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贾永梅 胡其柱:乡土社会”:以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为参照的解读

更新时间:2014-09-29 19:57:05
作者: 贾永梅   胡其柱  

  


   现在,“乡土社会”的概念异常流行。社会学自不必说,即使在文学、历史学等领域,亦大有提及传统必称“乡土社会”之势。然而到底何为“乡土社会”?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它有没有一个确切的内涵和边界?似乎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多数论著都明确或隐约地认为,“乡土”就是“乡村”,“差序”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水波纹”,“乡土社会”就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别称。其实,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笔者觉得,在这个“乡土”风行的时候,有必要对“乡土社会”概念作一追溯和界定。“乡土社会”主要因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①而流行,学界也主要是借助费氏文本使用这一概念,因此笔者对“乡土社会”概念的界定,也将以费孝通《乡土中国》文本为凭借。

  

   一、“乡土社会”的边界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没有明确说“乡土社会”到底是指什么。或许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自明自足的概念,没有必要多费口舌。是故,我们在《乡土中国》中找不到对于“乡土”与“乡土社会”的界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他的文本中,“乡土社会”概念乃针对“中国”而发。但是,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乡土社会到底指其全部,还是仅指其中一个时间段?《乡土中国》只是讲“中国基层是乡土社会”,至于乡土社会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并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不过,根据《乡土中国》的内容和脉络,我们或许可以作一逻辑上的推断。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们终老己乡、不轻易流动,同时重视血缘和伦理,以血缘结成关系,以伦理维持秩序。那么,反过来就可以说,只有具备了上述特征,才能称之为“乡土社会”。这似乎委婉地提出了乡土社会的一个时间特征,即中国不是从来就终老己乡、伦理为治的,它们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征诸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到了商周时,这几个条件应该已经基本具备。但是,商周之“礼”是宗法王朝的政治规范,与费孝通讲的日常伦理有所不同。这种王朝的政治规范,转化为普通百姓的日常伦理,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从历史上来看,这个转化当发生于秦汉之际。至东汉时,儒家伦理已借助政府选官制度,渗入贵族日常生活。①到了两宋时期,儒家伦理又逐渐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恐怕是乡土社会的上限。

   如果乡土社会有一个上限,那么有没有一个下限?阎云翔先生认为没有,他觉得乡土社会可以通向未来。②其实,费孝通先生对此倒有所提及:“我们现在天天接触新的面孔,接触到的只是这个人的一个方面,换一个人接触时又可以是另一方面,这样就冲淡了每一个人的完整形象,要亲热也不会亲热起来。这种情形就和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同了。”③按照费孝通的意思,现在的社会正在失去“熟人”特征,而没有“熟人”的社会就不会和乡土社会一样。换句话说,失去“熟人”特征的社会,就不能再叫“乡土社会”。笔者觉得费孝通的说法更合理一些。因为从现实来看,工业化确实正在将中国推向陌生人社会,而这一社会与中国人习惯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是故,乡土社会应该有一个下限。我们尚不能断定这个下限什么时候到来,但是它的必然到来是可以确定的。

   说完了时间应该说地域。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乡土社会”就是“乡土中国”。然而,传统“中国”地域广大、边界模糊,仅说“中国”而不作具体界定等于没说。或许有人觉得费孝通既然谈“礼治”、家族,那肯定就是针对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地域或民族而言,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在晚清以前同样遵从儒家伦理,但不能说“乡土社会”包括它们。中国域内汉族以外的民族,不一定遵从儒家理念,却不能说他们不属于“乡土社会”。相反,费孝通在研究“乡土中国”时,重点考察的就是远在西南的瑶族:“为什么瑶民自己不做生意呢?他们会告诉你,我们都是亲戚朋友,怎么好要钱呢?”在这里,费孝通显然将瑶族地区视为乡土中国的一部分。至于中国域内的其他民族是不是,费孝通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我们或许只能断定,“乡土社会”所指称的地域,是中国境内以农业为主、强调乡土伦理的区域。

   同一地域上存在不同的生活空间,比如乡村、城镇、政府等。那么“乡土社会”究竟指哪一种生活空间?有论者明确认为费孝通的“乡土”就是“乡村”:“在他(指费孝通)看来,中国社会的基层(农村)是乡土性的,与基层以上的、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特殊的社会’(城市)有很大不同”。④有论者没有明说,但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亦都是针对乡村或农村而言。其实,如果仔细分析费孝通的言说,就会发现根本不存在“乡土等于乡村”的逻辑。他确实说过“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⑤但这句话只能说明他是从“乡下人”开始入手的,而不代表“乡下人”就是考察的全部。真正体现费孝通意思的,恐怕是这句:“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①

   “中国基层”指的是什么?在费孝通的学术语境中,“基层”具有特殊指向。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依靠双轨制来维系:上层的王权政治和基层的社会政治。基层社会政治是士绅主导下的社会自主空间。因此,费孝通的“基层社会”是针对王权政治而不是城镇社会来说的。既然是与王权政治相对,那么基层社会在理论上就不排斥城镇社会,只不过乡村在其中占主导而已。而且费孝通写《乡土中国》时,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洋社会进行对照,而并非仅以中国乡村与西洋社会进行对照。同时,中国传统城镇的生活状态与人际关系,与乡村社会没有本质性差异,两者都是一个固定的“熟人”社会,都强调血缘和伦理观念,都由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构成。所以,无论就费孝通文本而言还是就中国历史事实而言,“乡土社会”应该指唐宋以来相对于王权政治的社会自主空间,其中既包括乡村亦包括城镇。

  

   二、“乡土社会”的特征

  

   乡土社会作为一种理念类型,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核心特征?这是《乡土中国》所要讲的主要内容。在这本小册子里,费孝通讲了很多特征,包括差序格局、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等等。其他一些学者在阐发乡土社会时,讲的内容则更多。其实简单地说,乡土社会的核心特征最终可归为两点,即作为潜在规则的礼治原则和作为外在形态的差序格局。这两点足以使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与西洋的基层社会相区别。礼治是乡土社会的秩序维持方式。费孝通所说的礼治,并非王朝政治中的礼制。在王朝政治中,礼制是一种外在的制度规范,是维系国家政治的刚性力量。而乡土社会里的礼治,则是一种贯穿日常生活的传统:“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是从丰从示。丰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②作为一种传统力量,乡土社会的礼是无形的,但是无形并不代表着无力。传统积累得太多,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约束力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礼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的最大不同,是前者不需要外在力量推动。尽管有时得靠惩罚性仪式赖以维持,但礼的实现主要依靠个人自觉遵从:“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③在乡土社会中,由于人们长期共处一地,礼已经内化为个人的一种习惯。个人在遵从习惯或约束时,表现出一种与身份相应的姿态或行为。每个人的姿态或行为,都与家庭、村里的人产生联系。这种联系的外在表现形态,就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以个人为中心,像水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形成一个个的同心圆;所有人的同心圆相互交错,就形成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

   费孝通以“水波纹”比喻差序格局,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水面是平的,人们习惯地认为差序格局也是平的,就像水面上撒开的一张网。而且,费孝通在讲“差序格局”时,并未详细解释差序格局的等级性,结果使得很多人倾向将乡土社会想象为上下有序、和谐无间的“世外桃源”。应该说,这是一种误解。阎云翔先生撰文对此进行过批评。他认为差序格局包含着上下尊卑的差等,包含着纲纪严明的差等,而非温情脉脉的有序社会。④应该说,他的批评非常准确。儒家社会确实不讲平等,瞿同祖先生对此有精练的概括:“儒家根本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认为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分,社会应该有分工,应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劳力的农、工、商贾是以技艺生产事上的,劳心的士大夫是以治世之术治理人民食于人的,各有其责任及其工作,形成优越及从属关系的对立。”①

   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包含着等级。而且,这一等级有时还会制造血淋淋的“杀人”场景。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等级又不是森严无情的阶级对立:“贵贱上下的分野,是基于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才能情性的,可以说是以社会优异或社会成功为条件的社会选择。”②个人在这种等级中,存在着上下流动的可能。而且,儒家伦理中的贵贱都是以义务或责任为前提的。为子女者有服从的义务,为父母者则有抚育的责任;为贫者有卑贱的压力,为富者则有谦卑的要求。服从与被服从不是冷冰冰的、赤裸裸的付出与被付出,而是融于人情的一种身份要求。体面的人固然能从中博得权威,低下的人则可从中获得救济。③对于差序格局或礼治秩序中的这种“人情”,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比如香港学者黄光国先生认为,在“差序格局”中,情感要素由内而外逐渐变弱,“情感”是“差序格局”的根本构成要素。④其他学者虽然不同意他的解释,但都没有否定“差序格局”中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情感”。⑤

   即使就其经典而言,儒家学说亦非单纯强调“差序”。它们在区分贵贱、尊卑的同时,亦注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⑥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以“乐”补充或制衡“礼”。瞿同祖先生曾精彩地分析过礼与乐的不同功能:“礼分别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以维持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乐则以音声节奏激起人的相同情绪———喜怒哀乐———产生同类感的作用,故《乐记》云:‘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礼记》以维持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两者皆为社会组织所不可缺,不可偏废。所以《乐记》云:‘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⑦孔子或许对礼和乐两者关系有清醒认识,才发出“礼崩乐坏”的慨叹。可惜后人只求“礼不崩”而不管“乐坏”,才最终走到了“礼教吃人”的地步。

   简而言之,在乡土社会里,人们遵循的是礼治传统,追求的是差序格局。礼治传统与差序格局相互对应,互为动力。它们既强调贵贱尊卑之间的分野,又强调差序等级之间的情意,两者共同维系着乡土社会的运转。

  

   三、“乡土社会”的走向

  

礼治与情意结合的社会传统,曾令中国社会结构固若金汤,历时上千余年而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佛教、伊斯兰教虽然相继传入中国,但是都没能根本改变中国乡土社会的性质。晚清对于西方工业生产和生活模式的引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jie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8462.html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六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