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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 张悦:从史料到史料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瓶颈与突破

更新时间:2019-09-11 23:40:53
作者: 刘勇   张悦  

   内容提要:现代文学研究从史料出发对长久以来形成的定论进行重新揭示和矫正,才是现代文学研究新的突破。以初版本为根基,以原始材料辨明争议问题,用史料谱系带动文学的谱系研究,达成朴学方法与现代意识的融合,是新文学研究得以突破的重要环节。然而史料数量的成熟和史料学研究体系的滞后导致了史料学建构的失衡。唯有走出理论与资料难以兼容的困境,史料学研究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能打破研究瓶颈,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关 键 词:史料  史料学  现代文学

  

   近些年来,无论是学界的研究趋势,还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倾向,都显示出了对史料研究的高度重视,仅从2017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来看,立项项目一半以上都与史料相关,特别是各种史料数据库的建设尤为突出。然而虽然新文学史料整理工作受到高度重视,作为学科意义的新文学“史料学”的建构还相当滞后。我们面临的一个显在问题是,史料积累得越来越多,史料学的建设却举步维艰,这二者的失衡事实上已经严重影响当下的史料研究甚至是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如何从自发的、零散的史料研究走向系统的、理论性的史料学建构,已经成为新文学史料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关于“新文学史料学”建设的倡导,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来,如今30多年过去了,建构新文学史料学的任务仍然难以推进。从史料到史料学,瓶颈究竟在哪里?

  

   一、史料学的引入:现代文学研究瓶颈的突破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非常特别也非常有意思的学科:它的时间不长,但话题特别多;它的空间不大,但内容极其丰富。可以说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态势、源头、焦点以及文学的创作、理论、翻译、社团、流派等,都能在这里找到话题。然而即便现代文学是一个多么丰富的“富矿”,它毕竟只有30年的时间,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人们反复宣布为“拥挤的学科”。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作家作品的解读和定位、社团流派的划分基本上已经定型,如何寻求突破,找到新的研究空间,已经成为新文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现代文学研究如果想再度从宏观理论上实现突破已经不太现实,从史料出发对长久以来形成的定论进行重新揭示和矫正,才是现代文学研究新的突破。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史料研究,并非只是将史料挖掘、版本辨析当作一种学术意识和学风要求,而是作为一种体系和学科建立的追问。

   首先,以初版本为根基,以原始材料辨明争议问题。因为比较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甚至因为作家的主观意图,现代文学很多文学事件的记录、文学作品的出版等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动甚至破坏。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很多疑点和公案,至今争论不休,而往往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都是史料的短缺和存疑所导致的,没有切实的材料,研究者就容易各执一词。比如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原因,就因为鲁迅的沉默和周作人的“不辩解”而永远地被掩盖了。正是因为失去了两位当事者的证词,仅凭借周围人的回忆和讲述,以及从二人日记、书信材料只言片语的推测,各种各样的解读层出不穷,甚至衍生出一些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谣言,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疑案。黄乔生的《八道湾十一号》出版后曾获得了很多好评,然而在周氏兄弟失和的这一问题上这本书仍然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这并不是说黄乔生的研究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没有切实的材料,即便是再合理的推测也只能是推测,也只能是一种可能性,它不能成为事实。唐弢先生在谈到自己在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有三个硬性要求,首先一个就是“尽量采用第一手材料,引证用早期版本”[1],阿英对初版本也非常重视,据文载道在《忆若英》的记录,阿英尤其重视新文艺的版本,并且以“鲁迅的《呐喊》在后出本子上已删去了《不周山》、其令弟知堂的《自己的园地》,今出的也未见原版时对《阿Q正传》之评文”[2]为例,来说明了保存原始材料的重要意义。朱金顺更是常常自称自己为“初版本主义者”:“我倾向求真,一切保留最初面貌,我是一个初版本主义者。”[3]这些史料研究的前辈们之所以对初版本、对原始材料如此重视,就是因为它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如果要给史料绘制一个谱系图的话,那么初版本就是这幅图中的主干,后面所有的资料都是由初版本的原始资料生发出来的。做文学研究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用修改后的其他版本来研究一个作家过去的作品,那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初版本的忽视,一旦在二手材料上发生了史实的错误,就很容易以误传误,真正的出版信息就会永远地被淹没了。比如说老舍先生的《老张的哲学》初版本,在《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文学研究会资料》《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老舍研究资料》《老舍著译编目》《老舍资料考释》以及三部《老舍年谱》中均著录为1928年1月初版。甚至在《老舍文集》第三卷的卷前“说明”里,也说此小说是1928年1月初版。但实际上,经朱金顺先生考证,《唐弢藏书目录》的第129页收有《老张的哲学》初版本信息,其初版时间是1928年4月。这个版本的版权页,还影印在《消逝的风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166页里。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什么在这么多研究资料和工具书中都出现了相同的错误呢?原因就是在《老张的哲学》再版本的版权页上印着:“中华民国十七年一月初版”“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再版”。也就是说从再版开始,将初版时间的“四月”错排成“一月”,以后各版没有改正,一直沿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史实,只要查一查初版本即可获知,但是后世的各类研究资料只查了各种二手资料,才会导致一错再错。如果不尊重初刊本或初版本的学术研究价值,就会直接危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科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其次,以史料谱系带动文学的谱系研究。阿英曾这样说道:“‘搜刮数年,阅历万卷’,删芜取精,排印成册,既足以便利学者,节省他们的时间,也可以在很小的篇幅之内,客观地做一幅‘文坛指掌图’,其价值有时是高过个人的著作以上的。”[4]做一幅“文坛指掌图”的价值之所以要比个人著作价值更高,就在于建立一个脉络清晰的史料体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支撑。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么多的社团流派、这么多的文学论争,这么多的文学思潮,相互影响,彼此关联。这种复杂性和多变性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站得太高,不免强调宏观叙事而失真;看得太细,难免失之偏颇,陷入“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从谱系的角度对史料进行关照,建构现代文学史料体系,有利于在纵横交错、四方融汇、相互关联之中展现历史发展的流脉,准确把握文学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复杂关联,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事物自身的本质。刘增人先生在2015年出版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就是在这方面的积极探索,将10207本文学期刊置入了77年的文学时空当中,或填充空白,或连接断档。每一本期刊通过具体的刊名、刊期、创刊时间与地点、编辑人或编辑所、出版人或出版所、发行人或发行所、印刷人或印刷所期刊资料,清晰地记载了文学历史上各个流派、各种力量的对峙、传承、变异、组合,编织起了将近100年文学期刊发展的时空谱系。

   第三,达成朴学方法与现代意识的融合。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复杂的关系,决定了新文学史料研究必须一方面继承乾嘉朴学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新文学全新的主题内容、表达方式乃至出版方式都决定了新文学的史料研究必须拥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现代文学的史料建设与古代文学相比,渗入了更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元素,呈现出一种明显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现代意识。但目前看来,新文学史料研究还是集中于版本、目录、考据、校勘和资料搜求方面,这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朴学的体系。新文学史料数量之多、形式之多元、类型之庞杂,如果再完全沿用这种研究模式,可能会陷入一种梳不清、理还乱的处境之中。新文学不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音频、视频等形式的资料越来越多,这都是传统朴学的研究方法难以覆盖的。如何建设一个融合了传统朴学考证方法和现代意识的史料学,是新文学研究得以突破的重要环节。

  

   二、史料学建构的失衡:数量的成熟与体系的滞后

  

   现代文学史料建设几乎是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同步开始的,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多集中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作为一种学科意义的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仍然相当滞后。

   一方面,从数量和范围来看,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基础已经比较完备。从梁启超、胡适、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五四这一代人起,他们先后衔接,以完全不同于古典文学的范式开辟了新文学的面貌,同时又传承了晚清朴学的学术传统,扎扎实实地对传统文化、古典文学进行继承和梳理,形成并建立了新文学的学术规范——高度重视材料和论据,强调从史实出发。这个规范直接而坚实地奠定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基础。现代文学短短30年,却能够诞生无数个文学大师和文化大师,这种高度不是在短短30年内垒起来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基础。这种“重史”的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1929年新文学史的课程就已经走进了清华大学,朱自清授课的讲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已经有了新文学史的基本雏形。到了1935年,在新文学还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下,胡适、茅盾、鲁迅、郑振铎、朱自清、阿英等身处于新文化大潮中的当事者和亲历者,就及时地编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0卷本,全方位、系统地总结了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面貌。特别是阿英在《资料·索引集》对新文学史料所作的11个方面的归纳(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中国人名索引、日本人名索引、外国人名索引、社团索引),基本上奠定了之后几十年新文学史料研究的范围和框架。建国后新一轮大型的史料建设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牵头,由70多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10多家出版社参与建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大型丛书,几乎是举全学术界之力共同建构起来的现代文学资料研究系统,包括现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文学运动研究丛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当代作家研究专集等等。

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到20世纪80年代的史料学建设,从阿英、唐弢、林辰等前辈学者,到樊骏、姜德明、倪墨炎、吴泰昌、胡从经、马蹄疾、丁景唐、范泉、朱金顺、唐沅、范伯群、刘增杰、张大明、陈漱渝、张梦阳等一代中坚力量,再到陈子善、陈福康、谢泳、金宏宇、解志熙、李今等,新文学史料研究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学术链条中传承与发展的。特别是以樊骏、姜德明、朱金顺这一代学者,无论是学术选择还是事业选择,都带有那个时代特定的特点。作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他们有的放弃了自己原有学术兴趣,将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尤其是史料建设作为一种使命,投入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比如说樊骏先生,钱理群曾对他这样评价道:“以老舍研究中所显示出的高远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樊骏如果集中精力进行作家、作品与文学史研究,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学术界所公认和期待的。但樊骏却并不注重个人的学术发展,而更关注整个学科的发展。”[5]有的人本身痴爱读书藏书,却又阴差阳错被分配到其他岗位,一边从事自己的工作,一边始终保持着对搜集史料的热情,最后终于得以在史料研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姜德明先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日报》从事了30余年的编辑工作,陈漱渝先生最初也是在中学教学,朱金顺先生在正式从事史料研究之前的20年,都在进行写作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这一代学者对史料的重视,不是出于某种专业的训练,而是一种源于内心的热爱和真诚,更是一种致力于学科长远建设的眼光。在网络信息技术并不发达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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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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