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钟涨宝 狄金华:中国的农村社区研究传统:意义、困境与突破

更新时间:2013-09-30 23:02:53
作者: 钟涨宝   狄金华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社区研究传统

   社区研究是中国农村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传统是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家在吸收外来学术资源基础上孕育、发展而来的。19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开拓者吴文藻在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社区”的系统化界说,主张通过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个案研究来展开对中国社会的分析,由此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社区研究的滥觞。

   对于“社区”的操作,当时被单一地界定为“村落”。正如费孝通所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①。因此,中国早期社会学所展开的“社区”研究事实上主要是有关中国村落社区的研究②。研究者试图以此反映一般民众的生活,进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做出评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等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这一系列享誉世界的学术成果都以社区内的丰富资料展现了特定时期内中国农村社会的图景。

   虽然强调在异文化社会中研究封闭社区独立性与完整性的人类学社区研究传统,同强调将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基础以展现文明社会特征的社会学社区研究传统存在着诸多的差异,③但随着1930年代拉德克利夫·布朗(A. Radcliffe-Brown)、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以及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与中国社会学的结缘,这两种研究传统在中国农村社区研究中发生了历史性地融合,形成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而社区研究在当时普遍被认为是这一学派的特色,它兼吸了上述两种传统之所长,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马林诺夫斯基对吴文藻先生所领导的以社区研究为特色的“中国社会学派”所做的努力极力推崇。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只有这种在分立的小型社区所展开的长期直接观察,才能实现对该区域内社会、经济、法权、政治、宗教以及巫术等现象的全面考察,并在整体层面上进行分析与解释。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学界以村落社区而展开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的评价甚高,他认为以这种小型社群研究方法进行切入,对不同村落社区的个案进行反复研究,可达致对整体中国社会的理解,即通过一个个村庄的描述必将“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④。

   回顾这一时期的村庄研究,其多以民族志的方式展现了村庄社区内的生活。这种村庄社区的书写方式在呈现特定时期内中国农村生活图景的同时,由于受民族志方法本身的影响,更多的是以异文化的视角或他者的眼光(虽然研究者都是社区内的熟识人或日文化上的熟识者,但他们都试图采用“陌生化”的方式来呈现这一切在社区人认为习以为常的事件)来看待村庄生活。这种书写使得彼时的村庄社区研究更多的是一种描述呈现,而缺乏相应的理论关照。正如费孝通自己所反思,其所编的《花篮瑶社会组织》虽然挂了社区研究的名字,但实际上只是一种社会调查报告,对花篮瑶的研究只能算作是社会调查⑤,它只能算是对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搜集。为费孝通带来毕生声誉的《江村经济》在他看来,也只能算是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的过渡作品,而只有《禄村农田》才是他贯彻了社会学调查企图的作品。至此,对理论的关注才被引入到农村社区的研究之中。

   20世纪中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绝大部分的中国农村研究者很难再有机会进入村庄进行田野研究,其间中国农村研究的作品多由海外研究者依据既有的文献资料而完成,而后者在缺乏直接田野调研的基础上转向借助二手文献展开中国农村的研究与分析。20世纪上半叶,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做的以村庄为基础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意外”地为这些日本和美国等学者进行中国村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马若孟(Ramon H. Myers)、黄宗智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分别依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完成的《中国农民经济》、《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文化、权力与国家》等著作。

   不论如何,回顾中国社会学或中国农村研究的历史,无可置疑的是社区研究在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短暂而辉煌的高峰。

  
二、社区研究困境的反思

   1980年代社会科学在中国内地重新恢复之后,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经验研究的一个特色便是重拾曾给中国社会科学带来过辉煌的社区研究传统。在此之后,虽然产生了诸多社区研究的优秀成果,但就其研究的方法论而言,无外乎两类:其一,“对一个村庄或社区通过进行观察,获得对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一研究路径无疑是延承着传统人类学的社区理论,即“社区因相对封闭性而具有了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它重视的不是其与外界的联系,而是其自身的特点”⑥。正是由于此,这种乡村研究被学者们批评为“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而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其二是将一个村落或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再度放大到一个更大的区域甚至整个农村社会之中。这两种研究思路在从农村社区入手来把握和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共同的困境,即如何在悠久的历史传统中研究非均衡的中国乡村社会。

   其实,早在费孝通《江村经济》获得世界盛誉之时,利奇(Edmund R. Leach)就针对社区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的国情?”利奇的质疑是在人类学的研究语境中展开的。正如利奇对《江村经济》的赞誉一样,“虽然这种作品以小范围的人类活动为焦点,但是它们所能告诉我们的是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因为人类学(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现代人类学)是以封闭的、独立的社群为研究对象,当费孝通将人类学的视域从封闭落后的部落社群转向现代社会的村庄时,人类学所追求的“文化整体”是否存在便确实是一个悬疑。在1962年纪念马林诺夫斯基的演讲中,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同样从方法论上提出了对村落社区个案研究的诘难。他认为,即便费孝通能够在1950年代以后仍然坚持在他1930年代的人类学观念指导之下进行研究,也不可能实现马林诺夫斯基的预言,因为“他的领域太狭窄地局限在村庄中”⑦。由此,马林诺夫斯基对以村落个案研究获得整个中国社会体系总图景的企图被弗里德曼称之为“最典型的人类学谬误”⑧。

   利奇与弗里德曼的质疑与诘难分别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相联但又不同的维度指向同样一个问题——“一个村落的研究何以能够代表整个中国社会”,即针对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社会,如何通过一个社区的研究完成时间与空间的拓展,进而达致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弗里德曼对此开出的“药方”是引入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与成果,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视域与深远的历史脉络之中来理解作为切入点的社区。利奇的质疑在相当程度上亦可以化约为村落社区个案研究如何面对空间的非均衡问题。⑨所谓空间非均衡问题,也就是追问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如何在单个的个案研究中获得呈现。

   对于国际学术界对村落社区研究方法的诘难,费孝通认为,“以江村来说,它果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是确有许多中国的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的相同,在社会结构上和所具有的变化方式上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⑩事实上,费孝通在其完成《江村经济》之后,便开始在“内地农村”里寻找与江村所不同类型的村庄,并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费孝通先生试图以江村代表“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的类型,而以禄村、易村和玉村分别代表“没有手工业的农村”、“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农村”以及“受商业中心影响较深的农村”(11)。费孝通显然还是想“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收集中国各地农村的类型或模式,而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12)。由于费孝通在进行类型化划分时,主导的类型区分维度并不足以把握村庄的主体性特征,其以“人多地少,工农相辅”“没有手工业”“手工业比较发达”以及“受商业中心影响较深”作为类型化的区分维度,预设了经济因素对中国乡村社会非均衡性的主导。而这种预设与区分显然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复杂性的简单化,这也注定使得此类型化的学术实践收效甚微。

   弗里德曼等人对村落社区个案的质疑提醒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学者们注意到一个方法论的困境,即小型社区一方面是大社会的一个可分割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说完整地“代表”中国现实,有关小型社区的研究也最多只是一种关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13)。迄今为止,这一论断仍然是不可反驳的。虽然也有不少的学者意识到中国农村社会的非均衡性,但也主要是以经济发展水平来划分农村社会复杂的非均衡性,典型的如以东、中、西部来表达中国乡村社会的非均衡状况。这种简化的类型划分在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主导外却透露出研究者自身问题意识的模糊以及对经济之外社会因素关注的缺乏。

   斯坦福大学的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 W. Skinner)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后,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以讨论如何结合人类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观察来研究中国社会,特别是其非均衡性。他提出了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在对中国的地方级序以及区域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施坚雅提出了中国九大经济文化区的划分,即东北、华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东南、岭南、云贵与西北(14)。此外,施坚雅也敏锐地意识到,不仅九大区域之间在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就连九大区域内部亦都有各自独特的中心与边际结构。当施坚雅的文化区域理论被研究者引入到区域研究之中时,其区分的类型虽然有助于研究者理解整个中国社会文化与生活的区域性,令研究者获得有启发性的思考,但它在诸多乡村事件以及乡村社会结构的差异上却解释乏力。如何解决个案研究背后所面临的农村社会非均衡问题仍然是从事中国农村社区研究的学者所需要面对的困境。

   三、重掘社区研究的意义

   社区的研究传统虽然在方法论上不断地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但这一研究传统仍然被研究者们所传承。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研究方法为研究者切入农村社会提供了便利的路径。于是,学者们一方面对于社区个案研究方法保持清醒的反思,但同时又仍然在实际的操作之中选择了社区个案研究的方式,他们试图以充分的地方性描写来承接研究“大社会”的夙愿。其中,王铭铭的《溪村家族》、赵旭东的《权力与公正》以及吴毅的《村治变迁中权威与秩序》都表达着这种努力。

   这种以“小地方”的分析来承接“大社会”研究的努力,其背后的逻辑基点就是一个处于当代社会场景中“小地方”社区的发展是嵌入在“大社会”的发展之中的,村落社区的发展历程是与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方案的构想相同步的。因此,通过对一个村落社区发展历史的叙述便可以展现出现代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的过程,并从中透视整个国家的转型与发展。(15)换言之,就是在“小”的乡土社区之中,同样能够感受到“大”的国家权力的运作。正是由于此,学者们以“小”的地方性研究,尤其是社区的个案研究,而实现着承接研究“大”社会的努力。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总结了社区个案研究的价值,即个案本身能够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16)

在通过典型性个案研究实现“小地方”承接“大社会”的过程中,拓展个案法的引入使得这种努力更加可行。学者们在进行社区个案研究时,注意到微观社区之中包含着众多的非社区的宏观国家和非当下的悠远历史因素,为了避免一村一个理论的“嵌入式观察”陷阱,(17)他们主张开放和历史地看待个案,以对其做出更加深入的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813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