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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中国模式为什么没有崩溃?

更新时间:2014-06-07 22:59:30
作者: 方绍伟  

    

   本书第一章在谈到中国发展的可持续问题时,曾提起现存的三种不同观点: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现状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层“民粹化”与上层“寡头化”终将导致“权威之乱”;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权威主义被彻底否定,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民主之乱”;还有一些人认为,“权威之乱”和“民主之乱”都不会出现,中国经济也许会有危机,但中国的发展势头不会有大问题。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谜,不管具体论据如何,这三类观点的争论进一步使中国前途的迷雾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不过,“中国崩溃论”一直是其中的一股暗流。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内外的不少观察家一直在预言中国政治的崩溃,进入新世纪之后,更多的人开始谈论“中国模式”的消亡。意外的是,时至今日中国不仅没有崩溃,“中国崩溃论”本身反倒似乎不妙。对于希望或不希望中国崩溃的人来说,“中国模式为什么没崩溃”就成了一个极大的谜,“中国模式会不会崩溃”则是一个更大的迷。

    

   1,“冷酷实证”方法论

   本书最后一章的目的就是为读者揭开这两个谜。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开这两个“中国之谜”,这个办法也是本书所或明或暗地一直坚持的“冷酷实证法”。“冷酷实证”就是尽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去观察中国,尽量不作或只作最低限度的价值判断,并在直达事物的本质之前不提出任何政策主张或价值规范。“冷酷实证”与“一般实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为实证而实证”。

   我们中国人对亲疏贵贱十分敏感,所以这个“无立场”的方法对大家来说可能很难接受,甚至会认为不可能。可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只有采用这个策略才能不受任何政治立场所累。一个学者一旦被政治立场所累,他对现实的判断,就会变成对寻求改现实的判断,以致于他会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或肯定现实的因素,他会因为这种“选择性失明”而不再可能直达事物的本质。我们可以把这种“以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为代价”的感情倾向称为“规范冲动”。“冷酷实证”就是要在避免“规范冲动”的前提下解开“中国之谜”。

   老子说“天地不仁”,庄子说“至仁无亲”,要直达事物的本质,就不得不“冷酷无情”、“不仁无亲”。我并不认同“存在即合理”或“强权即真理”的观点,本书涉及的只是现实的存在性,不是现实的合理性。“规范冲动者”不透过价值就无法认识现实,但是,立场是认识的累赘,认识才是学者的生命。

    

   2,中国的“崛起”、“被崛起”及“持续崛起”

   有没有“中国崛起”或“中国奇迹”这回事?这是一个仍在争论的问题。中国的“崛起”和“没崩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这里先简单讨论一下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然后再着重分析“没崩溃”的原因。

   古代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明万历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落后进一步加速。新中国建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GDP一直徘徊在世界前十名开外,到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才突然开始发力,并在10来年内连续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中国进一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2030年之前中国将可望超过美国。

   从1979年到2011年,中国的GDP连续四次每八年翻一番。从近代历史上看,一国GDP翻一番的时间,英国用了58年(从1780年起),美国是47年(从1839年起),日本是33年(从19世纪80年代起),而印度尼西亚是17年,韩国是11年。历史上,人口城市化的比率由20%升到40%,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经历了30年,日本经历了30年,中国则只用了22年。另外,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中国城市早已超过了200个,远远多于美国和欧洲同等城市的总和。

   肯定“中国崛起”的人认为,象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时间长度,确实存在国际先例,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在类似的速度和时间长度下有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连续四次每8年GDP翻一番的,在1970年以后做到的也仅有中国一家,所以,时代不同带来的可比性问题,并不能降低中国的发展成就。

   当然,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的GDP现在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的十一分之一,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也在100位之外。所以,低调一些的人认为,虽然中国的GDP已经从30年前的10名以外,变成了如今的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遥遥落后”,即便经济增长率和汇率升值使中国的GDP在未来十几年内赶上美国,人均GDP再过几十年也未必能超过美国。更加重要的是,国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欧美大约为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只有12%左右。当然,如果考虑农民收入难以统计的因素,还有灰色收入等其他因素,中国的比例可能可以调高一些。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老百姓收入的3倍左右,而很多发达国家正好相反。财政收入当然可能“用之于民”,但就像本书第三章所分析的,与“身份权”相关的“逆向福利”问题依然严重。

   在另一方面,否定“中国崛起”的人,则偏向于只看中国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不缺的还就是问题,例如: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物价房价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贪污腐败问题,政治民主问题,教育医疗就业问题,社会管理治安问题,暴力拆迁、违规征地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等等。面对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很多人相信存在的只是中国的“被崛起”。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只有政府在崛起,权贵在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中国有的是“一半崛起”或“崛而不起”。

   所以,有没有“中国崛起”,就要看你是强调规模,强调人均,还是强调问题。但是,本书所说的“中国崛起”既不只看规模,也不只看人均或问题,而是强调“制度”。根据标准的西方观点,中国的崛起有“三个不可能”。一是市场化不可能离开法治宪政而成功,二是粗放的外向型经济不可能长期持续,三是权威主义政治不可能长久稳定。按照这种思维,西方的有些中国观察家,不是年年在等中国出问题,而是天天在盼中国出问题。当然,他们未必是出于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而主要是出于一种观念倾向的主观预期。

   当中国发展的“动车”依然滚滚向前时,观察家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自己的“崩溃预测”。同时,中国的一切被看成了表面的繁荣和稳定,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危机都被认为是“潜伏”在社会的深层,并随时等待爆发;而且,一切可能发生的社会事件,都被当成了“即将爆发总危机”的有力证据和迹象,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也都被认为是在拖延时间、苟延残喘。

   本书的“中国崛起”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说的,它指的是:中国那种非西方的“行政市场经济”,加上非西方法治意义的市场运作和政治集权,居然能够在没有与西方“并轨”的情况下“老不崩溃”,并还能在危机四伏的全球化经济中继续发展。

   这种“不崩溃的发展”本身确实是一种奇迹。那么,到底是“早晚崩溃”的“西方观点”出问题了,还是“中国现实”出了问题?到底是“西方的理论”错了,还是“中国的现实”错了?难道中国人都变成了西方意义上“不合理”的“非理性人”?还是说中国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理”?中国会不会真的不一样?中国还能不能从“崛起”走向“持续崛起”?

   本书关心的不是西方的“理”好还是中国的“理”好,也不关心人们应该坚持“西方思维”还是坚持“中国思维”。本书关心的是:在西方的“三个不可能”情况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这背后有没有什么依据?不管人们喜欢还是讨厌这些依据,这些依据是不是符合现实的逻辑?

    

   3,中国人的怨气是哪来的?

   中国没有崩溃,但中国人的社会怨气却随处可见。经过了三十多年成绩斐然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怨气似乎不是小了,而是令人费解地变得更大了,并且成了“中国崩溃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最近几年里,社会怨气突出地表现在维权抗争、泄愤杀人、哄变骚乱、恐怖袭击、信访受压、绝望自杀、交通事故等多个方面。“杀童”不为越货、“杀官”只为愤恨、自杀不惜“连跳”、“自焚”不顾一切,还有信访成了非法、追尾事故不断,加上大量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造成的社会怨气,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背后,竟显示出中国的学者们所说的“溃败”和“溃散”迹象,以至于不断地强化了“中国崩溃”的预想。

   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常被说成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有人认为,这个“供需矛盾论”正在让位于“分配矛盾论”。中国网民则另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智商-道德矛盾论”)。如果从社会怨气的角度看,其实也可以说,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怨气,同政府不断下降的排气供给之间的矛盾(“怨气-排气矛盾论”)。

   中国的知识界对社会怨气的原因提出了至少五种解释: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二是贪污腐化加剧,三是社会正义匮乏,四是个人道德沦丧,五是个体信仰迷失。福利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人是一个以“相对福利”为转移的社会动物,当大家都一样穷的时候,人们的气都不会太大,而当大家都好起来、一部分人却好得比另一部分人更多更快时,有些人的气就开始不顺了。人类的公平观念就是来源于人的相对幸福感。在人类的情感中,“憎恨”偏偏又是比“恐惧”更加易燃易爆的危险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再控制,所能产生的“恐惧”无论如何也抵不过“憎恨”的爆发力。

   当人们没有比网络更好的发泄工具时,“网络发泄文化”和“网络轰动效应”就进入了“中国特色”的家族。网络发泄尽管只是“虚拟发泄”,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中国人泄恨解气和舒缓社会矛盾的有效通道,很多事件没有演变成社会危机,网络发泄实际上立了大功。在传播信息的意义上,网络有利于民主,在舒缓社会怨气的意义上,网络则有利于稳定。

   可是,中国人现在又是在“憎恨”什么呢?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政治学理论给出了直截了当的解释:巨变点燃了人们的期望,期望急速转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参与;而当协调这种大规模能量的制度安排无法同步跟进时,个人挫折和社会怨气便同样急速地蔓延,以至于出现了“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不满一触即发”这样的矛盾景象。

   巨变产生期望,期望导致躁动,躁动的落空激发社会怨气。这就是说,这个“社会怨气”可以是“怨恨一切”,“怨恨的形式”比“怨恨的内容”更能体现“怨恨”的本质。“怨恨的形式”便是“时间偏好强化”的形式,通俗地说,就是“现在就要”、“一切都来不及了”、“别人都那样了我怎么才这样”,等等。所以,不是中国人日子改善之后想要更好的日子想疯了,而是绝对福利改善开始被相对幸福感给压垮了,人们已经被“现实”和“潜在可能”的一步之遥给逼急了。中国似乎早就从“大鱼吃小鱼”进入了“快鱼吃慢鱼”的时代。

    

   4,“社会加速溃败论”

2010年,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有一篇题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孙立平的“社会加速溃败论”把“憎恨”的矛头指向了“权贵资本主义”,他认为:“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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