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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罗默的“内生增长论”及其局限

更新时间:2018-10-26 08:01:25
作者: 方绍伟  

  

   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保罗·罗默(Paul M. Romer),因把知识和技术创新纳入宏观经济分析,而同耶鲁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一道,获得了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对罗默理论贡献的介绍已经很多,本文将不再重复大家对罗默的肯定,而侧重于他的内生增长论的局限,并试图阐明经济增长理论的可能发展方向。


一、经济增长研究:评价标准与理论图景

  

   一种经济增长理论得到肯定,往往是因为它在某些重要方面,深化了我们对长期增长原因和对策的理解,这类理论贡献是难得和有益的。但是,要更全面、更准确估量一种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我们还需要在拿它解释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外进行一个“非洲穷国测试”。

   这个测试指的是:把任何一种得到充分肯定的经济增长理论,用到任何一个当代非洲穷国去进行原因解释,如果这个理论能比其他理论解释得更有说服力,即不仅能更好地解释长期增长的原因,还同样能更好地解释长期不增长的原因,那么,它的有效性就越高,否则,任何已经得到充分肯定的理论,都可能只是一种必要的“黑板经济学”。

   以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为起始标志,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一个被争论了240多年的经济学核心问题。古典增长理论注重基础的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包括政府作用、分工与市场、收益递减、比较成本、要素价值等等);新古典增长模型则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增长,把资本劳动比、资本产出比、储蓄率、劳动力数量、技术进步率等看成外生变量(即理论模型的参数),并把分工、财政、制度、文化、地理、资源等等排除在分析模型之外。在此之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基本上是沿着新古典理论的思路,逐步把上述的外生变量内生化(即把参数转化成自变量),并把模型外的其他因素纳入模型(即转成参数或自变量)。

   例如,英国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拉姆齐(Frank Plumpton Ramsey,1903—1930)等人将储蓄率内生化,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1924—)等人首先把资本劳动比和资本产出比内生化,而罗默的贡献则是把知识和技术创新内生化。

   要深入理解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根本区别,关键还在于把握两者不同的分析方法或“理论图景”。古典增长理论的理论图景是随笔式的综合分析,通过列举和分析已经被认识到的增长要素去阐明增长的原因;而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理论图景则是公式化的推理分析,把导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纳入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从而用去繁就简、舍弃背景分析的方式去把握复杂世界中的经济增长。

   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感悟古典增长理论的微言大义和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直接简明;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为什么新古典增长模型会一步步地把更多的外生变量内生化,并一步步地把模型中没考虑到其他因素也纳入模型。古典主义偏向宏观大理论,新古典主义偏向微观小理论。但古典理论对现实的抽象描述再充分,也不可能完全把握复杂的现实。新古典理论因此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思路:既然复杂现实无法被完全把握,就不如通过简化和抓取要点的方式去把握,如此构造出来的理论模型,就可以成为理解和解释现实的有用参照。

   总之,经济理论分成解释型、参照型、政策型三类,古典经济学侧重从强调背景分析的解释型理论进入政策型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从强调简明直接的参照型理论进入政策型理论。只要那些关键的现实背景因素没被纳入模型,新古典理论就必然是参照性质的。所以,以罗默为代表的内生增长论及其后续发展,只是沿着抽掉背景分析的新古典参照型理论的路径,再通过逐步细化一个个增长要素的方式回归和提升古典理论而已。

   有了这个理解,我们对罗默的理论贡献和长短之处就能洞若观火了。

  

二、罗默的内生增长论

  

   罗默的理论贡献是提出和推进了内生增长论,这主要体现在他1986年的《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及1990年的《内生技术变化》(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这两篇引用率极高的论文中。罗默也是继罗纳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2013)之后又一个主要靠两篇论文就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

   《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一文,提出了一个内生技术变化和无政府干预的次优竞争均衡模型。该模型假定,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知识积累和投入具有边际生产力递增的特性,因为无法完全垄断的新知识对其他经济主体的生产可能性具有正的外部影响,而新知识的增长即便在所有投入都不变的情况下也会无限持续,但知识生产本身的收益递减确保了消费和效用不会过快增长。

   传统理论认为,资本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会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递减,各国的工资和资本劳动比率会逐渐趋同,因此,初始状态和当下变动(如财政政策变动)对产出和消费没有任何长期影响。与收益递减的传统理论相反,罗默的新模型认为,私人行为者能够把小的知识和技术变动放大,经济增长率因此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大国总能比小国增长得更快;各国的人均产出不会趋同,这种结果并不依赖于外生的技术变化或国别差异,甚至在假定偏好、技术和人口总量都稳定时也如此。另外,政府的税收和补贴可以改善次优的竞争均衡。

   《内生技术变化》一文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由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四要素,以及研究开发、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三部门构成的动态垄断竞争模型。该文认为,经济增长是受利润最大化驱动的目的性投资发展技术的结果,但利润驱动的内生技术不是传统理论模型中的普通产品或公共产品,而是一种非争夺性和部分排他的产品;技术近似于可重复共享而不受损和不增加成本的非争夺性,意味着价格竞争不完全有效,由此导致的是一种垄断竞争的均衡。该文的主要结论是:人口不能衡量市场规模,高人口总量并不足以导致经济增长,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才是决定增长率的关键;知识有溢出效应,也可被收买而用于垄断定价,故在均衡状态下,投入技术开发的人力资本会因补偿不充分有所不足,并且对利率水平比较敏感;政府补贴人力资本生产可以提高效率,而融入世界市场则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

   这两篇论文,都充满了新古典参照型理论特征的复杂数学公式和推演,但在为2007年出版的《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撰写的“经济增长”词条里,罗默把经济增长类比成按菜谱进行烹饪,这个类比非常有助于理解他的内生增长论。

   在罗默看来,人们按照食谱把食材做成美食,能做的美食会受制于食材的多少,如果经济增长像一成不变的烹饪那样重复进行,原料最终会被用完,污染和其他副作用也会达到可怕的水平。但历史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更好的食谱,不只是更多的烹饪;如果没有副作用小和单位经济价值更高的新食谱,人类早就会面临增长的资源极限。人们往往低估发现新食谱和新烹调技术的潜力,新的潜力实际上使增长表现为倍增而不是累加。显然,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类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资源的有限性只是当下知识和技术水平下的有限。

   总之,罗默的内生增长论强调的是“知识-教育-技术”的三位一体(教育程度是人力资本的具体指标)。在上述词条里,他还进一步强调了“元创意”(meta-ideas),即如何生产和传播其他创意的基本创意。在此,他提到了英国17世纪的专利和版权,北美19世纪的研究型大学和20世纪的同行评议经费竞争下的基础研究,还有未来如何确立制度以鼓励私企的实用和高水平研究与开发等等。


三、内生增长论的局限


   熟悉“知识就是力量”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我们也许会觉得罗默的理论并不稀奇,但常识性理解毕竟不可能涉及内生技术、收益递增、溢出效应、非争夺共享等观念,而这些观念的模型化,在专业的增长理论里就是大的发展。罗默的内生增长论确实在1980年代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影响延续至今。

   与新古典的资本和劳动决定论相比,罗默的理论会因为强调知识创意、内生技术、溢出效应和收益递增而有更明显的优势,但如果与制度和文化决定论相比,其狭隘性就太明显了。如上所述,新古典增长理论用简化和模型的方式去把握复杂的世界,其理论模型因此含有很多理想化或非现实的假设(如各国的制度和文化可以被假设为不重要而不被纳入模型),并因此更显示为一种参照型理论而不是解释型理论的特征,在经济增长原因问题上也因此更注重直接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

   读者也许马上会问:如果罗默的理论只能是一种理想参照,现实解释力相对更低,那他为什么还会得到诺贝尔奖呢?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现代经济学几乎完全是被新古典理论范式所统治的,新古典理论范式中的理论进步即便现实性还有不足,在理论参照的意义上依然是有用和可贵的,因为,解释型的理论都是以参照型理论为基础并通过放宽假设而得到发展的。

   另外,同诺贝尔和平奖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2018年选择了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矛头所向显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环境政策,它所要传达的信息是:有学术依据的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比政治信念支配下的政策更可靠。因为诺德豪斯的研究表明,对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问题,最有效的补救措施是对所有国家统一征收全球碳排放税。而特朗普恰恰一直把气候变化称为“骗局”,直到最近才改口称其 “不否认(存在)气候变化”。

   另有读者可能会问:凭什么可以断定,罗默的理论在现实解释力上会相对更低呢?这就要引入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1920—2015)提出的 “诘问”:如果像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说的那样,资本、劳动、知识、教育、技术、创新等等都很重要,那为什么有些地方能有这些要素而有些地方却不能有呢?

   很明显,“诺斯诘问”击中了所有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要害:这些理论只考虑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不考虑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用诺斯的话说:资本、劳动、知识、教育、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等等的增加,本身已经就是增长而不只是增长的原因;新古典增长理论说的是增长的来源(sources),可现实需要知道的是增长的原因(causes)。

   也就是说,罗默即便追问了“元思想”,他的获奖理论依然还是在新古典的洞穴型视野内打转,而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旷野型视野。在他的烹饪类比里,菜谱和新烹饪技术对经济增长来说是最关键的,可问题恰恰是:为什么有些地方能出新菜谱和新烹饪技术,而有些地方却不能?

罗默自己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The New Kaldor Facts: Idea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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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2018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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