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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我走马灯似的上了四座大学

更新时间:2018-06-05 23:51:13
作者: 陈乐民 (进入专栏)  

   一

   1948年我从育英中学高中毕业,越是临近高中毕业,越在选择专业和学校上伤脑筋。首选在当时当然是清华大学,其次是燕京大学;对北京大学倒是没有什么特殊考虑。问题是选报什么系,依我的长短处和我的兴趣,应该在文科里选一个系。我有自知之明,我在数理化方面,既无兴趣,又没有好好学。但是在那个时候已有文科毕业生更难找工作的问题;家庭情况每况愈下,“谋生”问题已不能不考虑了。

   我跟蔡鸿滨商量,因为他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的“生理卫生课”和生物”的成绩还过得去,可以考一考“医预系”,将来当个医生也不错。犹豫了片刻,觉得虽是个好主意,但未免是胡思乱想,不着边际。于是忙乱中填报了“生物系”。现在想起来,仍十分滑稽,我怎是考“生物系”的材料呢?当时已经没有了准主意。报名期限马上到了,仓促之间就报了这两个学校的“生物系”,一进考场,打开数理化试卷一看,马上就傻了眼。

   清华“发榜”的那天晚上我还是到骑河楼(当日时清华在城里设的一个办事处)去看“榜”了。解放前,清华、北大和天津的南开是联合招生、分别“发榜”的;清华是在骑河楼贴榜,当然是白看。燕京那边同样名落孙山。这本是意料中的结果,所以并没有很沮丧,只想来年再考,还是考清华和燕京。清华、北大,这是北平中学生都向往的学校。至于燕京,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表兄李恩光是燕京毕业的,常听他讲燕京大学怎样怎样好。尤其是校长司徒雷登,是他非常敬佩的学者,全心全意地用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上,而且有长者风度,人们赞曰“立如松,坐如钟”……表兄的话对我很有影响,并对司徒雷登怀有几分敬意。这也是我想考燕大的原因之一。

   时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一天紧似一天,傅作义的部队被压缩在北平城周遭,到了不攻自破的程度。傅作义一方面派人出城与解放军代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一方面作拼死防守的准备。在局势日紧的情况下,傅作义发布了“征兵令”,凡年满十八岁而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年都在应征之列。我家对门的墙上就贴了一张这样的“征兵令”,出门进门都看得见。不时还传来某家某人最近被强征入伍了的传闻。不久听说,被征用的青年人都被押到城外去修战壕去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

   在这种时候,我看到了一份叫做高等铁路专科学校的招生广告,招收高中毕业生,校长叫关賡麟。为了逃避“征兵令”,便急忙报考那里,很容易就考取了,好歹有个就学的证明,可以逃避征兵。上了两天课,都是讲铁路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事,我简直毫无兴趣,再也待不下去,起先是经常逃课,后来根本不去了,校方也不闻不问,听说不少学生也都渐渐告退了。

   那半年,我几乎每天都去的地方就是北海以西文津街那座古色古香的北平图书馆。去那里的本来意图是为来年再考复习功课,可是却安不下心来,大部分时间用在看各种有兴趣的书和杂志上,当时北平城内上上下下都在关心着时局的发展,不少除共产党以外的团体、组织和个人,纷纷在报上发表各种见解,相当多的内容是讲中国需要民主、自由,反对独裁的;有的内容在当时看来相当尖锐,矛头直指国民党。倒也没有发现当局对这些言论发出禁令,到那个时候恐怕是顾不上了。解放后毛泽东批评“民主个人主义分子”、“小骂大帮忙”之类的人,回想起来我在北平图书馆里仿佛都见过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些文章。我那时只是一个涉世不深不问政治的小青年;至少在那个时候我是同情他们的,对他们有些敬佩。

  

   二

   北平解放后,1949年3月份吧,燕京大学忽然招考一年级下个学期“插班生”,据说是因为有些进步学生,随着解放军南下了,叫做“南下工作团”,空出了一些名额。我投考了。文法学院不考数理化,躲过了我的“弱项”,所以被录取了。不过校方说,我们这批“插班生”不能同原来的一年级学生同班上课,另外组班,到期末考试及格了,再与原来的一年级学生一齐升入二年级。当时我没有弄得很明白,好像不是“正式生”似的,可是又说到二年级再合在一起,不管怎样说,反正从此我进入了“大学时期”。

   在燕京大学时间只有两三个月,一次校医普查身体,说我有“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病好了再复学。我说我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但那校医不由分说,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马上就开了条子,命令式地叫我到校务处办休学手续。我当然很不情愿离开,但是毫无回旋余地。

   在这短短的几十天中,我在燕京大学已经感到开了眼界,尤其那美丽而幽雅的湖光塔影、未名湖……除上“必修课”以外,还可以去旁听其他的课。例如张东荪这个名字,是我在解放前上高中时就知道的。一次,听说他在上“哲学概论”,就去旁听了一堂课。说实话,几乎什么也没听懂。在“必修课”中,有一门课程觉得很新颖,叫做“社会发展史”,是严景耀教授开的课,这一门在从前的课程表里是没有的,是解放后新设的。严先生是社会学系教授,教这个课,对他说来也是第一回。总之无论如何,这该是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同学们还有定期的“团契”活动,当然它已经失去了过去宗教的意义。大家坐在一起看解放区来的书,记得一本是冯定著的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小册子。在“团契”活动中读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都是解放前念的高中,现在坐在一起看一些全新的书、学一些全新的道理,有一种很别致的感觉。那时正是春暖花开时,大家拣一处如茵的草地,席地坐成一圈,或闲谈或讨论一些感到新鲜的问题。我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都市青年,对新社会还好像有些新奇,英语课仍是美国人教,不过他常说这可能是他教的最后几堂课,要不了多久就要同所有的美国教师回国了。显然大家都感到燕京大学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从燕京大学回到家中“休学”,很快就觉得无聊起来,总是觉得燕大的校医莫名其妙。不过有一点也许他不是瞎猜的:母亲纳闷说,难道是受了父亲的“遗传”,因为父亲是死于肺结核的。于是便认真地到医院问医了,照了几次X光,医生说本来是有个阴影的,现在已经没有了,认为根本用不着“休养”。这下放心了就想交涉马上“复学”的事。那时已放暑假,燕京大学空空荡荡的,校医院紧闭着门,听人说,燕京大学不再办下去了,又有人说,可能并到别的大学去。后来果然并入北京大学,北大也从城内沙滩红楼迁至燕园,结束了它的沙滩红楼时期。

  

   三

   在我四顾茫然的时f候,中法大学招生。我一时心血来潮,再考一个学校有何不可!中法大学以学法文为主,记起了高中时的崔老师说的话:“多学一门外语等于多一条道路。”征求了一些亲友的意见,也都赞成。中法大学是李石曾办起来的,他在光绪末年随孙宝琦任驻法公使去了法国,在法国学习农业和生物哲学,回国后继续在推动留法勤工俭学上做了不少工作,在法国也曾有一座与在北京的中法大学相对应的“法中大学”,这与李石曾也有关系。

   几十年后(大约是“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我作为访问学者曾到里昂去寻访“法中大学”旧址。周围比较荒芜,原来的旧房舍还在,只有一面墙上刻有中法两种文字的校名。现在又已过去二三十年了,那旧址想已不复存在了。

   这里插几句李石曾其人。李石曾原名李煜瀛,是晚清当过军机大臣的李鸿藻的儿子。民国初年,李石曾倾心无政府主义,曾与蔡元培、汪精卫等发起“进德会”,又与唐绍仪、宋教仁等发起“社会改良会”。他多次去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发起华法教育会。在国内除办中法大学外,还当过北平大学校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院长等;还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后定居台湾,1956年病死。

   我进中法大学时,李石曾早已在台湾了。中法大学头上加上了“国立”二字,说明它已由新政府接管了。大学坐落在东皇城根的一座楼房里,没有校园,也没有操场,楼里只是一间间的教室而已,再简陋不过了;从燕园到了这里,有点像掉进灰堆里的感党。不久就听到传说,这个大学早晚是要关门大吉的,本来在这里的法国教师已经撤走了,一说是被“驱逐”走的。有一个法国老师中国名字叫邵可侣(法国名字 Reclus),为中法大学编写一本法语教科书,我们上课还用

   他这本书。同他一起共过事的中国老师们提到他时,言谈之中都说他人很好,教学认真,对学生不错。不过他是位牧师,所以待不下去了。

   北平解放后,大量的外国人都自动或被迫离开了;像邵可侣这样的牧师、神甫等更容易被看作“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对新政权活动的人。几十年后我出差到巴黎,见到了与邵可侣同时在中法大学执教的鲁德曼,他说邵可侣直到死前还记得在中国那些可纪念的日子。总之,在中法大学的一年匆匆而过,老师和学生们都不知道大学的前途如何,纷纷为自己的下一步作盘算,不过我在中法大学这一年并没有白过,至少为法语打了个不错的基础:从发音起到能读懂一些短篇小说;我有英文的底子,学法文没有觉得太吃力。

   有几位老师很值得纪念:曾党之先生当时已是位老先生了,他眼睛很不好,看书、写字,都需离得很近,几乎要贴在书上或纸上,但他教文学选读甚精彩,旁征博引,我和同学们的感觉是他很有学问,中西兼通;郭麟阁先生教文法和修辞。这两位都属于那种很传统的“教书匠”,一板一眼,扎扎实实。还有陈定民先生教法语的“语音学”。我的印象比较模糊了。

   在中法大学学法语,有点像进现在的“强化班”,大量地阅读和“会话”,一年下来便有了不错的基础。此外也上别的课,教“中国通史”的是商鸿逵先生,当时他四十来岁,和其他先生们一样还穿长袍,戴一副近视镜。通史在中学差不多都学过,他的本事就在于他能去粗取精,经常引用一些古籍。这堂课结结实实,从夏商周一气讲到清朝灭亡。学年末交一篇自选题的“论文”,我写的是关于北宋怎样衰败并南迁的,竞写了三千多字,商先生给了我八十分,我很得意。

  

   四

   1950年,中法大学也和头年燕京大学一样,合并到北京大学去了。正好这一年清华大学招收二年级的“插班生”,我以“同等学力”的名义报考了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二年级;因为只考英语、法语和中文,所以没有费很大的力气就考取了,终于迈进了在中学时就向往的清华校门。在这短短的两年里,考了两次“插班生”(燕京和清华),都绕过了我最怕的数理化,算是运气不错。

   在这里,我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因为清华墙外就是农舍,不像现在中关村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满眼的“高科技”。在清华园的围墙里面可以享受到水木清华,荷塘月色的景致,有圆的很神气的大礼堂和礼堂后面圣殿般的图书馆。特别令我倾心惬意的,是那些闻名遐迩的名师;虽然我不能去听他们每个人讲课,只我所在的学校里竞有这么多响亮的名字,这一件事已足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了。除了我已经知道的著名教授的名字以外,还经常听到些我所不知道的名家,例如钱锺书和杨绛,就是我进入清华后才知道的,那时他们的名声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显赫,但听他们讲课的同学说起,都说清华园有一对教授夫妇,学问大得不得了,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我没有上过他们的课。

   为清华争得名誉的名师,亲见和耳闻的,可以开列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现在的报刊时常提到清华早期的“国学院”四大名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是清华文学院的骄做,也是清华的骄做,这是不错的。不过他们在清华园的时间并不长,走后拖的影子倒是一直留到现在。清华的文学院,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的三十年里,有许许多多的“文曲星”,实实在在地使彼时的清华文科发出耀目的光彩。

那时,哲学系有冯友兰(他同时是文学院院长)、金岳霖;历史系有孙毓棠、雷海宗;外国文学语言系有钱锺书、杨绛、李赋宁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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