则都在9万起以上;群体性事件的增长速度也在加快,1995年和1996年的增长速度在10%左右,1997年到2004年年均增速高达25.5%;与此同时,群体性事件的规模也在扩大,1994~2004年间,参与人数年均增长17.8%。(20)民众通过这些抗争活动来表达他们对环境污染、官员腐败、财产权利侵占等问题不满。在这些冲突的发生过程中,政府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成为冲突的焦点。事实上政府“被困”局面的产生部分也是因为强势的“大政府”定位使民众形成了由政府提供服务的惯习,其不仅压制了社会力量的发展,使社会缺乏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机会,也导致政府背负了越来越多的责任和压力,当它缺乏履行责任的相应能力时,便极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21)。这种社会矛盾的凸显迫使政府通过加强民生工程建设和培育替代其服务功能的社会组织来化解这些冲突。

   上述的结构性张力构成了新时期党和国家重提社会建设的基本背景。这一背景与上世纪初孙中山与孙本文等人提出社会建设时的国家与民族危机形成了根本的不同,即目前中国摆脱了亡国的危机,正逐步走向富强;同时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掌控能力空前提升,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条件也较为充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中国社会与孙中山、孙本文等人提出社会建设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即社会缺乏秩序形成的内生机制、民众的不安全感增长以及社会分化明显。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国家推动社会建设时也从某种意义上回应着历史上社会建设时的困境,试图通过社会建设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二)重提社会建设的预期

   新时期党和国家重提社会建设,并将其提升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予以推进,其中蕴含着党和国家试图通过推动社会建设来实现其预期的治理目标。

   第一,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寻找替代或分担经济增长的“政绩合法性”。当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政绩合法性”则变得极为脆弱;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并逐步将社会秩序达成、社会福利增长替代经济增长,形成执政党新的政绩合法性来源是目前中央加强社会建设的一个潜在政治预期。因为较之于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福利的增长与社会秩序的达成更具有可控性,建立于此基础上的政绩合法性也更为牢固。

第二,通过加强社会建设防止社会过于分化。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配下,资源的分配存在不均衡的特点,而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社会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6588.html
文章来源:《社会建设》(京)2014年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