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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从实求知*——费孝通之家庭承包制理解视点变迁

更新时间:2022-11-21 01:01:21
作者: 张浩  

   【内容提要】 在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几乎不对家庭承包制改革和农地制度发表看法,这对于一个以关注农民经济生活著称的研究者来讲是不同寻常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温州之行后,这种避而不谈的状况开始改变,他对家庭承包制的态度由初始的怀疑、保留逐渐转向肯定和赞同。他主要是从中国社会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角度评价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必然性,且认为家庭承包制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而予以调整和改进,以不断增强其适应性。费孝通对家庭承包制的态度及其变化是他从实求知的结果,这对于我们理解他晚年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思想转向很有启发。

   【关键词】 家庭承包制,费孝通,小农经济,农业现代化,从实求知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社会经济最为重大的两项变革。两项变革与两位老人紧密相关。

  

   家庭承包制的实行,重要推手是杜润生。杜润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从1982年到1986年,时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主持起草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家庭承包制在农村的推行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一锤定音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正式确立了家庭承包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性。

  

   乡镇企业的兴起,则离不开社会学家费孝通多年来矢志不渝的倡导与呼吁,部分缘于此项工作,令他获得“农民的代言人”之美誉。在其早年著作《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就指出了“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费孝通,2009[1939]:69)。他认为,农村衰败、农民饥饿的根源在于农村手工业的衰落,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恢复乡土工业,并使之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在《乡土重建》一书中,他用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乡土工业的恢复(费孝通,2009[1947]:67-72、81-118、135-140)。1957年4月重访江村,费孝通“为那种忽视副业和没有恢复乡村工业的情况而忧心忡忡”(费孝通,2009[1992]:48),忍不住表示“所提出关于乡村工业的问题,我依旧觉得值得研究”(费孝通,2009[1957]:56)。1981年实现三访江村,费孝通高兴地看到,村民的收入从1979年的人均114元快速上升至1980年的300元,原因就在于村庄从片面发展粮食转到大力发展家庭副业,村庄集体经济中的工业大幅增加。他表示:“我觉得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费孝通,2009[1981]:150)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费孝通“行行重行行”,持续对各地乡村工业的发展进行跟踪调查,先后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为中国乡村的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两项变革交相辉映,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的面貌,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业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与两项变革相关的两位智者,也在晚年声气相求,留下一段交往佳话。杜润生对费孝通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研究颇为赞赏。1985年初,杜润生专门为费孝通的论文集《小城镇四记》撰写序言,称赞他“多有论述,多有创见”,“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学者”,对他关于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研究以及他坚持到实地去的治学方法大为推许(杜润生,1985)。本文由此提出一个问题:以关于农村和农民的研究著称于世的费孝通,对杜润生勉力推行的家庭承包制改革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和评价?

  

   或许是因为问题太“小”,学界此前对这一问题缺乏讨论。唯一的例外,是周飞舟提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苏南看到的乡镇企业(社队工业)所代表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令费孝通感到兴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这一模式推广到苏北和全国各地的农村,然而部分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全国大部分地区都缺乏发展乡村工业的集体资金积累,这就使得费孝通足迹遍布“包产到户”的农村,却几乎没有对“包产到户”的赞誉之辞(周飞舟,2017)。不过该文主旨在讨论费孝通晚年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思想转向,并未就此一问题展开。

  

   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却有讨论的必要。讨论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家庭承包制的理解,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启示,而且有助于推进关于费孝通的思想的研究,拓宽对费孝通晚年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思想转向的理解。

  

   概括地说,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费孝通极少对家庭承包制和农地制度发表看法。这一避而不谈的状况在他1986年访问温州后有所转变,温州之行引发了他对自己乡村研究的一次重要反思,他似乎由此对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有了新的认识。尽管如此,在此后的公开著述中,除了偶尔零星的表述,他对此依然着墨不多,虽则他显然持续关注农村改革的进程,不可能不对农地制度和农村经营制度进行思考。

  

   值得留意的是,由费孝通多年的学术助手张冠生记录并整理出版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费孝通,2019),原汁原味地记载了费孝通私下关于家庭承包制和农地制度的谈话内容,为我们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书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学术反思的基础上,出于对乡村工业的辩护,费孝通初步提到对家庭承包制的认识;90年代中后期,基于对东部和中部省份的密集调研,他对家庭承包制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评价。

  

   二、改革初期的避而不谈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公开讲话和著述中,费孝通极少对家庭承包制和农地制度发表看法,这对于一个毕生关注和研究农民经济生活的研究者来讲是不同寻常的。

  

   在费孝通早年的研究中,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方式曾是极其重要的研究内容。他在《江村经济》中抽出专门章节讨论了20世纪30年代江村的土地制度安排,从租佃关系中不在地地主的广泛存在横向地联系到当地家庭手工业的衰落。江村的村民一向同时依赖农业和家庭蚕丝业维持生计,但是近代以来受西方机器工业的挤压,传统家庭手工业陷于崩溃,农民的收入急剧下降,生计陷入困顿。农民不得已求助市镇资金的接济,而市镇资金流入农村的另一面就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田底权)流入市镇,农民从自耕农变成佃户,肩头加上了租金负担。用土地所有权换取市镇资金有如饮鸩止渴,村民生计更趋恶化,土地所有权进一步持续外移,高达70%的人家成为没有田地的佃户,“一个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费孝通,2009[1939]:265)。“广义地说,农村问题的根源是手工业的衰落,具体地表现在经济破产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问题上来。”(费孝通,2009[1939]:263)费孝通指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但是仅有土地改革是不够的,“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费孝通,2009[1939]:266)。在转入抗战后方的后续研究中,费孝通继续以农地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江村是靠近都市,深受现代工商业影响的村庄,那么在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少,村民基本自给自足的村庄里,土地、手工业与其他方面的情形又是什么样的呢?费孝通很自然地生发这一疑问(费孝通,2009[1944]:2-3)。他于1938年秋离开英国到达昆明后,很快在云南选择了禄村、易村、玉村三个各具特征的村庄,进行实地的比较研究,期待“通过比较四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的土地体制,我们将能够产生一个关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租佃关系的发展,如何受到作为工业革命的一个结果的农民收入的下降之影响的普遍陈述”(费孝通,2009[1945]:191-192)。基于云南三村实地调研掌握的情况,费孝通对农村土地占有的不公和阶级的分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关于中国土地制度与乡村工业的问题意识与解释逻辑也更为清晰,这一点显著地体现在《云南三村》和《乡土重建》两书中。他延续江村调查得出的判断指出,农村问题的根源在于西方机器工业侵入导致的乡村工业崩溃,因此土地改革仅仅是发生改变所需的必要一步,根本的解决还在于乡村工业的恢复。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社会学学科取消,费孝通将研究重心转向民族学。1957年后,他更是陷入长达二十年的沉默。1977年复出之后,他被赋予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任。在重建社会学的工作初见成效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关于乡村工业和小城镇的研究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上,晚年则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不过,费孝通很少再对土地和农业问题发表看法。1982年初,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获得全国范围的合法性,费孝通四访江村,随即回京参加首都迎春团拜会,他表示为大家“带来了家乡的喜报”。他说:“像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我家乡的农村在过去的一年里贯彻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的政策,战胜了相当严重的自然灾害,保持了我国农村经济节节上升的势头,取得了这个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历史上最高的记录。”“家乡的农民由于落实了多种多样的责任制,发挥了空前的积极性……”(费孝通,2009[1982]:222)。这是他少有地在公开发言中提及农业生产责任制。不过这与其说是对农村家庭承包制的肯定,不如说是对农村改革政策的肯定,因为江村真正实行家庭承包制是在1983年之后。

  

费孝通对家庭承包制改革的避而不谈,部分原因在于对过去的一段人生经历心有余悸,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他顾虑分田到户可能会削弱集体的角色和作用,进而对他念兹在兹的乡村工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倡导乡村工业是费孝通关于农村研究的一个主轴,一如前述。1981年10月三访江村,他敏锐地意识到,“乡村工业的崛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文革”期间大城市的生产秩序遭破坏,大量技工离城回乡,毗邻上海的苏南秉持原有的“工农相辅”传统,在返乡技工、插队知青、“星期天工程师”等的帮助下办起公社和生产队的小工业(社队工业);公社体制解体后,农业经营承包到户,社队企业则得以保留,改称乡镇企业,成为苏南模式乡镇集体企业的基础。费孝通乐观地认为,苏南的乡镇企业(社队企业)是通过社队集体的渠道,借助集体的力量发展起来的,这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而苏南农村处于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前列,“苏南的今天就是其他地区的明天”。他热切地在江苏各地乃至全国各地奔走,强调“无工不富”的道理,探索如何“从农业里长出工业”。但是,正如周飞舟所言,比较起来,苏北缺乏苏南这样的基础和途径,江苏之外的其他广大乡村地区同样如此,因此都面临一个如何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发展乡村工业的问题(周飞舟,2017)。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增加了农户的自主权,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集体统筹协调积累资金的能力,似乎更增加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既然认为家庭承包制有可能损及乡村工业的发展,费孝通的迟疑和慎重表态也就可以理解了。费孝通记得,童年时每逢吃年夜饭,老祖母在端上最后一道菜时总是喜欢指点着盘中的鱼,当众说一句“岁岁有鱼(余)”,不解其意的他有一年鼓足勇气讨问道理,老祖母轻轻吐出四个字“留有余地”,这四个字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对他以后的做人做事持续产生影响(费孝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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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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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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