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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寿桐:欧文·白璧德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宿命角色

更新时间:2015-03-29 21:54:12
作者: 朱寿桐  

   【专题名称】外国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4

   【复印期号】2003年08期

   【原文出处】《外国文学评论》(京)2003年02期第117~125页

   【作者简介】朱寿桐,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文学研究所所长。近年来著有《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 论》(合著)、《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合著)等。

   【内容提要】 白璧德以富有魅力的学识和人格深深影响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参与者,但这批中国现代文人的特定角色、特有立场和特别的作派,严重妨碍了中国文化界对白璧德人文主义作理性的分析和准确的价值判断。学衡派文士的陈旧面孔"拖累"了白璧德的精 神形象,梁实秋的尖酸苛酷更使得白璧德在鲁迅等左翼人士的心目中一定程度上被妖魔 化。白璧德人文主义由于选择了这样一批传承者,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便必然拥有 一种暗淡的宿命。

   【关 键 词】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衡派/梁实秋

   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与中国现代文化有着不解之缘 。他以自己的巨大感召力吸引了一代中国文化青年,如汤用彤、陈寅恪、吴宓、梅光迪 、胡先骕、林语堂、梁实秋、楼光来、张歆海等,他们纷纷求学哈佛,投师其门 。白璧德以富有魅力的学识和人格深深影响了这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参与者,包括让本来具有浪漫倾向且对于白璧德颇有些不服的梁实秋彻底改变了自己,成为白璧德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但是,学衡派文人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建设热潮中以传统文言形式标举白璧德,不仅使得国人望白氏之学而却步,而且使得白璧德人文主义蒙上了中国式守旧复古的面影。梁实秋虽然清楚地看到了学衡派对于白璧德的"拖累",但他以白璧德所不屑的方式将白璧德学说用为苛刻论战的武器,轻而易举地将白璧德拖进了与鲁迅为敌的阵营,从而确定了白璧德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妖魔化角色。其实,白璧德的学说包含着鲁迅曾经主张过的理念,可正是受它的中国传人特定色彩与作派的拖累和影响,使其中所包含的积极价值始终未能得到弘扬、关注、哪怕是冷静的介绍。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给予白璧德带来的一种宿命。

   一

   在哈佛受教于白璧德的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是对白璧德保留较多的一位。他承认 曾"从游Biss Perry,Irving Babbitt……几位名教授,却增长了不少真学问",不过 后来又"不肯接受白璧德教授的标准说",甚至为白璧德的论敌斯宾岗辩护。(注:刘 慧英编《林语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9、80、81、80页。)但他依然 坚持认为"白璧德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够深速的",(注:刘慧英编《林语 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9、80、81、80页。)有人说"就美国人而论 ,对中国文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白璧德",(注:侯健《梁实秋先生的人文思想来 源--白璧德的生平与志业》,见余光中编《秋之颂》,台湾:九歌出版社,1988年, 第74、70页。)虽未免有些夸张,可不容否认的是,白璧德学说经过梅光迪、胡先骕、特别是吴宓、梁实秋的大力张扬和鼓吹,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思想资源之一 ,并且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的漩涡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无法绕过 的精神现象。

   但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现象?面目陈旧,色泽灰暗,以因循的固执拒绝时代的鲜亮。翻 开《青年杂志》及胡适的相关文章即能感受到,当新文化运动正以某种恢宏的气度冲击 着旧文化的黑暗而通向新时代的光明之际,与胡适展开论争的梅光迪及其所处身的哈佛 大学正体现着这样的灰冷与暗淡。翻开《学衡》及同时代的其它报章又能感受到,当新 文学正充满生气昂扬风发地向现代性表现的前景迈进的时候,《学衡》带着浓重的白璧 德观念背景乃至哈佛情结勇敢地挺身"搅局",体现的也正是这样的灰冷与暗淡。更不 用说梁实秋逆潮流而动,面对文学大众化的呼声申言文学从来就不是大多数的,针对无 产阶级文学的宣传提出文学应宣扬普遍而永久的人性,并且不断地抬出白璧德这尊西佛 ,陆续贩卖其关于文学学科训练的保守观点,与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学思潮前道 而驰。哈佛大学本是一个充满进取心的一流学府,可经过它的中国留学生们的几度运作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影像立刻变得顽固而守旧;白璧德本是倡扬宽容之德的学界巨子 ,可经过他的中国信徒的几番装扮,在中国现代作家面前立刻变得诡奇而固执。吴宓、 梁实秋们向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界介绍并推举了哈佛和白璧德,但同时,也正是他们的 热心介绍和诚心推举,使得哈佛大学尤其是白璧德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色调显得过于 灰冷而暗淡。

   白璧德及其文化思想最初登陆于中国文坛是由学衡派推进的,也同时被学衡派抹上了 灰冷和暗淡的色调。发现并揭示这一现象的恰恰是对白璧德爱之甚切的梁实秋。这位最 初正是通过学衡派了解白璧德及其思想的中国现代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精辟地指出:白 璧德"人文主义的思想,固有其因指陈时弊而不合时宜处,但其精意所在绝非顽固迂阔 。可惜这一套思想被《学衡》的文言主张及其特殊色彩所拖累,以至于未能发挥其应有 的影响,这是很不幸的"。(注: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见梁实秋等编 著《关于白璧德大师》,台湾:巨浪出版社,1977年,第2、5、2、4、3页。)实际情形 也正是如此。

   1922年初创刊的《学衡》杂志为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主办,尤以吴宓为自始 至终的中坚干将。该杂志第3期刊载的《学衡杂志简章》,阐明其主要宗旨是站在中西 文化胶合的视点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用力于国学和西学两方面,特别提倡"以 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这里说的"吾国文字"明确指中国传统文言。由此观之, 始终处在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对立面是其一大特点。《学衡》自第1期载梅光迪《评提倡 新文化者》起,至最后一期载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止,洋洋79期,悠悠10余 年,几乎从没有放弃过对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抨击,从而坐定了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文化大 本营的位势。此一旗帜一展,各派旧式文人、守旧势力即以陈词滥调竞相邀集,从而使 得《学衡》客观上成了(至少在新文学家看来)群魔乱舞的诗坛,藏污纳垢的文场。别的 不说,那些惯于写作旧体诗词文赋的老夫子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一些获得旧 功名不合新潮流的遗老文人也纷纷联袂而至,那些年在《学衡》刊登过旧体诗文(或遗 文)的遗老文人中,光是清光绪年间进士出身的便不下于十数人。加之留洋归国的才士 俊彦专好"吾国文字"传统,以文言介绍外国人思想,翻译外国作家作品,如吴宓屡以 章回体笔法翻译外国小说,在第55期将萨克雷的《名利场》的开头处理成"楔子"和" 第一回,媚高门校长送尺牍,泄奇忿学生掷字典",俨然一副旧说部的作派。尤其是他 们尝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心态勉为其难地强用古文表述新鲜事物和异邦学理, 以至或穿凿附会,或半文不白,于是给新文学家留下了"乌托之邦"之类的口实。所有 这些都表明了学衡派文士甘愿冒当时中国文学界之大不韪,在锐不可当的新文学潮流面前自觉秉持梁实秋所说的"特殊色彩",呈现着僵死的灰暗,散发着陈腐的霉味。

   令梁实秋十分遗憾的是,他们这种僵死陈腐的"特殊色彩"无可挽回地"拖累"了白 璧德,进而"拖累"了哈佛。吴宓等人不仅从来不讳言他们的哈佛"出身"及与白璧德 的师生关系,而且一有机会便炫耀这一出身及这种关系。他们曾在《学衡》杂志登载过 白璧德像和哈佛大学西华堂的照片。《学衡》插页很少刊载大学校景(似乎除此西华堂 之外就登载过牛津大学全景图),更不用说大学里的一座建筑物。他们选择的哈佛大学 西华堂位于魏德纳图书馆右侧,那里应是白璧德"生前上课"的地方,或有人译为"西 维堂"。(注:侯健《染实秋先生的人文思想来源--白璧德的生平与志业》,见余光 中编《秋之颂》,台湾:九歌出版社,1988年,第74、70页。)《学衡》插页上刊载的 外国文学家思想家的造像,也常体现出白璧德先生的好恶:白璧德推崇的孔子、苏格拉 底、释迦牟尼、耶稣的造像被置诸醒目的位置,伏尔泰的造像曾被刊载数次;卢梭的造 像虽然在第18期得以刊用,但在同期的《述学》中即有《圣伯甫评卢梭<忏悔录>》的译 文呼应白璧德对卢梭的批判,特别是附在这篇译文之前的"编者识",乃与白璧德同一 声腔地声讨卢梭,说是"社会万恶,文明病毒"盖可由卢梭负责,"今世之乱,谓其泰 半由于卢梭可也。"刊登卢梭造像,似乎正是树立了一个批判的靶子。

   当然,学衡派对白璧德最直接最严重的"拖累"是用陈旧艰涩的文言译述白璧德的言 论著作。吴宓等人在《学衡》上推介白璧德不可谓不努力,陆续刊有《白璧德中西人文 教育谈》、《现今西洋人文主义》、《白璧德之人文主义》、《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 、《白璧德释人文主义》、《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白璧德论今后诗之趋势》、 《白璧德论班达与法国思想》等译文,同时还分别译介白璧德学术同伴穆尔和谢尔曼(S tuart P.Sherman)的人文主义观点,在自撰的杂评述论中更是频繁征引白璧德的思想观 点,客观上造成了《学衡》是白璧德人文主义中国分店的一般印象。这种印象对于白璧 德来说带有一定的强加意味,因为他由此可能被中国人视为同学衡派一样的陈腐保守, 或者像梁实秋所担心并慨叹的那样,可能被当作学衡派"顽固迂阔"风格的精神导引和 思想源泉。

   白璧德人文主义同文艺复兴时代及其后流行的欧洲人文主义相似,强调人性的完整、 发展的均衡、生活的常态和伦理的精神;但思想内涵比欧洲人文主义更开放,更有系统 性,也更注重人生的修养和节制。白璧德认为人生"含有三种境界:一是自然的,二是 人性的,三是宗教的。自然的生活,是人所不能缺少的,不应该过分扩展。人性的生活 ,才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努力保持的。宗教的生活当然是最高尚,但亦不可勉强企求" ,因而人特别需要自我内心节制和宗教的调节。(注: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 想》,见梁实秋等编著《关于白璧德大师》,台湾:巨浪出版社,1977年,第2、5、2 、4、3页。)而内心节制和宗教调节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像儒家宣扬的那样为了推行"礼 制",所谓的"克己复礼",而是为了达到更高意义上的意志自由。有人认为意志自由 是白璧德哲学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因为他"喜欢反复引用约翰荪博士的话:'所有的理 论都反对意志自由,所有的经验又都趋向于它。'"(注:Frederick Manchester,ed., Irving Babbitt:Man and Teacher,New York:Odell Shepard G.P.Putnam's Sons,1941 ,p.77,p.110.)实际上,"白璧德将保守主义问题放置在自由秩序中。"(注:Richard Wightman and James T.Kloppenberg,A Companion to American Thought,BlackwellPublishers Ltd.,1995,p.53.)另一方面,他虽然确实信奉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思想 表述中常常显露出服膺古代圣贤的倾向,但从来反对拟古主义和泥古主义,在《论创作 》一书中提倡"一种包容着真诚创造的摹仿类型",这被认为是对亚里士多德"不是根 据事物的样子而是根据它应有的样子作摹仿"的法则的发展。(注:Stephen C.Brennan &.Stephen R.Yarbrough,Irving Babbitt,Twayne Publishers,1987,p.90,p.95.)

由此可见,白璧德人文主义的真髓不在于仿古复古,而在于更高意义上的意志自由和 创造性摹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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