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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欧洲文明扩张史论纲(三)

更新时间:2015-02-05 16:43:30
作者: 陈乐民 (进入专栏)  

  

   (四)近代欧洲--从襁褓到成年

   "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三十年战争--其中每一件事都可以有重建历史的意义--集中在二、三百年当中同时或先后发生,加速了西欧社会的步伐,近代欧洲诞生的条件,至此已经齐备了。欧洲经过中世纪后半期的孕育,根据自身的成长逻辑走进了近代史期。

   恩格斯在讲到英国从中世纪进入近代的过程时,作了这样的简短的概述。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消灭了中世纪制度。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抗议派思想,这两个世纪为英国建立了殖民地、海军和贸易,并使新兴的已经相当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并列。在十七世纪的浪潮以后,社会关系逐渐建立了起来并采取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一直保持到1780年或者说1790年。"[①a]

   近代欧洲的社会关系就是在这三百年当中从孩提时代走向成熟期的。这样的变化是自力的驱动,不是在外力影响下发生的。到十九世纪,欧洲已届身强力健的壮年。如果说在这以前它还只是作为商人到海外去闯荡,那么这时它显得野心勃勃,要去"统治"世界了。这些都是世界近代史或国际关系史中的事情和问题,此处不暇细说。这里所要着重涉及的,是构成近代欧洲的一些特征,或者说决定近代欧洲社会面貌的特征。所谓"近代欧洲",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欧洲;直到今天,这些特征虽然内容已有不同,但那些基本特征,仍然有效;而且影响远播欧洲以外,扩展到世界各地区。

   近代欧洲刚从几个世纪的困惑与斗争中挣脱出来,又去迎接新的考验和摸索,其间不乏新的、更为复杂而曲折的斗争。资本带着血污来了,工业极大的发展了,新的阶级关系出现了。然而从文明史观上看,社会的发展比起前此任何时代要快得多。站在今天向后回顾,清晰可见,近代欧洲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接近和进入"现代化"的。近代欧洲从襁褓到成年,内涵多重因素的胶合,这里只限于若干最基本的因素。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也就没有了欧洲的近代。

   (1)近代欧洲之所以然,有其精神领域的因素,即人的解放,理性的解放

   笛卡儿是近代欧洲的第一位思想家,这是哲学史上的定论。大体上从这时起 ,欧洲的精神世界,便愈来愈摆脱神的影响,并在对自然界--物自体--的探索上迈开了大步。我们不想一般地讲述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唯物主义等等的兴起,只特别拣出人从神的解放和对物自体的探索两端来理解近代的欧洲的精神因素和思想解放。

   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在这近代的四、五个世纪当中,欧洲精神领域的最大成果,是摆脱神的束缚。要彻底摆脱一千多年的传统羁绊是很艰难的,直到康德、黑格尔和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都还不能把宗教的影响排除干净。而且在这中间还不免有徘徊和反复。但是思想的总进程是人的想象力的越来越充分的发挥。从历史的时序看,笛卡儿、斯宾诺莎认为人的"清晰的知识","不是由我们理性的确信产生的,而是通过我们对事物自身的感受和享受产生的",他进而说"这种知识远超过其它知识。"[①b]当然斯宾诺莎是在"人的属性属于神的属性"这顶大帽子下说这句话的。不过当他在具体讲到"人"自身的意见、感情、意志、欲望等等的时候,神的作用就几乎看不到了,看到的只是"人"自身。"理性"这东西本来是有些神秘的,为了给"理性"以真理的价值,还不得不把上帝当作"理性"的化身。

   接下来,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等看来是从斯宾诺莎后退了。但是到了启蒙时代,"理性"就成为人性的体现和升华。求知的希腊传统大大发扬起来,启蒙运动的文人们进而以改造社会为向往,伏尔泰揭橥"粉碎卑鄙"的大旗。十八世纪的知识界把自己的圈子叫做"文坛共和国"(Republie Of Lettra)反映了欧洲的,而不是某个国家的知识界对社会进步形成的强有力的影响,新思想到处流走,洛克不单是英国的,斯宾诺莎不单是荷兰的,孟德斯鸠不单法国的……思想在欧洲没有国界。可以想像,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等等,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不是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王吆?

   马克思对于人性的解放的社会意义,写了下面一段话: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坏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和感性世界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②b]

   "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这是人类在认识上的何等伟大的飞跃!这是欧洲到了近代"回归"到希腊,并经过文艺复兴又猛然一跃而发扬光大起来的"认识革命"、"思想革命"。

   从世界本身认识世界

   欧洲的重科学传统,源于希腊。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始终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③b],而且"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想想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人)……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仿佛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①c]。在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与科学还是二元地存在于哲学之中的,培根和笛卡儿便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的影响(包括赞成他们的和反对他们的)对于后世科学精神的发展,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说,笛卡儿"在其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把机械运动看做是物质生命的表现。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②c]。到十八世纪,实证科学同形而上学分了家,欧洲思想界的重科学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了,培根和笛卡儿都是承前启后的枢纽人物。从哲学上,前者是经验主义的鼻祖,后者是思辨理性的大纛,近代欧洲的发端不能无此二人。

   从十七世纪以降的欧洲思想界,大而化之地说,离不开以下两条路线的传统,一是经验主义的,一是理性思辨的。而这两者又不是井水不犯河水,马克思在评述法国唯物主义的诞生时,实即涉及二者的结合和相互渗透。无论是经验主义,抑或理性思辨,无论其为唯心唯物,都没有绕过对物自体的究竟这个根本问题。希腊的科学精神即寓于其中。姑不论哥白尼、开布勒、伽里略、吉勒贝尔、哈维等近代科学的划时代人物,没有由于神学的干扰而影响其科学发现;近代欧洲哲学中还存有的中世纪神本主义印记或影响,就更加不能妨碍科学的探索,"神"愈来愈保留在象征的至尊意义,全部知识只能是属于"人"的。笛卡儿、斯宾诺莎、巴斯卡尔、莱布尼茨、马勒布朗士,乃至自康德以下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都莫不以物理学、力学、数学、光学、生物学、几何学、天体学、逻辑学等等近代科学为探索对象。理性越来越摆脱掉宗教加给它的迷雾。从让"神"来体现理性逐渐地过渡到真知与理性的结合。这可以叫作理性的解放。当然并不是一日之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在文艺复兴以后的两三个世纪里,科学家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仍然是"物"和"神"的二无论者,直到十八世纪末,才彻底摆脱宗教的阴影,完成了理性世俗化的全部过程,像恩格斯说的,直到十八世纪上半叶,"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自然科学还没有打破僵局;对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科学仍在艰苦地寻求突破性的解释,"万物创造者"的威力还使科学家们把世界看成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绝交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③c]直到1755年康德写出了《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关于第一次推动 的问题才被取消了。

   康德的发现--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生成的东西--的创造性功绩,就在于它"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因此恩格斯指出:"如果地球是某种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同样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④c]恩格斯的意思是说,如果对上帝"第一次推动"的迷信早一天打破,思想早一天解放,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可能会更早一些进步。然而,欧洲在康德以后确是这样做了。科学一旦彻底地从"神"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就改变了欧洲的精神状态。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欧洲虽然又经历了十多年的拿破仑战争,但是十九世纪确实是把欧洲推向了发展的顶峰,资本主义在多方面的条件都成熟起来了。

   这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到此时已经齐备了。然而从欧洲文明的意义上讲,"从世界本身去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革命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能低估的。

   (2)近代欧洲之所以然,是因为有了商业、工业、科技三大"革命"的互动

   近代欧洲发生了两类"革命"。一类是物质上的三种革命,即"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另一类是政治的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两类革命,都是有全欧影响的,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但是这两类革命的性质不同。政治性的革命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是新制度"推翻"或者"取代"旧制度的革命。英国和法国革命进行的方式不一样,但都是为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才发生的。取代了旧的制度,并不等于旧制度就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每种制度都有维护它的政治力量,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以复辟。等新制度的力量又超过了旧势力的时候,把复辟再压下去。

   商业、工业和科技的革命却不是这样进行的。它们不是像政治革命那样"推翻"或"取代"了旧的东西,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延伸"、"增添"新的东西。它不像政治革命那样表现为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革命要推毁一些东西;物质性的革命则是要积累一些东西;新的东西流行起来以后,旧的东西会自然而然地被取代,用不着担心它会"复辟"。物质性的革命是渐进的,是连续不断的;它的直接结果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物产的增加和品种翻新、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政治革命可以大体上规定出是在哪个年代发生的,而商业、工业、科技革命,却不可能清晰地说出它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根本没有"结束"的日子。所以,只要商业、工业和科学技术形成相当规模的时候,就 无时无刻不在革新变化之中了[①d]。

   这一节要说明的是,近代的欧洲文明的物质基础,就是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商业、工业、科技革命中奠定起来的。没有这些变革,也就根本谈不上"近代欧洲"。

   "商业"是古已有之的,但能有改造社会意义则从重商业主义始。"重商主义"是指执政者把发展商业当作"国策","以商立国",所以它是一种政治。商业铺开了,金融业、海外贸易,手工业都被带动起来。"重商主义"的发展必 然引向"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为了促进商业,就需要设法提高生产率,用简单机械代替手工,用复杂机械代替简单机械,于是就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发明。新发明层出不穷,新机械日益普遍地代替手工,进而带动了整个社会。英国当代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说:"对技术发明的采用,跟发明本身一样,构成了产业革命的社会史。"[②d]所以那个时代的"社会史"是不能把产业革命丢在一边的。

   就这样,商、工、科三种"革命"的互动,就形成了希罗代尔所说的近代欧洲的"大经济"。

其间,工业革命又是非常关键的,单独的商业改造不了社会;只有工业革命与之结合,才能改变社会。欧洲在古代就有很发达的商业,古希腊罗马从地中海的小亚细亚,贸易很发达,但是那种商业起不了改变奴隶主社会的作用,中世纪也有商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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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京)199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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