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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楼:空间政治化与策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思想

更新时间:2015-12-27 20:47:32
作者: 王贵楼  

   【内容提要】 与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现代性政治理论不同,后现代性政治理论尤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空间和地理问题。在空间主导与政治化的大平台上,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理论,完成了对空间政治价值的首度发掘;以此为基础,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哈维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实现了对空间政治价值的再度升华。两者交相辉映,共同呈现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新空间政治理论的核心图景。

   【关 键 词】空间转向/空间主导/空间政治化/后现代性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理论的主题几乎被现代性主导,而现代性的核心属性之一就是时间性,时间的根本性在于社会预想和社会建构。从米德在《现在的哲学》中第一次表达出时间是社会理论的主题开始,一个多世纪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在倡导一种时间主宰的思想:“各种社会理论一般都在各自的论述中赋予时间以优先于空间的特权。”[1](P256-257)强化时间性和时间对空间的优先性成为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取向,其核心主题是在对社会历史发展整体性与统一性的思考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这种发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模式,经过马克斯•韦伯的创新性发展,最终演变成解释性的社会理论传统,其所标注的时间—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成为当时社会理论的主导潮流。这种社会理论主题的长期主导,事实上压制了空间的社会政治地位,于是空间只能作为社会生产的参与因素而存在,很难上升到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结果空间作为牺牲品被长期搁置甚至湮没。“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可以被看作在批判社会思想方面历史决定论正在崛起而空间观念相应湮没的一个时代。一种去空间化的历史决定论的跃然升起,它十分成功地对空间进行了堵塞、贬低和去政治化,将空间当作批判社会话语的一个对象,这样,即使是解放的空间实践的可能性也销声匿迹了将近一个世纪。”[2](P63)

   然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历史决定论的相应沉寂,时间主导也逐渐让位于空间转向,一个新的空间主导的时代开始确立。福柯的总结可谓切中要害:“如果现代性总是被认为是一个由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时代,那么也许现代性理想的持续衰落要求我们把进入后现代理解为由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的时代转变”。[3](P392)

   一、空间转向与主导:开启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的基本主题

   “英国在沉没,但伦敦还浮着。”这就是当代典型的世界城市理论的响亮口号,其所浓缩的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力的一种“去国家化”或“超国家化”的世界城市的诞生,它们堪称世界体系的中心,而其背后的主导思想正是当代空间政治理论。这样的空间政治理论并非凭空而生,其形成背后有着系统严密的逻辑支撑和演变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结论是:伴随空间对时间优越性的逐渐确立,最终取代时间成为新的主导。

   20世纪80年代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时期,也是后现代性政治理论成熟的关键阶段。代表性作品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它们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对于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当然不止具有一个或几个方面的特质,但仅就时间和空间在社会理论中的对应关系而言,却呈现出非常明晰的特征:不是他者,正是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所谓空间转向,表达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的中心渐渐由时间转向空间;所谓空间主导,强调的是一种既成的状态,即空间已经取代时间成为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的全面主导。两者间的内在关联是显而易见的,空间转向作为动力最终促成空间主导的形成。这种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确信空间与后现代性之间内在的、本质性的关联,即与现代性偏重时间不同,后现代性更倾向于空间。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显示了社会进展的另一个重要尺度,伴随这种过渡而来的是空间对时间优越性的渐渐确立,以及由此引发的空间转向的发生。“历史意识受到了星际意识、地形学意识的压制。时间性移向了空间性。”[4](P440)詹姆逊的观点更具代表性,“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5](P243)而且,伴随这种空间转向而来的是后现代思想家们对空间的重新思考,“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着思想家们去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建构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6](P56)第二,确信空间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中的核心价值,即空间是无处不在的,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至于逐渐升华为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中心,主宰着社会的基本建构和各项规划。“空间的概念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维度……随着这种从时间向空间的转移,历史性断绝了与历史主义的一切关系,社会领域相应地向各种新的解释开放。”[7](P149)作为结果,这样的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的鲜明标志,并以此与现代性政治理论形成强烈反差。

   为什么是空间?何以必须摆脱时间主轴,转向空间呢?空间,真的重要吗?的确如此,特别是对后现代性政治理论而言。离开空间,就难以阐述后现代性;空间,甚至就是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的根基。实现这种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既是一种社会理论历史发展和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符合时间和空间本身逻辑联结关系的必然结果。从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的视角分析,存有两大逻辑支撑,最终空间取代时间成为主导者。“从平淡感到某种新的永久的现在:我们分析的这一轨道暗示了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8](P293)

   其一,对后现代性思想家而言,第一位的任务和使命是对抗现代性。鉴于现代性思想的基石建立在时间和历史之上的因由,要在整体上形成对现代性的突破与反对,便只能寻求时间和历史的对立面,因此空间和地理成为不二之选。这种貌似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使得后现代思想家不得不站在空间和地理的根基上。在这种没有其他选择的选择中,首先体现出的并非是对错之别,而是后现代性思想家的一种整体性的态度和倾向。详细分解开来,这样一种对时间性的对抗性坚持,既与时间本位政治理论难以继续有关: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决定论思想虽未完全过时,但已日趋衰落,面对这种基本事实,后现代性思想家们只能去寻求新的替代思想;又与后现代社会实际发展中拒绝对社会未来远景的认知与把握相关:后现代社会并不可能延续时间序列,进一步去追问后现代之后将是什么,因为这种追问的前提是时间,后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现代性。结果,空间成为后现代性思想家对抗现代性思想家的惟一突破口,后现代性思想家依凭空间,完成了对现代性思想的全面对抗和超越。这是一种基于时代整体的核心态度和倾向的转变。

   其二,惟有强化空间和地理,才能更贴近当今时代的核心特质,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碎片与多元化的现实。当今社会的发展在诸多的裂变和流动主导下,越来越呈现出碎片与多元化的基本样态。这种碎片与多元化状态,既是对时间主导的背离,即对时间和历史主导的现代性所追求的宏观整体统一性的反对;又是空间本位政治的一种外化结果,本质上是空间多样化、差异化、复杂化的体现。当今社会也恰恰在这样的“一反一正”中强化了空间本位意识。在这里借助这样的内在关联,真正体现出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的现实根基。鉴于当代社会的碎片与多元化的基本事实,不仅吻合了空间转向的基本逻辑,而且又进一步强化了空间主导的最终形成。

   借助空间,后现代性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真正结为一体,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今社会俨然已经变成一个奠基于空间基础上的复杂的多元系统。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成为社会理论的新平台基础。“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2](P121)而且把空间性作为基础,将带来对社会认知的有意义的新洞见。“把空间作为空间结构的表达来分析,就要考虑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系统,它们的联系,以及由它们所生产的社会实践对其所产生的塑造作用。实际上,我们可以概括由空间生产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系统解读空间。”[9](P143)对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的深入发掘促使空间政治化策略的真正确立;而反过来,又借助空间政治化策略,将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价值的发掘引向深处。“我们社会面临着政治空间的激增,这种激增从根本上是全新且不同的,它要求我们放弃那种政治建构只有惟一一个建构空间的理念。”[10](P23)

   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的空间转向和主导,重新发掘了空间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成为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批判的一个核心趋向,其主题思想是将在一般社会生产要素意义上的空间升格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空间的社会生产的中心观点将地理学的两个传统学派融合成一个可同一理解的不同方面。人文地理学最终融入了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科学更有批评性的组成部分,它利用了所有社会科学的概念,同时又给它们增加了复杂的环境空间的概念。”[9](P127)进而言之,这种空间政治化思想作为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批判的主要突破。奠基性的发掘是来自法国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列斐伏尔;集成性的提升是来自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哈维。

   二、空间政治价值的奠基性发掘: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法国向来就是新思想的派生地,就后现代性政治理论而言也不例外。以萨特和阿尔都塞为标志,社会理论的重心似乎已经开始由德国向法国偏移。伴随这种偏移,基于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现代性思考也开始让位于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的后现代性思考。因此,萨特和阿尔都塞是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的探路者。

   在萨特和阿尔都塞的基础上,列斐伏尔(H. Lefebvre. 1901-1991),这个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后现代社会的空间转向和日常生活转向为基本前提,在其《现代世界和日常生活》、《马克思主义与都市》、《空间的生产》和《空间与政治》等重要著作中,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结合20世纪的空间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分析,用他的后现代性空间生产理论,开启了空间政治价值发掘的大幕,成为空间政治化思想的真正奠基者。

首先,以空间生产为核心主题,用“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代替“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重新定位空间,发掘空间真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价值。在“空间中的生产”,空间只是社会生产的一个参与性因素,直接依附于社会生产等,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政治价值;而在“空间的生产”,空间已经摆脱了自身的依附属性,成为社会政治的中心要素,整个社会生产由原来的所谓物的生产转化为空间生产,这种空间生产不再是指空间内部的物质生产,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或空间生产本身,而促成这一转换的核心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乃是源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以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这种知识最终会成为有关空间的知识,成为空间之整体性的资讯。”[11](P470)借助字面表达上的一字之差,列斐伏尔不仅重新定位了空间,而且明确表达出空间政治化的核心思想: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这标志着列斐伏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认知。伴随从物质生产到空间生产的这种转换不仅意味着空间价值特别是政治价值的再发掘,而且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规划转变成一种空间规划,进一步赋予这种转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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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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