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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欧洲文明扩张史论纲(二 )

更新时间:2015-02-05 16:42:31
作者: 陈乐民 (进入专栏)  

  

   (三)近代欧洲的中世纪前提

   欧洲文明源于希腊;但是只是到了近代,欧洲才算真正展示了它的活力。怎样看待中间隔着的一千年的中世纪呢?这段"黑暗时期"怎么会突然面目一新起来呢?欧洲中世纪史,西方学者是早有新说的。恩格斯就曾讲过中世纪对近代欧洲的贡献。如果把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时期作一番考察,就会发觉近代欧洲是离不开中世纪的孕育的。因此,必须把中世纪,特别是它的后半期,作为近代欧洲的"前提"来看待。从古代欧洲到近代欧洲,必得经过这段历史时期。

   有一种说法,认为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譬如说,如果凯撒没有远征高卢,或虽远征但断羽而回,如果罗马不曾衰败到那种程度,"蛮族"又未来入侵,如果……历史岂不是另一种模样吆?然而,历史不能建筑在假设上,而且反过来问:罗马难道能和高卢两不相涉、"和平共处"吆?罗马怎么能不衰败呢?日耳曼"蛮族"怎么能安于那片沼泽加森林的土地而不移动呢?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如果",我们只能以已然的历史为根据提出看法。强调历史的偶然性的理由,乍听起来非常雄辩而高深,实则都是同不曾存在的"假设"联在一起的。哲学思辩允许假设,历史是已发生的事情,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不排除偶然因素,有的偶然现象可以使历史产生曲折,甚至倒退,但那终归不过是历史规律的"偏离"(aberration),并不是历史规律的否定。

   还有一种历史观点,是把历史的阶段性绝对化了,完全忽视阶段的连贯性。所以就认为这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否定,只有代替,没有传承。把欧洲中世纪看作欧洲历史的"断裂",就是这种历史观的表现。虽然这种看法已为许多历史研究者所推翻,但是误解的影响仍然很深。结果,后来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几乎同时发生,便成了无源之水。如果不了解中世纪,怎么会有这等奇事呢?

   即使拿中世纪本身来说,也跟任何别的历史时期一样,其间是既有连续性(continuity)也有变化(changes)的。这一千年当中同样是发展的。至少可以把中世纪分成前五百年和后五百年两大段。若讲"黑暗时期",那主要是前五百年。在这段时间后,从政治上讲有两大事件交织在一起:罗马帝国由兴而衰和民族大迁徙的冲击波流向西欧各个地区。早期基督教神学博士圣杰罗姆(Sant Jerome)记下了他的亲身经历,罗马遭劫之后,哀鸿遍野、血流成河[①a]。这样的日子,生产调蔽、社会动荡,人民备遭离乱之苦。而且罗马衰亡之后,民族迁徙还得延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尖埃久久无法落定。在精神世界方面,希腊思想在罗马世界已见式微;而"罗马世界"与"日耳曼世界"的接口时期的早期基督教虽然已从东方移根于西欧,但还不能填补上这块精神空白,社会象不停滚动的沙盘在不断寻求相对的平衡。这种不稳定的局面到了八、九世纪,即查理大帝及其后人的时期,才显露出一些新的希望。

   查理曼帝国以后,西欧的封建制度建立起来了;到鄂图大帝时期,被破坏的经济在各个封邑里组织起来,到了十二、三世界,就比较普遍地出现了许多类似市镇和乡村相结合的实体。今天法国随处可见的"Commune"就是从中世纪演化来的。现在都译为"市",因为每个"Commune"都有一个"市"政府;但不完全准确,因为这样的"Commune",既有市政,也有农业、商业和手工业(今天则是现代化的大小工业),市镇和与它所属的农村既相联又分离。每个"Commune"通常总有一座领主的"宫殿",一座中心教堂。这样的建筑物直到今天还在以依稀看到彼时的遗迹。法国的"Commune"实际上与古日耳曼的马尔克"公社"可能有传承关系。一个"Commune"就是一个集体,在这个集体里有一种"自治"的习惯,组成"Commune"的家庭和个人自然都认同于自己所属的"Commune"。从这个意义上讲,最确切的意思还是"公社"。在西欧,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就是所谓"城市共和国"。这种分散而相对独立的大小实体的存在,在欧洲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希腊的城邦制度在罗马时期也有相类似的建制,尽管有过统一的时期,但统一并没有消灭分散,所以罗马帝国统一的局面被打破了,"城邦"制却留下来了,星罗棋布地散见于意大利。所以日耳曼人来了,流徙的部落公社同罗马的城邦便自然地结合起来。看来,无论是希腊、罗马,还是日耳曼,以及法国、南欧、英国都多少继承了分散自治的古老传统,这是任何相对统一的帝国都没有能够消灭的。而"市民社会"的基础也就这样渐渐地构筑起来了。

   在这里,必须充分重视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作用。通常说这样的大迁徙给欧洲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是对文明的严重摧残,日耳曼人被列为"蛮族",殊不知正是这些已经文明化了的、或正在跨入"文明圈"的"蛮族",挽救了欧洲文明,挽救了已经衰败的西欧社会。

   "日耳曼人用他们个人的英勇和勤快,用他们的自由精神和把一切公众事务视为己任的民主本能,使不可救药的奄奄一息的文明得到了新生。简言之,他们用一切罗马人所丧失的但只能赖以从罗马世界的泥潭中缔造新国家和新民族的那些特性,拯救了垂死的文明。"[①b]民族大迁徙的后果之一便是日耳曼-罗马文明的整合。

   民族大迁徙绵延好几个世纪,但与罗马接触比较早的日耳曼人同罗马人相互影响的过程就早已开始了。当时罗马帝国已经腐败透顶,只要有外力猛然一推,大厦就必定垮台。孟德斯鸠写道:"罗马的兴起是由于它只能不停地作战,原来,仗着一种难以相信的命运,它总是征服了一个民族之后,另一个民族才对它开始战争。罗马之遭到毁灭是因为所有的民族一齐向它进攻,并且从四面八方侵入了它的土地。"[②b]

   黑格尔把当时的日耳曼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没有离开"本地"的"大日耳曼尼亚"人,大约有二十几个部族,居住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北方便是北海了,这块地方大部分是沼泽和森林。另一类是早已走出这块地方,流徙到外地的,与西方的罗马、东方的拜占庭都有了来往的日耳曼各部落,特别是长期和罗马人居住在一起的日耳曼人,他们与罗马人的交流已经很多了;在凯撒军团里就曾有日耳曼人组成的骑兵。所以黑格尔才说"日耳曼世界"是"罗马世界"的延伸,它把"罗马文化和宗教以完整的形式接受下来",同"本民族文化溶合在一起"[①c]。

   恩格斯也详细地叙述了在"大日耳曼尼亚"地区考古发掘出的罗马文物,证明早在凯撒和塔西伦时期,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就已有了交往。并从以后的不断考古发现表明,"从三世纪开始,日益进步的金属工业一定普及到了整个日耳曼尼亚地区;到了民族大迁徙时代,我们说到了五世纪末,它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②c]接着,恩格斯根据考古文物证明日耳曼人在造船业、制陶业、文字的流传、耕作畜牧方面的进步,等等,都已经是一个"文明"人了。据此,恩格斯说:"我们研究的结论是:日耳曼人从凯撒到塔西伦时期,在文明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而从塔西伦到民族大迁徙(公元400年左右)以前,他们的进步更要快得多。商业传播到他们那里,并为他们运来了罗马的工业品,因而至少也带来了一部分罗马人的需求;商业唤起了本地的工业,这固然仿效了罗马人的样式,然而它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③c]

   这就说明,当日耳曼人敲开罗马人的大门的时候,他们已是作为"文明人"或"半文明人"出现了。布罗代尔说:"蛮族之所以取胜,每次都因为它一半已文明化了。在进入邻居的内室以前,它已在前厅等了很久,并敲过十次大门。它对邻居的文明即使尚未操练得尽善尽美,但在耳濡目染之下,至少已受到很深的影响。"[④c]于是"蛮族"在取代了罗马帝国的统治以后,经过查理大帝、鄂图大帝的治理,到十世纪左右;前述的采邑制度就已经使破坏了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进展,并成了生产和交换的单位,同时也是政治单位,这就为后来"市民社会"的形成作好了准备。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市民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而这个市民社会乃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⑤c]。

   西欧最古老的城市无疑首先是那些罗马时代留下的,所以在十一世纪贸易再次兴起的地方是在意大利诸城。居领先地位的是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等市镇。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历史原因,它们建城较早,与地中海迤东国家的贸易开展得比较早,有航海、贸易的有利条件。东歌特人入侵后,随之而来的是拜占庭和撒拉逊人,所以这里的商人很快就同拜占庭帝国以及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等强大的撒拉逊城市建立起来繁荣的商业。南欧的这些市镇进而成为法国乃至北欧的商品转运地,从而促进了西欧腹地以及北欧商业市镇的发展,象巴黎、伦敦这样的后来的各城都相继建立起来了。

   南欧市镇领先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它们都是些互相独立的"移民"市镇,移民到这里来的人要定居、要生活、要发展、要做生意,于是这些地方就很快建成为一个个的"商业中心"。威尼斯这类早期的商业城镇,得利于"移民"者不少,马基雅弗里说:"威尼斯城就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正确。该地原来是一片不利健康的沼泽地带。后来只是因为集中了大量勤奋的移民,才变成一个有益健康的所在。比萨也是这样……直到后来萨拉森人(即本文的撒拉逊人)破坏了热那亚并使它的河流无法通航,致使热那亚人大批移居比萨,才使比萨这个城市兴旺富强起来。"[①d]

   手工业几乎是与商业并行的,因此这些作为商业中心的市镇,也必是手工业的中心,商人有商人行会,手工业者有手工业行会。这些行会虽然并不直接是商会和工会的前身,但也不能说没有影响。随着基督教的确立和普及,每个市镇自然也就同时是宗教活动的地方,教区的划分与市镇的重叠是自然现象。"到1250年左右,前工业欧洲的市镇网差不多就建立起来了。"[②d]有了市镇,农村人口必然流向市镇,市镇的人口迅速增长起来,到了十四世纪,有些地区的一半人口从农业转到了商业和工业。[③d]"城市"就这样成为"一个复合社会发展的场所,其中同时确立了领主体制和他的意识形态,并(把城市)划分成与之相应的等级制度",这样的城市不仅有独自的价值,而且每个城市都自然地被置于"各种关系网(宗教的、商业的、手工业的)的总合之中,居于首府地位的城市模式便通过这些关系网传播到其他城市"[④d]。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市镇或城市,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个巨大成就,它夹在古代与近代中间,把社会引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城市是商业造就的,它反过来给商业以活动的依托;商业引出手工业的"技术革命",据布罗代尔,"西方于十二和十三世纪经历了第一次机械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由水磨和风磨的增多而导致的一系列革命。"[⑤d]

   叙述到现在为止,可以给中世纪的城市画一幅肖像了。这里,仍想借用布罗代尔的概括:

   "大城市以及与它们有联系,以它们为榜样的其他城市利用这个自由建设了一种独特的文明,传播了新的技术,或者发掘和更新了几个世纪前原有的技术。不论属于何种情况,这些都使城市有可能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领域完成了相当难得的试验。

   "在金融领域,城市组织了税收、财政、公共信贷和海关,发明了公债。威尼斯'老山'的历史事实上可以上溯到1167年,而最初形式的圣乔治公司始于1407年。热那亚可能在十二世纪末即铸造'热诺维诺',其他城市相继效法,也铸造金币。城市组织了工业、手工业,发明或重新发明远程贸易、汇票、商业公司和会计制度的早期形式。不久以后,城市内部的阶级斗争也出现了。这是因为,虽然人们说城市是个'集体',城市也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有它自身的紧张状态和同室操戈:贵族与市民对抗,穷人与富人('瘦人'与'胖人')对抗。佛罗伦萨的内部斗争与其说是古罗马式的冲突,不如说它已深刻地揭示了十九世纪工业社会的对峙。'下等行业工人'(1376年)的悲剧足以证明这一点。"[①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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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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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京)199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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