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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鸿:社会契约与国家理性

更新时间:2013-12-28 22:42:24
作者: 胡玉鸿  

    

   内容提要: 国家理性也即国家的正当理性,它涉及国家的建构、国家的目标以及国家的保存等诸多重大政治、法律问题,而启蒙时期的社会契约理论,正是围绕为何要有国家、国家如何正当等方面予以解答的学说。在启蒙思想家看来,国家的存在符合人们的本性,国家的产生源于人们的理性选择,人们造就的国家体现了公共的集体人格。有关国家理性的内容,社会契约理论从国家的正当性、国家的道德性、国家的公道性、国家的中立性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在现代社会中,为了使社会契约论规制下的国家品性得以维持,提倡公民德性和加强公民美德的培养,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

   关键词: 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国家理性;公民美德

    

   导言

   “国家理性”一词在政治学、法学上的使用,按照我国台湾著名学者洪镰德的说法,是由意大利哲学家桂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首发其端,桂氏认为当局在采取某些行动时一定要有其理由,这种理由也就是理性的运作{1} (P.490)。而在追溯“国家理性”一词的起源和意义时,美国学者维罗里指出:“在1589年乔万尼·博特罗的《论国家理性》出版之后,一种由‘国家理性’概念所激发的新语言传播到17世纪早期的整个欧洲。这种新的语言维护并捍卫了人们对于政治行动之目标和手段的新诠释。政治不再被理解为通过正义和追求美德而维系一种政治生活的艺术—在‘国家理性’概念出现前,传统的政治定义就是如此界定的,而是一门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保存国家(所有类型的国家)的艺术和科学。”{2} (P.100)按照这一说法,早期的国家理性观念排除了对正义和美德的追求,而成为一种保存国家的统治技艺。然而,这种“国家理性”的定位,却因为其太多的功利因素和赤裸裸的权术背景而遭人诟病,包括博特罗在内的诸多学者均试图将其回归到“正当的国家理性”轨道上来。例如学者指出,维柯所言的“国家理性” 就与纯粹的统治术不同,而包括三个方面的“正派”内容:一是将政治公道与自然公道结合在一起的卓越智谋;二是通过对个人的某些损害而产生巨大公共利益的智谋;三是不与国家利益相违背的个人利益的智谋。总之,“在维柯式‘国家理性’中,集体利益成了个人利益根本性的道德标志”{3}(P.23)。这种意义上的“国家理性”,祛除了功利主义的权术色彩,而以公道、公益等作为国家的行动目标。这也正是本文所认同的“国家理性”内涵。

   当然,“国家理性”词义理解上的多样,并非本文论述的重点,但是,以社会契约论来解构国家理性,则有必要加以特别说明。为什么要以已成陈迹的社会契约论作为分析国家理性的素材呢?这在笔者而言,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

   首先,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理性”是解释“国家存在的理由”,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为何要有国家”这一根本问题。从政治理论和法学原理上而言,社会契约就是一种缔造国家的协议,由此人类摆脱了自然状态而进入政治国家时代。在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看来,国家的出现是人们通过缔结契约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其理论要旨,在于“把政府看作宛如人民所建立的一样,并根据政府是否为保护把它们建立起来的人民这个目的服务来评价这个政府”{4}(P.705)。简单地说,国家并不是自然的产品,而是“人造”的物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或者是为了免于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可怕的争斗(如霍布斯的理论),或者是为了追求幸福(如洛克的理论),或者是为了成就公意(如卢梭的理论);而政府不仅从人民的同意中获取了统治的正当性,同时,政府也必须承担起保障人权、维护秩序的职责,否则,人民可以收回自己的承诺,另行组建国家。既然有了作为先决条件的社会契约,那么,国家理性也只能在此基础上存在和应用。正因如此,探讨社会契约对国家理性的可能规制,有利于说明国家理性的具体内容。

   其次,依据许章润先生的定位,国家理性是为国家所提供的合法性叙事和正当性说明,其论域包括三大命题,即“为何要有国家?”、“如何才有国家?”以及 “国家应当为何?”{5}(P.1-2)。作为诞生于启蒙时期的政治和法学理论,社会契约论正好涉及了国家的建构、国家的保存以及国家的目标等诸多重大理论问题,因而可以与上述基本问题的追问密切相连。换句话说,正是社会契约的订立,才为国家为何形成、如何形成以及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论证。根据这种理论,国家虽然在人们签订契约之间即可独立运作,然而国家必须信守契约的内容而履行其对人们的法律责任。换句话说,对于国家而言,它必须本着理性的要求来对待所有的社会成员,使人们生活在可以预测行为后果的法治状态之下,而不是生存于不可预料的人治与专制状态之中。

   再者,即使是将国家理性等同于“统治技艺”这一方面的内容而言,社会契约论同样具有极强的解构力。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启蒙运动中的社会契约论对于国家统治的工具—法律—的认识,在这一时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关心法律的实质转向关注法律的形式,“这个重点转移,由法律的内容转向强调立法者,影响到人对实证法内容的看法。重点转向谁才是确当的立法者之后,人对立法者制定什么法律可以比较不那么挑剔。法律好不好的问题不知不觉化成法律有无正当性的问题,法律有无正当性的问题不知不觉化成法律应该以何种程序制定的问题。法律如果由正确的人以正确的方式制定,就是好的法律”{6}(P.218)。由此可见,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和程序主义的缘起,实由社会契约理论开其端。在当代社会,程序自然法或者法律形式主义的要求在国家治理中已大行其道,而解构作为这一理论源头的社会契约论,自然就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契约理论与国家理性的证成

   按照学界的通常看法,纯正的社会契约理论是从欧洲启蒙运动开始的,而霍布斯、洛克与卢梭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本文有关社会契约论在国家理性方面的建构与规制作用,也大多以上述三位思想家的学说为基本依据。在为什么需要国家的问题上,启蒙思想家从人的本性、理性选择及集体人格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证。

   (一)国家是合乎人性的事物

   拥有天赋人权并生存于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放弃自然权利而建立国家?这就不能不归结到人的本性问题。对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他当然可以选择离群索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如古代的隐士与狂生那样。然而,这种孤标傲世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人生,也不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都会有的追求。实际上, “没有一个人能够永久与世隔绝地生活,相反,所有的人均基于其生存条件的要求,需要生活在一个彼此交往、合作和相互信任的社会里。” {7} (P.1)放眼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论是初民社会的人类需要通过合作来抵御自然界的恶劣生存条件,还是后世社会普通的个人从呱呱落地到其长大成人需要别人的照料,就生存本身而言,合作与联合都是与人类相伴的。这对于以“政治性”作为其本质特征的国家来说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人们必定要生活在“国家”之中,无政府状态必定会导致人类的消亡。因此,格劳修斯将“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的人为享受权利和谋求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一个完美的联合体” {8} (P.38)。这种“联合体”本身,就不是一种血缘关系的自然联合,而是一种面对共同的社会环境、追求公共利益的社会联合。在这种联合之中,人们和平共处,守望相助,营造着和谐的生活氛围。可见,人们必须要创造出国家这一联合体,以此来维护人类安全的生存环境,并使人得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正如卢梭指出的那样,“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在卢梭看来,“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9} (P. 19)

   我们自然也可以想象,如果人们之间在日常的交往、相处中都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那么,人们之间以礼让的方式行事,似乎就可以维持社会的和平与秩序。同样,对动物社会而言,它们在没有任何约定的情况下,也大体能够保持群体内部的秩序,并不需要有一个人造的国家或类似的机构的存在。那么,国家的存在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说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呢?对此,霍布斯对比了动物社会(如蜜蜂、蚂蚁的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差异,在他看来,六个方面的差异使得动物社会的相安无事不可能复制于人类社会,因而必然需要国家的存在:一是人类不断竞求荣誉和地位,动物世界没有这种追求;二是人类的成员既需要共同利益,又需要个体利益,而在动物之中,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没有分歧;三是人类拥有理智,对公共事务有不同的看法,而动物不像人类一样能运用理智;四是人类拥有语辞技巧,可以惑乱人心,捣乱和平,但动物没有这种技巧;五是人类在安闲时往往会制造事端,动物则可以享受安闲;第六个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这些动物的协同一致是自然的,而人类的协议则只是根据信约而来,信约是人为的。因之,如果在信约之外还需要某种其他东西来使他们的协议巩固而持久便不足为奇了,这种东西便是使大家畏服,并指导其行动以谋求共同利益的共同权力”{10}(P. 130-131)。可见,国家的产生虽然有人为的因素在内,是人们相互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但其本身也是人类自然本性的体现,迎合着人们的自然需求与自然情感。人们只有通过结合成国家这一共同体,才能走出自然状态,求得自我保全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

   洛克同样从人的天性出发,论述了签订社会契约而建构国家的必然性问题。在洛克看来,“上帝既把人造成这样一种动物,根据上帝的判断他不宜于单独生活,就使他处于必要、方便和爱好的强烈要求下,迫使他加入社会,并使他具有理智和语言以便继续社会生活并享受社会生活”{11}(P. 48)。这就是说,人的天性注定了其要过社会生活,想不依赖于任何人而独立生存者都只是与人类的天性对抗。不仅如此,加入社会并不会使人失去什么,相反,他能从社会的合作中获得好处。同样重要的是,摆脱自然状态所建立的社会只能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国家,公共权力表明了其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特性,因而国家的存在并不与人的天性相悖,相反,它是保证人的天性得以全面实现的制度基础。

   (二)国家是人们的理性选择

   国家虽然合乎人们的自然本性,但是,没有理性的引导,人们则可能还会生存于悲惨或不便的自然状态之中。正因如此,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自然状态的假设和人的理性的确认,论证了国家生成与个人理性的契合。

对于霍布斯而言,其预设的自然状态的战争性、悲惨性,历来是人们要理性选择建立国家的经典陈述。为什么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霍布斯主要是通过三个预设进行了论证:一是人的自然平等性,“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10}(P.92),而自然平等所造就的人与人之间的状态就是势均力敌的竞争状态,没有哪个人能够拥有绝对的优势力量来支配、控制他人;只有超越个人力量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存在,才可望维持社会的和平;二是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自然状态既缺乏供人们生存、享受的丰富资源,也缺乏人为增加资源的“产业”{10}(P.95)。这一境况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10}(P.93)。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不可避免,甚至先发制人也成为最佳的生存战略。三是欲望的无限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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